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之计在于春，特别是对于农作物一年只熟一季的关外来说更是如此，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对辽镇发动的这次攻击，规模并不大，仅仅是多铎率领着正白旗和镶蓝旗的两个牛录杀了过来。
但取得的效果却是出人意料的好，宁远团练总兵吴三桂率领的辽镇边兵丢掉了关外一半的地盘，最后的双方的防线确定在沙河驿一带，辽镇兵龟缩在广宁前屯卫的后面，准备稍有风吹草动就撤回关内。
双方的死伤也是极少，吴三桂手下的兵马出现的损伤大都是在撤退中不小心摔伤的，凡是来不及跑，都是干脆利索的投降。
这次满清兵马也没有造什么杀戮，因为损失的大批人口也需要这些辽镇的劳力来补充，一次伤亡人数足够少，却占领了几百里地盘的战斗就这么结束了。
摄政王多尔衮上任之初，就率领八旗取得了如此的大胜，实在是可喜可贺，各旗的亲贵们都是在这次的战斗中分到了人口田地，对这摄政王的恶感，未免降低了许多，真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但农忙生产不能耽误，战斗到这里，八旗的亲贵们知道如果把战斗进行下去，肯定会获得更大的利益，可如果耽误了农业生产，那整个满清就都要饿肚子了，只得是按照战前的布置，在沙河驿设置防线，收兵回盛京腹地。
崇祯十六年地四月末。宁远丧失，退守广宁前屯卫的消息传到了京师，面对这个结果，崇祯皇帝和朝中的大臣们甚至都没有哀叹愤怒的心情了，短暂商议之后，崇祯皇帝下旨，轻描淡写的说道：齐国公说。
国家大难，这大败失地是其中一条，往日间满清在辽镇、流民在中原，每有侵夺，都是天下间哀声一片。可这次各处的反应却不那么激烈，大家心中好像突然有了些底气，既然齐国公上次大胜全歼，再有什么问题，想必山东兵马一到，万事大吉。
这其中最失望地就是宁远团练总兵吴三桂了。山东的第二封信送过来之后，辽镇这边呆着意思已经不大了。
尽管辽镇官兵上下都是在这里有田产家业，可要是那山东兵马一插手过来，辽西走廊这块狭长的地带，那还能容得下这么多地人口兵马，而且满清在崇祯十六年春的这一波攻势，将辽镇兵的生存空间进一步的压缩。关外的意思已经不大了。
吴三桂手中有一支，天下间的局势这么的微妙，这样的举动岂不是让朝廷的声誉更加败坏，让那李孟更有人望。
无奈之极的吴三桂只得是闷头呆在了广宁前屯卫，他只是恨自己为什么做不到山东齐国公地那种局面，要是没有朝廷的命令，吴三桂贸然领兵入关的话，山海关总兵高第肯定会关闭关门，严阵以待。
自己手下这些人怕也会反水哗变，没有了朝廷给他的大义名份，号令下面的部下可就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了，说白了吴三桂并没有打过多少次胜仗，并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权威，而李孟那边则是大胜连连。
朝廷给李孟的封号是不得不给，而给吴三桂地总兵衔头，无非是正常的任命罢了，这意义当然是有很大的不同。
这时候，吴三桂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被遗弃在关外了，广宁前屯卫到山海关之间的地盘实在是太局促了，满清鞑子要是再发动一次攻势，恐怕自己撤退都未必能组织起顺利的撤退。而且地盘一少，又多了许多需要自己花钱供养的军队，连钱财军需上也是窘迫起来。此时地吴三桂反倒是盼着李孟能尽快地来动永平府。
反正眼下的局面都已经是是彼此勾结，各种关系复杂的很，迁移发动全身，只能用双方合作开发的方法来做。
而北直隶这边不同，大地主和大庄园主，基本上都是皇亲国戚的产业，现在这些人听闻齐国公李孟的兵马过来，谁还敢在河间府继续的停留，别人或许能和山东李孟妥协投靠，但是这些皇亲国戚的利益那都是和大明朝廷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一损俱损的，和齐国公李孟那真是势不两立的死敌。
山东兵马过来，这些人当然是要走，金银财宝或者是能带到京师里面，可那些田产庄园自然是留下了。
更不用说阿巴泰率领地鞑子兵马在河间府造成的破坏。大批的平民百姓流离失所，所以这河间府对于山东兵马来说，可以说是大片大片的荒地和“无主”的田地地主返回家乡，却突然发现他们耕种了多年的土地，现在已经变成了“荒地”和“无主田地”。
既然是荒地，那山东的屯田田庄自然就要过来规划，按照府州县地域区分来分出大大小小的屯田田庄，对那些贫民百姓来说。想要活下去，就要成为山东屯田田庄的屯田户，失去人身自由。成为半农奴。
这是个残酷的政策，原本地自由民被剥夺了自由，成为半佃户半农奴，这时候河间府不过是三千左右的兵马，由王韬率领，而在山东的后续部队还在改编整训，万一出了乱子，那可就是大麻烦。
王韬率领地兵马严阵以待，济南府的老营马军也是做好准备，只要是有屯田户作乱。那立刻是出兵镇压。
山东的屯田田庄政策，从来都不是什么慈善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为了在大明的统治系统内另外搭建一个格局，更有效率的把胶州营统治区域的人口和土地利用起来，一切一切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胶州营作战的时候军粮不缺，动员的时候。兵源不缺，至于救活了大批地流民难民，这不过是副产品。北直隶尽管年景很好，又算是太平，可土地兼并极为的严重。绝大部分的平民百姓都是在做佃农。或者是把土地质押给地主代为管理，对于这些人来说。给地主做牛做马，未必有温饱，和给胶州营的屯田田庄做牛做马，有可能有温饱，相比起来好像是没什么分别。
好像是给屯田田庄做屯田户更加的合算一些，至于那些有身份有田产地中小地主，也就所谓的士绅们，他们的人数太少了，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
可屯田田庄的设立，却并不是什么能迅速起来的事情，在这之前，胶州营并不会再往北进。
相对于河间府和南直隶江北地来说，永平府的情况就有些特殊了，尽管永平府是毗邻山海关，紧邻辽镇地前线，可这六年来，鞑来经营蓟镇。
结果永平府被大明这些人经营的还算是颇为稳固，尽管那兵马也是不值一提的部队，但这屯田田庄要是开进去，却不那么容易。
胶州营的将军幕府和各军衙门，都有个共识，就是如果没有屯田田庄，那去外地作战的话后勤就会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外出作战，士兵的训练、装备和军官的指挥固然很重要，但后勤和补给也是十分重要。
在南直隶的时候，参将陈六率领的淮杨军因为粮秣补给只能是通过淮水的水运系统运送，而且还是经由那些大的豪商们提供给养，所以这个战斗也一直是打的缩手缩脚，不敢有什么太大的动作。
进入永平府作战，和淮杨军在凤阳，李孟、在河间又有不同，后面两个在凤阳的有漕运和淮水可以进行便捷的水路运输，在河间府那边距离山东很近，而且也有漕运的方便，而在永平府，则是没有什么能够依仗的水路运输。
若再无兵站仓库一般的屯田田庄，进入永平府地部队。就是彻彻底底的孤军，胶州营没什么侥幸的想法，在镇东将军幕府的设想下，进入永平府的山东部队，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同时面对四个敌人“山海关总兵高第和宁远团练总兵吴三桂的蓟辽兵马，永平府本地和顺天府潜入的地主武装，还有随时可能突入关内的鞑虏兵马，再就是北边窜进来的蒙古匪盗。”
为了保证安全，胶州营的部队必须在河间府地屯田田庄完备之后才能进入永平府，而按照目前的估计。这个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到崇祯十六年的调庄丁补充。
胶州营实际上一直是在内线作战，他们不敢距离自己的根据地或者是有屯田田庄的地方太远，距离太远。主将的心中就没有太多地底气。
不过这也有个好处，那就是山东兵马的扩张并不急功冒进，一步步的向外扩张，每取得一块地盘，就扎扎实实的用屯田田庄把占据人口多数的农民，还有赋税的主要提供来源掌握在手中。
彻底地消化掉这块地盘后。再继续的向外扩张，这速度在很多人眼中未免太慢，可却不会有什么反复。
最起码地方上的士绅大族不会在身后扯后退，实际上，李孟和李自成所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在用武力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把属于大明的人口和地盘。从大明地控制下抢过去，变成自己的。
但流贼李闯打下的地盘，固然是大部分的流民景从，可也有地主豪商结寨自保，互相联合，用庄丁和乡兵的队伍去和流民军队对抗。在河南和湖广的不少地方。顺军和这些武装民团地势力彼此犬牙交错，李自成地军队一直不能用抽调出所有的部队去攻击敌人。因为在后方平靖防备就占用了许多力量。
要知道所谓“皇权不下县”，县城之外，地方上地事情大都是这些大族豪门管辖，这些地方士绅堪称是基层的统治利益稍有触动，那就会给你步步设卡为难，李自成这般撕破脸为敌的，那就是大家亡命的死斗。
而在山东，屯田田庄实际上等于剥夺很多大族豪绅对土地的所有权，在南直隶江北地，也是剥夺了很多大地主对土地的部分所有权，但在山东，想要有什么反复，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第一步李孟和李自成做的都是差不多，用绝对优势的武力彻底压服和摧毁地方上的势力，可接下来，李自成不过是把土地分配给贫民百姓，而李孟却组成了屯田田庄，有了土地的贫民百姓依旧是一团散沙，地主武装杀回来的时候，毫无抵抗之力，而屯田田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个更大的地主。
这个“大地主”可以动员起来足够的人力，可以在半军事的管制下进行更有效率的生产，可以有一支半军事化的民团队伍。
在这样的力量面前，那些心怀不轨，想要有所反复的原地主豪绅们，根本没有任何的优势，更不要说屯田田庄甚至把很多中小地主也是圈在了这些田庄之中。
崇祯十六年的五月初三，一名风尘仆仆的信使，骑着快马进入了死气沉沉的京师，自从封赏了齐国公，确定了李孟的镇守范围之后，关外的鞑虏等于是交给李孟来对付了，而河南交给李孟，等于是流贼也由李孟接手。
不知道为什么，京师上下，包括崇祯皇帝在内，都有很轻松的感觉，原本压在心头的鞑虏流贼之患的大包袱，都是丢给了那齐国公李孟，而目前京师要忙碌的事情，则就是对付李孟了。
这种轻松的情绪不光是皇帝有，大臣有，就连京师的士兵百姓，也是有这样的情绪，隐约间，竟然又是有了些太平时节地气氛。青楼楚馆的生意，居然是愈发的兴旺起来……
京师重地，天子脚下，并不守门地那名小旗惊讶的念叨了一声，急忙的迎上前去。信使显然是累得极了，翻身下马差点跌倒。不过还是挣扎着朝兵部衙门内跑去。
六百里加急的信笺，各部只有都给事中和尚书、侍郎可以看，任何人阻拦都是杀头的大罪。
看着那信使在几名卫兵的搀扶下，跌跌撞撞的朝着尚书那边跑，各房的主事还有员外们都是走出来观看，他们实在是想不出来到底还有哪里会有这么紧急的军报，所有人的心里突然都是打了个突。
“莫非那山东地李贼对南京动手了吗？”
可稍微有些军事常识的兵部官吏都明白，要是这李二郎兴兵造反，最先攻打的肯定是京城，而不是南京。
不过这事情的确是紧急异常。刚刚下朝不久的兵部尚书张国维，没过多长时间就从堂屋中跑了出来，连声的招呼备轿，他要进宫面圣。
相对大陆地纷纷攘攘，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各处就显得安宁许多。郑家的船队水手们都是在纵情享乐，而周继海则是另有打算。
周继海在那日逛街以后，就安心回到居所，从各处旁敲侧击的探查日本铜矿产出问题，那通译本来也不觉得这个是多大个事情，所以像竹筒倒豆子一样，一五一十的都给周继海说了出来。
原来日本历来盛产金银铜这些有色金属。不过以前冶炼技术很差，坐拥大量富矿，却产不出多少来，但是在日本战国之时，从中国引入了灰吹法，金银产量暴增。也就大量流入中国。同时为了开采金银，也从中国大量进口了水银作为原料。所以出口水银进口白银，也成了明倭贸易中的一个大宗。
但是日本虽然坐拥大量的金银，却很缺乏铜钱这样地小额货币，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当初平清盛平大相国开国贸易引入的宋钱，以及少量的明钱来做小额通货。
到了江户朝，德川家占有天下，本来还是用的明钱，结果又遇到了明朝造钱量萎缩，而且质量严重下降，在日本国内也导致了很严重的劣币驱逐良币，日本痛定思痛，决定自己造钱，恰好日本当时又引进了明朝的《天工开物》上先进地冶铜法，铜产量大增，更加方便了自铸铜币。这就是后水尾天皇宽永三年，开炉铸造地宽永通宝，因为日本铜矿丰富，而且多为富矿，所以在铜钱上很舍得，那通译拿给他的那一袋，就是铜八锌二地黄铜钱，比起大明朝的铜六铅四的“好钱”那可是强得多了，更不要说大明朝的劣钱了。
不过，当天下午，周继海又被狠狠的惊悚了一次，他拿着这铜钱，到旅社老板那里要买些蜡烛，那居舍的老板娘（日本人称之为宿屋女将）操着半生不熟的福建话说道：
“先生，你这个是劣钱呀，在百文上好的铜钱。每一文重量接近天启通宝的两倍，也就是含铜量差不多是三倍的样子，而同样一两白银，在中国只能兑换出七百文劣钱，实际上等于是相同的白银在日本可以兑换处同等五倍的铜！！
周继海来自山东，自然更知道山东对于铜的巨大需求，一门18磅长炮，需要800多贯铜钱所含地铜，而且将来火炮的需求，会是以千门来计算的。这个市场地巨大不说，把胶州营紧缺的铜卖过去，得到齐国公的好感，这等不在账上的好处，则更是不可限量了。
第二天一大早，周继海就另外找了一个通译。要他带路去“富士屋”这个地方，他前几天已经知道了，在现在的日本，经营铜矿，私铸钱生意最大的，就是这一家了。
富士屋在长崎的分店，并不显眼。这是一家新兴的商社，才不过三十年历史而已，而且没有赶上战国末的乱世发财。
毕竟，富士屋的创始人住友政友，也不过是158年出生，在关原合战。所谓东照神君德川家康平定乱世地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学徒而已。
不过，随着大明《天工开物》传入。住友政友是学习得最快，也是最敢下本钱的一个人，他立马结束掉自己所有的生意，借贷了自己能借贷到的一切钱，孤注一掷的全部压倒了冶铜生意上，结果事实证明他赌赢了。
他并没有和其他豪商一样去代理大名藩库之类，或者给大名放款之类的生意，因为大名们在战国乱世里，已经跟那些豪商们结成了紧密地主从关系，毕竟这种亲密的关系，住友这样新兴的豪商是很难插足的。
但这种政治上没有派别，却让在倭国的政治乱局中抽身事外，从容发展。
周继海带着人，慢悠悠转到了富士屋，这时代大明商人在日本，可就好比现代那外国人在国内一般，人人恭敬，乃是人上人。
到了富士屋，这店铺的牌匾上也是正体的汉字，书法还颇为地不错，周继海直接掀开半挂的门帘，走了进去，这店铺里面却没有什么客人，只有几个人盘膝坐在榻榻米上，噼里啪啦的打着算盘，通译上前去，轻声问道：
“请问掌柜的再吗？明国豪商周公求见。”
那几个打算盘的人，看见人进来就抬起头，里面一个站起来迎接到：
“在下正是本店掌柜四五郎，客人，在下乃是此间的老板，住友政友，请跟我到后面来，细细商议一下。”
然后半侧着身子，伸手请周继海进内室，周继海这下也有些惊讶，哪里有这般巧的，居然第一次见面就能见到对方的东家，比如说如今山东的灵山商行和八闽商行，这两家天下巨商，层级分明。
想要见到大掌柜孔有德或者是侯山。那真是千难万难，不过话说回来，这两家地掌柜，就算是知州，知县想要见到也是极难。
周继海对这日本了解却也比内陆的大明人士多些，知道这倭寇的源头怎么也有大明的几个省大小，按说这日本的第一铜商，而且自己能炼铜铸钱的人物，那要在大明，那必然是富可敌国的大人物。怎么在这日本，却好像是一个寻常掌柜一般。
当然，这也是别人家之所以能做成日本第一铜商的原因之一。基本等于零的官方背景，自然要勤勉些才能有今天的成就。
不过还是跟着走了进去，等宾主落座，住友政友开口说道：
“在下经营冶铜生意也有些年来，在日本国内，在下可以担保，再也没有比富士屋更好地铜商，不知道阁下这一次想些沿海的商人。听到对方的话。住友政友眼睛眨了眨，短短几句话。他已经看见了机会就在眼前，精光一闪而过，笑呵呵的说道：
“一般的大福，大概能装三十万明斤，折合下来大概是两万五千明两白银，不知道客人是打算怎么支付，什么时候装船？”
周继海琢磨了一下：
“这次是大家第一次交易，还是现钱交易吧，我这里有福建郑家开出的票子，在长崎，杭州，明州，福建可以通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郑家在这长崎地方生意众多，所以日常支付经常是开出票子而不是直接给现银，毕竟大家都不是随身带着几十个背负金银地劳力。郑家在日本商人和日本幕府眼中那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怪物，他的力量，他的信用，他的花押，郑家的确认，让住友政友对周继海更加的信任。
既然双方都是没有疑问，又有实实在在的现银，住友政友收下定金，周继海也是婉言谢绝了住友地殷切邀请，他现在只想冷静，怕自己万一失态，住友政友也不勉强，他这边要回去忙着调集货源。
周继海急急忙忙赶回郑家船队歇脚地地方，找到负责这次生意的船头，要包回程地船舱，大家来这日本可都是为了发财的，一听要包船舱，想必是有了赚钱的货物，好奇的询问，等那掌柜听说他要买的是铜，不由得嗤笑道：
“这日本，什么东西都有数倍的利润，后生你何必买这不值钱的铜来占着仓位啊。”
周继海也是走老了生意的，却也不理他，只说：
“反正你每条大福不过周继海身上带的钱本来只有两万不到，给了运费却没了采买货物的钱，只好按照规矩，找郑家的船头的作保，自己亲手写下欠单，用三分的利息，从郑家贷到了一万五千两。
这个案子其实是这个船头跟当地商馆的掌柜私下做的，私自开出了几张票子，自己就净赚了四千五百两。
赚到了钱，这两个人私下里还到处嘲笑这周继海是个憨人，活该赔个倾家荡产
有句俗语：笑到最后，笑的最好。
今天都忍不住爆粗口了，干了一件极为乌龙的事情，被别人看了笑话，懊悔不已，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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