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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曾秋茂离开之后，朱老板将那份儿材料又看了一遍，苦笑着说道：“这人天生就是要出来折腾的，在国外不过是一年多一点时间，就折腾出三十几亿美元，呵呵，要是多几个这样的人才，我都不用发愁国库没钱了，何必搞什么让下面人骂的分税制？！搞基建？就需要投入十个亿的人民币？真是莫名其妙了！这事情连我也糊涂了！”
曾秋茂拿给朱老板的材料写得很详细，基本上把颜晨辉一家的动向都囊括了，其它的和颜晨辉关系很近的穆怡如、温妍妍和张舒琳等人也没有漏掉，甚至连敖娴雅、梁馨洁这样的科级小干部也在其中。*文學 馆Ww w.WxGUan.C oM*
“看来得找个人看着这小子，这么大的家业，出点儿问题可不好交代。可是要能降住颜晨辉，也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这可有点儿难办。”朱老板琢磨了一阵子后，终于有了一个人选，于是对生活秘书吩咐道，“给我接特勤处，找个人。”
此时的颜晨辉根本不知道他的底细已经被国安的人给掌握了，他正跟着张舒琳开始四处画地呢。
有关方面对于天颜电子再次大举投入基建项目非常关心，因此在工业用地的许可上给出地选择范围很广，颜晨辉和张舒琳在京郊找了几块地方，综合比较了一下后，决定在怀柔占一块儿地皮，用来作为新厂的厂址。
“这儿的成本比较低啊！距离首都也不远，招人也方便。”范颜晨辉对张舒琳分析道。
“可是交通相对来说也不方便啊？”张舒琳也不是傻子。
“所以我们才要搞基建嘛，架桥修路，这也是行善积德的事情，更何况还能带动一方经济的发展，可以提高我们公司的美誉度。这对于一家国际化大公司的成长是非常有益的。”颜晨辉笑着解释道。
颜晨辉和张舒琳二人弄好了这边的选址之后，就打道回府了。具体的事务，自然有天颜电子下面的人来负责实施，否则，他们请这些小弟来有什么作用？
在回到家里之后，颜晨辉就给在美国的温妍妍打了电话，让她联系戴尔电脑公司和思科公司，提出来中国发展的建议。
事实上，颜晨辉知道。在思科公司这边早就已经有来中国发展的想法了，并且已经付诸行动。他们在中国的第一个办事处，将于今年8月在京城成立，现在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筹办之中。并且，随后在明珠（1995年9月）、交州（1996年3月）和天府（1996年5月）设立了办事处。
1998年06月。思科系统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先生首次以思科CEO身份访问中国大陆，并在清华大学做主题演讲。而到了1998年09月，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成立，并在京城建立了网络技术实验室。
虽然知道这些终会发生，但是颜晨辉不打算等那么长的时间，他决定推进这些进程。
当然，颜晨辉想做的。还是掌握主动权，毕竟，经过几次的注资，他现在已经是思科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了。嗯。准确的说，是天颜投资（美国）公司是思科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而在颜晨辉的记忆中，思科公司对中国人可不算什么友好，譬如打压华为、后门威胁、技术漏洞的玄机等。尤其是在颜晨辉重生回来之前那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棱镜门”事件，更是让颜晨辉心惊。
作为前世的电脑黑客高手。颜晨辉非常清楚，以思科公司为首的信息技术公司对中国的控制和威胁有多大。由于美国在软件上的绝对优势，美国政府能够决定所有软件如不设有木马程序则禁止出口。当计算机内出现具有“与美国开战”字样的文件或有其它外界的触发时，这些隐藏的程序就会被激活，其结果可以是格式化计算机硬盘或将用户电脑里的文件发给美国中央情报局。
与众多中国企业在美国遭到封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思科为代表的美国“八大金刚”在华长驱直入，中国几乎丝毫不设防。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信息技术关键基础设施，也大多应用美国的技术和产品。这不得不引发对我国信息安全现状的反思和忧虑——在西亚北非的政局动荡中，谷歌等网络公司正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在中国，此类企业的典型代表非思科莫属。
思科进入中国后发展顺风顺水，国内各级政府对思科几乎没有设置任何门槛，并且在很多方面可以享受超国民待遇。这让本就实力强大的思科如鱼得水。
思科在中国拥有员工超过4000人，分别从事销售、客户支持和服务、研发、业务流程运营和IT服务外包、思科融资及制造等工作。思科在中国设立了12个业务分支机构，并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大型研发中心。
思科的旗帜已经插遍了国内几大领域的核心企业，其客户名单中包括中国国家金融数据通信骨干网、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石化、中国人民银行、京城市政府等众多央企及政府部门。
调查发现，中国骨干网络几乎被思科产品全面占据。中国电信163和中联通169承担了中国互联网80%以上的流量，思科占据了中国电信163骨干网络约73%的份额，把持了163骨干网所有的超级核心节点和绝大部分普通核心节点。从169网来看，思科占据了中国联通169骨干网约81%的份额骨干网络是公众因特网的核心，所有的数据都要经过骨干网进行转发骨干网络的安全性是电信行业的重中之重。
除电信行业外，思科在其他领域也处于垄断地位。据互联网实验室出具的数据显示，在金融行业，中国四大银行及各城市商业银行的数据中心全部采用思科设备，思科占有了金融行业70%以上的份额；在海关、公安、武警、工商、教育等政府机构，思科的份额超过了50%；在铁路系统，思科的份额约占60%；在民航，空中管制骨干网络全部为思科设备；在机场、码头和港口，思科占有超过60%以上的份额；在石油、制造、轻工和烟草等行业，思科的份额超过60%，甚至很多企业和机构只采用思科设备；在互联网行业，腾讯、阿里巴巴、百度、新浪等排名前20的互联网企业，思科设备占据了约60%份额，而在电视台及传媒行业，思科的份额更是达到了80%以上。
而在这长长的名单背后，思科的扩张仍在继续。用一句话可以概括：“思科把持着中国经济的神经中枢。有冲突出现时，中国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
思科之所以能如此快速扩张，得益于中国地方政府的“不设防”甚至是欢迎的态度。思科CEO钱伯斯在2007年11月宣布的对华160亿美元的投资正在发酵：它被拆解为与相关部门的若干备忘录、新的供应链体系、50家被投资公司和一支针对创业公司与小型公司的风险投资基金、250家新开设的思科网络学院，以及和成都的“智能城市框架协议”。
思科潜在的网络安全隐患，正在对中国政府公共事业、金融、石油化工和军工等敏感领域的安全造成威胁。这些潜在的安全隐患，一旦变成事实，将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不可想象的损害。
即便是有如此严重的安全隐患，思科仍能在中国众多关键领域获取如此多得市场份额，除了思科近20年来在中国的企业经营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中国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
由于GDP至上的发展思路，地方政府日益“公司化”，热衷于招商引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甚至涉足投资等领域。显而易见跨国公司因为先天的优势能为地方政府提供其所需要的拉动GDP的必然动力，所以在招商引资时其难免会向跨国公司倾斜，甚至不计后果地给予更多的照顾。
在政府采购、公共采购上，现阶段可以参考的法律是2001年的《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但是两部法律对政府采购国产化产品的界定比较模糊。在过去的时间里，国内对网络安全问题重视的高度不够，这也造成了在基础设备采购上，思科在国家的系统，央企的系统中占了太多的份额。要约束思科，就要在公共采购时增强信息主权的意识，有效地保障信息主权。
目前国内相关领域技术人才缺乏，一些工作人员并不是十分精通思科的设备以及软件，即使思科对中国的信息安全造成了损害，相关工作人员也只能像一个未带测速仪的交警一样，对这种超速行为浑然不觉。
在思科网络产品中，其镜像功能（仅仅需要管理员就可以操作，没有任何政府管控）、合法监听（仅仅是用SNMP v3协议进行管理，而这个协议本身并不安全，政府机构无法了解这些功能是否被滥用）、DPI内容安全审计（无法区分流量统计分析和内容审计功能，SCE产品可以对包括电子邮件、语音RTP流、网页、文件等数据进行还原操作，在机要部门网络中一旦部署，能够非常方便地实现对机密信息的“窃取”）等功能，都是在没有政府授权的情况下就能够开启、配置、生效，因此，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部门，一旦选择思科的产品，几乎就等于选择了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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