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勇并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江人。爷爷曹天宝，小时候家里穷，被家人卖到一户殷实人家做仆人。东家是正白旗在籍满人，属于上三旗，真正的八旗子弟。曹天宝从小给东家的少爷当书童，长大了就继续当跟班。
1912年2月12日，辫子国末代皇帝宣布退位。在此之前的几天，东家已经得到消息，他们急忙变卖了家产，全家跑路了。东家还算有良心，走之前归还了曹天宝的卖身契，给了他一些钱，并央求宅子的新主人，给他留了地方住。
宅子是原东家祖辈盖的，虽说世代是旗人，但没有实权实职，每月关份干饷，额外再有点挂靠名下的商家孝敬的银子，算得上是生活富裕，丰衣足食，却也不是什么大富之家，再加上几代都是人丁单薄，所以买了一块宅基地的一半，大概有半亩（1亩=666平方米），稍显狭长，没有盖厢房，只是个普通的二进院子，前后院各有三间正房。另一半被别人买走了。
新房主自称老金头，是个快五十的东北人。人看起来严厉，其实很和善，为人豪爽，说话一嘴大碴子味。老金头买到房后，搬来住到了后院，三间房一厅一书一卧。后院较小，但他没有家人，一个人过得很是舒服。
前院三间正房，老金头留给了曹天宝一间，把剩下两间租了出去。
曹天宝比较厚道，自觉地住到了西屋（注2）。中屋被孙姓人家租住，东屋的租户不太稳定，前后换过许多家，直到十几年后，才被刘姓夫妇长期租住。
前院的倒座房（注3）老金头没有往外租，而是改成了公共的厅房、厨房与柴房，大家一起共用。他经常说，自己已经老了，无儿无女，又吃穿不愁的，房租不房租他根本不在意，他图的就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家的样子。老金头说到做到，每家租户他只收一年的租金，中屋孙家就是这样的，西屋曹天宝是白住的，东屋要么租户自己有事情不再续租，要么是老金头看不上眼，不再出租给那家房客，所以一直到了1924年，才等来了长期租户刘老师夫妇。
恢复自由身的曹天宝，则留在首都谋生。因为他能写会算，所以在几家店铺里做文书、账房，直到结婚生子，虽不富裕，小日子倒也过得悠哉悠哉的。
曹天宝一生就好个“吃”字。辫子国奇葩的养猪政策，使大多数八旗子弟都不事生产，专精于各种吃喝玩乐。曹天宝的东家也不例外。自小就耳濡目染的曹天宝，对玩乐并不在意，但对于吃却兴致勃勃。在不上工的时候，他满四九城到处踅摸新的吃食。还别说，后来他还真的吃出了些名堂，在圈子里也算是小有名气。许多新饭馆开业或是老店换大师傅，经常请他试吃点评。
可惜的是，曹天宝没有烹饪天赋，连大师傅亲手示范后，他做出来的菜品，都是怪模怪样的，味道就更别提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天生黑暗料理技能满点。心灰意冷的曹天宝，抱着自己刚出生的儿子，起名“曹大厨”。没承想却错有错招，曹大厨小朋友居然不负所望，虽说不能算是真正的大厨，但从小做起饭来，就一板一眼，有模有样的。曹天宝每天乐呵呵的，盼着孩子快点长大，好成为真正的大厨。
事与愿违，当1937年倭寇入关，全国掀起了抗倭高潮。16岁的热血青年曹大厨，就跟随着大他五岁的邻居哥哥孙承，在刘老师夫妇的指导下，踏上了去往陕北，寻找某党组织，寻求抗倭救国的道路。
时间如水，岁月如歌。转眼间12年过去了。
1949年的冬天，广州郊区，珠江边，某部队的临时营地。
几条渔船泊在岸边，渔民们背着大渔篓，围在军营门口。
“不行，这样绝对不行！”一个穿着崭新军装的黑胖子，在那里梗着脖子喊着。
“怎么不行，这个价钱我觉得已经很好了。昨天，前天，你不都是直接收了吗？”一个黑瘦的女子也在叫喊，声音比黑胖子还大。
“那怎么能一样？前两天是免费的。今天如果按你报的这个价钱，收了你的货，那我是要犯错误的。我不收。”黑胖子急得直跳脚。
“你不收，我怎么办？你必须要收，你不收，我就不走！”黑瘦子毫不示弱。
“这里是军营，你不能堵在这里。”黑胖子看了看身后军营的警卫，底气十足。
“那又怎么样？有本事你把我抓起来，或者枪毙了我。”黑瘦子无视威胁，坚持己见。
双方话赶话，情绪激愤，场面火爆，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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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书中将尽量不出现英汉混搭，除非必须的缩写。另外，外语或方言，除非内容需要，否则将全部用普通话表达。
注2：一排三间房，中屋最好，面积最大，东、西屋大小一样，但人们一般会以东为尊。
注3：倒座房：紧邻大门，坐南朝北跟正房相对的房屋。通常为外客厅、账房、门房、客房、仆人居住等用途。曹天宝原先就住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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