俗话说的“宁做鸡头，不当牛尾”，根源就在于鸡头虽小，但自己可以做主，牛尾虽大，但自己只能跟随。公社书记虽然在国家干部体系中是最基层的“鸡头”，但却是名副其实的一方诸侯，一个“土皇帝”。特别是在高度集权的国家计划时期，公社书记更是拥有招工、招干、招生的“三招”大权，拥有分配各种物质票证的大权，拥有任免各个大队和所辖单位领导的大权，拥有其他方方面面的大权，公社书记的一句话，往往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划定了一个人的轨迹，确定了一个人的贫富。现在虽然招生权没了，招工招干权少了，但其他权利依然还在，权力的威风依然凛凛。
对于易大伟来说，他想带谁下大队就带谁，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兴趣。按常理讲，像钟国正这样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新同志，易大伟是不会带的。他从当农业局长到当大历县公社书记这么多年，的确还从来没有特意带过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人下大队。这次之所以带钟国正到各个大队转一转，首先是第一眼看着钟国正时很顺眼，有种一见如故的直感。直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领导同志看人，第一眼的直感，常常会给他们产生先入为主的强烈印象，深深地铭记在心中。钟国正天生一股男子汉的气质，声音宏亮，谈吐自如，不卑不亢，谦虚而自信，又是农专农学科毕业的，懂农业生产专业技术，和自己尽管不是同校却在专业上相近，特别是大专生，介于本科生和中专生之间，学的专业知识既带有前瞻性、全面性和系统性，更带有实用性、成熟性和可操作性，比本科生实际，比中专生博学，这恰恰是现在公社干部最需要有的基本本领，这使易大伟更喜欢钟国正一些。
而更深层次的一点是，钟国正的堂兄在省委办公厅工作，如果他下到地区工作，就有可能是地委、行署一级的领导干部。这是不能小觑的。他的表叔李青昭，是易大伟当县农业局局长时的上级业务局领导，两人的私交一直不错。这些因素，不同程度的增加了易大伟喜欢钟国正的砝码。在和钟国正见面交谈后，他决定要好好的培养培养他。
在三年多的公社工作中，易大伟深深地体会到，公社干部不是部门干部，农村工作不是行业工作，农民工作不是机关工作，不仅要有技术，更要懂政策，会做群众工作。特别是要善于和农村大队干部打成一片，善于和农民群众做宣传交朋友。钟国正刚刚大学毕业出来，农村工作可以说还是一块白板，必须尽快地熟识农民、农业和农村。
八月份就要收农业税、代金、征购粮和农村统筹任务了。如果不了解农村情况，不认识农村干部，不熟识农民群众，完成任务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搞好工作更是纸上谈兵。七月份农民们虽然正忙着“双抢”，但现在的“双抢”和过去已大不一样，包产到户后，每家农户就那么几亩田，几天时间就能完成抢收抢种了，根本不用等到立秋，一般在七月下旬就可以基本结束“双抢”了，顺顺利利地实现插完晚稻过八一的目标。这将近一个月的空挡时间，正好可以带着钟国正下大队，认识一下大队干部，熟识一下农民生活，掌握一下农村情况。
大历县公社虽然大部分大队已经通了简易公路，但公社没有自己的小车，也没有公家的单车，公社干部哪怕是公社书记到各个大队去做工作，都只有靠两条腿来量路。头顶天，脚量地，中间沐浴新鲜的空气，是公社干部最真实的工作环境。七月是太阳最毒辣的时候，公社干部下大队都是迎着早晨的太阳出机关，扛着晚上的星星月亮回大院。这倒不是他们有多么的敬业，也不仅仅是为了规避太阳的毒晒和高温的炙烤，无可奈何的选择早出晚归，而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所决定的，不可能像其他机关单位一样，实行八小时上班制度。
除了星期天回家和到县里开会、在公社开会外，整个七月份，易大伟带着钟国正等人走遍了所有的大队，有的时候一天走两个大队，甚至三个大队，有的时候就在一个大队。除了少部分的早餐外，他们几乎都是在炮声隆隆、惊天动地的酒战之中渡过的。所以，人们又习惯性地把公社干部称为“酒精（久经）考验”的干部。
寒州县和寒中县的红薯酒差不多，清亮，润甜，度数不高，容易进口，喝醉了也不上头，不仅老百姓喜欢喝，机关干部也喜欢喝，常常被他们戏称为寒州“茅台”。钟国正在这种被迫的酒战强化训练下，日渐熟练，渐露头角，虽然也酩酊大醉过，也偶尔呕吐过，但大部分还是没有浪费那些精心烧制出来的红薯酒，于是一个月之后就得了一个“喝醉钟国正，红薯要一吨”的英名。后来也不晓得谁把他取了一个酒桶的雅号。
二十来天的酒战之后，易大伟拍着钟国正的肩膀说，酒风就是作风，酒品就是人品，你不仅是一个酒才，更是一个人才，好好工作，多多锤炼，今后的前途无量！听到易大伟的夸奖，钟国正却深深的感受到了大历县遍地是酒的豪放和无奈，感受到了大历县遍地是酒的情感和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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