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就是还涌现出了许多遗民诗人和少数民族诗人。
的确，像是由宋入元时期的诗人方回、戴表元等人，在元代诗坛上的影响都比较深远。
而至于少数民族诗人的话，像是契丹族的耶律楚材，就非常擅常写律诗，而且风骨遒健，独具风韵。
还有回族人萨都剌，也是格调清新，十分具有个人特点。
以及理学家刘因的诗歌，其创作首开元诗宗唐之风，亦开元代理学家诗文创作之先河。
比如他的代表作品《渡白沟》、《观梅有感》等，其风格独特，意境深远，清新淡雅。
当然，其中最出名的，还是元诗四大家了，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四大家指的是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都是元代诗坛的风云人物，十分出名。
而元代以后，就是明代的文学时间了，明代的话，大家都知道，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洪武元年（1368）到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自缢，前后共计277年。
首先需要说明，因为明代社会是专制政治与思想控制，也就是极端专制的君主中央集权统治，它的特点的话，就是在社会政治上，采取特务统治，而思想文化上，就是高压与钳制（文字狱与八股取士）。
其次是王学左派的兴起与禅宗思想的广泛渗透。
这是因为弘治、正德年间，思想家王守仁，发展了宋代陆九渊的“心学”同时吸收了禅宗的思想和方法，提出“致良知”、“心即是理，心外无理”。被称为王学左派。
陆王“心学”的特点是逐渐弘扬和强化人的主体精神，将“人欲”、“天理”的关系，由“存天理，灭人欲”导向了以情胜理。
不过与此同时，明代士人狂禅之风甚盛，狂禅呵佛骂祖的反叛精神和对个性的张扬，为明代掀起的复苏人性，张扬个性的思潮创造了一种气氛，这使得程朱理学对人的束缚压制逐渐被打破。
可以说“心学”是对人的主体精神的尊重与弘扬，以及禅宗的突破藩篱，使明代文学普遍倾向突出个性和人欲，形成了重个体、崇自我的思潮，深具时代烙印。
其次是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城市文化形态，因为明初朱元璋为了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农业生产，采取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了城市的繁荣。
而到了明代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明王朝抑商政策出现了松动，工商势力重新开始活跃，手工业和城市商业迅速发展，农业生产也逐渐卷入了商品化的潮流，甚至出现了商品化的农业生产活动。
另一方面，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也愈演愈烈，失地农民增多，种种原因促使市民阶层迅速扩大，壮大了的新兴阶层提出了新的文化需要。
与此同时，随着明初拢络压制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有了松动，明中叶在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失意的文人和志不获展未入仕途的文人也进入市井。
文人的市民化和市民化读者群形成，自然地改变了文学作品的面貌。
市民的生活，市民的情趣，市民的形象在明代的诗、文、小说、戏曲中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
文学创作随着接受对象的下层化、市民化而更加面向现实，艺术趣味走向世俗化。
因此明代文学，从总体来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地位提高并繁荣。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俗文学地位提高，因为明代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的回升，统治者一改明初的崇俭政策，渐趋奢华享受，倾向于欣赏通俗文艺与文学。
其次是文人对于小说、戏剧、民歌等通俗文学赞赏与大力提倡，以及市民阶层对于通俗文学的文化需求。
所以我们说明代是一个通俗文学的繁荣时期，因为当时首先是从理论上比明确地肯定了俗文学的价值，其次在创作上通俗文学繁荣。
这里面像是小说的勃兴，要知道明代才第一次确立了古典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章回小说，并产生了“四大奇书”这样的优秀作品。
短篇白话小说的创作也在明代得到发展，“三言二拍”代表了最高成就。
文言小说在话本化的道路上也有新的变化，主要作品“三灯”丛话。
这其中还包括戏曲的兴盛，像是《牡丹亭》就代表了戏曲的又一个高峰，而且戏曲声腔得到发展，形成影响全国的昆曲，以及戏剧理论得到发展，“汤沈之争”、王骥德《曲律》。
包括民歌也得到了重视，文人收集整理并模仿进行创作。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雅文学与俗文学交融。
俗文学的发展，推动、刺激了雅文学向着俗化的方向演变，而俗文学自身也在雅文学的规范、熏陶下趋向雅化。
以及文学流派与文学论争众多。
怎么说呢，换而言之就是集团林立，流派纷呈，如诗文领域的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
诗文流派主要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复交锋中发展。
戏曲领域的临川派和吴江派为主的论争主要在才情与声律之间展开，以“双美论”结局。
小说理论则主要在创作的虚实问题上展开各自的观点。明代的文学群体及文学论争既是现实创作的反映，也反过来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
文学论争与通俗文学的繁盛，推动了明代文人对文学特性认识的深化，这具体表现在高度重视文学的情感特征，清晰认识文学的虚实关系，开始关注人物的性格刻画和更加注重文学语言的通俗易懂。
把情感作为品评作品美学意义和社会功能的准则，要求文学表达真情、肯定自我，以实现对个体意识和欲望的表达。
要求文学回归形象思维，摆脱理教的束缚。
至于整个明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可以以嘉靖元年（1522）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在战争中写人，能把人物，特别是双方主帅的思想作风、性格特征，作为决定胜负的重要条件来表现。
在具体描写中，又把斗智、斗勇和战斗过程结合起来，着重表现双方战略战术的运用、力量的对比、地位的转化等。如：官渡之战，袁绍败于无智；赤壁之战，孙、刘胜于斗智；彝陵之战，东吴显是智胜。
从艺术上而言，作者力求犯中求避，同中见异。
因而大小上百次的战斗场面，火攻、水攻虽数用而千变万化，各不相同。
以弱胜强的战争数见亦各有千秋、特点鲜明。
描写注重场面气氛渲染，多用张弛结合、动静结合手法。
包括类型化、脸谱化的形象塑造。
怎么说呢，就是重要人物都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其在形象内部诸因素中占决定性位置，此一特征足以支撑起整个人物形象，类似中国戏剧中的脸谱化与程式化；如关羽虽勇，却以“义”为主。诸葛亮虽忠，以“智”为主。
其次是人物性格凝固，人物的主要特征稳定不变，缺乏纵横方向的变化，从一出场，人物的性格就是呈现式的，没有形成过程，也没有发展变化，如：关羽。
还有就是和谐性，人物性格内部诸因素基本处于古典式的和谐之中，回避了性格的复杂性，在冲突与和谐的对立中，力求和谐。
如为了突出刘备的仁，而转移其性格中的其它方面，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当然，这里面也有受历史演义体语言的影响，导致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就是浅近的文言。
而这里面最出名的，莫过于《三国演义》了，它算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更是历演义的开山之作，带动了历史演义繁荣。
这里先要给大家章回小说的产生与形式特点。
首先是章回小说的产生，这源于宋代平话（讲史），其实细究的话，早在元代末年，章回体制基本确立，主要就是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标志。
此后，章回小说就成为我国长篇小说的传统方式，也是唯一的形式。
章回体制的特点的话，就是分章叙事、分回标目，段落整齐、眉目清楚，回目文字整齐具有对偶特点，具有概括性，而且每回内容相对完整独立。
就像前面说的，《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
不过《三国演义》并不是凭空编撰出来的，而是一部在长期的群众传说与民间艺术创作的基础上，由作家加工整理完成的。
可以说《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大致如下：先是西晋陈寿《三国志》、南北朝裴松之《三国志》“注”。
在李商隐的《骄儿诗》中就有写“或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说明三国故事晚唐已众口喧腾。
到了宋元讲史有话本的《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可见在戏曲舞台也有三国的戏了。
于是作者“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写成小说，不过罗贯中先生的生平资料保存得很少，只知道他生活在元末明初。
而《三国演义》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嘉靖本，最流行的版本则是毛评本，其正统道德色彩更加浓厚，但在艺术上也有较大提高。
当然，具体版本情况如下首先是嘉靖本，也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共有24卷，240则，每则前有七言单题，为现存最早版本。以后各种本子都是在其基础上加以更动。
还有李评本，也就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简称“李评本”，此本不分卷，将240则合并为120回，目录由单题变双题，有眉批、总批，系叶昼假托，故后人称“伪李评本”。
还有李渔评本：《笠翁评阅绘像三国志第一才子书》，以李评本为底本。
以及毛本《三国演义》，这位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刊本，删掉了原来的评语后自行加批，其次又对该书的文字和情节都作了一些更动，使原书的艺术性有所提高，但思想主题亦有所变化，比如历史宿命感、历史循环论与正统观念的加强，包括对“忠”的强调等，算是是三百多年来最流行的版本。
至于《三国演义》的主旨的话，怎么说呢，主要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个人的见解都不同，这里面有“正统”说；有“忠义”说；有“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有“反映三国兴亡”说；有“歌颂理想英雄”说；有“赞美智慧”说；有“天下归一”说；有“讴歌封建贤才”说。
以及有“悲剧”说；有、“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有“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有“宣扬用兵之道”说；有“人才学教科书”说；有“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有“总结历史经验”说；有、“无固定主题”说等。
反正《三国演义》描写的就是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的近一百年历史，作者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明君良臣的渴慕。
并且《三国演义》着力宣扬了仁政思想，这在刘备这一仁君形象身上得到了典型的体现。
而与刘备相对照的是，作者又塑造了一个残暴的奸雄曹操，两人的鲜明对比，从中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
同时《三国演义》还着力描写了人与人之间的义气，描写了主要人物刘备、关羽、张飞之间的异姓兄弟关系。
这种忠义虽然是封建性质的，但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回报和温情方面，与江湖上流行的道德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可以说《三国演义》把蜀国的刘备、诸葛亮、关羽等君臣作为理想中的政治道德观念的化身，把魏国的曹操等作为暴政的代表，形成了全书明显的拥刘反曹的倾向，这表现了当时人们对统治者的伦理要求，符合广大民众的愿望。
但作品的悲剧结局，又体现了作者对于理想幻灭的困惑与痛苦。
所以从整体上看，作品中体现出史家文化与儒家文化交织，士文化与市民文化交织，主流思想与下层心理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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