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论是唐宋的基本工资丰厚，还是明清的虽然工资微薄，但计划外收入丰厚，总之都还算不错。
而除了这些朝代外，历史上还有一个奇葩朝代，别说微薄了，是压根就没有工资。
你没有看错，作者菌也没有写错，这个朝代就是北魏。
可能大家对这个朝代并不熟悉，乍一看还以为是曹操的魏国，但其实不是，这是一个南北朝时的朝代。
三国两晋一南北嘛，北魏王朝算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最强大的国家了，可虽然如此，它的许多制度、章程最初却显得颇为原始稚嫩。
就拿官员的工资，也就是俸禄来说，北魏是从道武帝重建代国的登国元年算起，一直到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八年才“班禄”（给官员发工资），文武百官“零薪上岗”的时代，居然长达98年。
史书记载，这98年里北魏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钱货无所用”，这道理不难理解：连官员都一文不名，市场上又何尝用得着钱币？
这个原因便是，当时天下分裂，列国征战，游牧民族出身的北魏主要靠按部落传统方式分配战利品，维系各级官员的生计，并满足他们的致富念头。
也就是老套到不能再老套，原始到不能再原始的以物易物。
北魏这个国家开始用钱，是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当年皇帝下诏“天下用钱”，并开放民间铸钱。
具有创造性的是，北魏在一开始就确定了钱的换算公式，即一匹绢折合法定货币太和五铢200文，这应该是中国首次以立法形式，规定钱币的换算价格。
但如此煞费苦心的安排，收到的效果却十分的具有戏剧性。
因为法定货币太和五铢只能在京城洛阳的几个官办市场里流通，其他市场、地方要么不收钱币，要么只收古钱，不收新钱。
对此，北魏君臣们绞尽脑汁，想出了各种对策，包括收回铸钱权，但都没用，问题一直到北魏灭亡都没能彻底解决。
其实当时的北魏并非没有明眼人，大臣杨侃和高恭之等就曾做过“金融市场调查”，并发现了个中奥妙，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太和五铢不是真正的“五铢”。
需要说明，这里所说的太和五铢，不是数量，而是重量，锱铢必较这个词想必大家都听说过，铢在古代是一个重量单位，意思是重五铢的钱，不是一共五枚钱。
按照高恭之的调查，太和五铢名义上重五铢，按二十四铢一两计，一铢重0.65克，五铢钱的重量，应在3.25克左右。
但北魏的太和五铢却“无二铢之实”，即不到1.3克重，缺斤少两达60%以上，品质之差，到了串起来会破，放在水面上不沉的地步。
很显然，这种奇妙的“剪刀差”便人为的在市面上造成了两种钱，即普通的五铢(古钱)和新铸的太和五铢。
在政权控制力、尤其对自己所不熟悉的商业流通领域控制力尚薄弱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强令这两种压根不是一码事的钱，按同等面值流通呢？
所以老百姓们压根就不买账，不认可这种钱币的存在，连老百姓都不认，官员们又如何认呢，发这种钱当工资，基本等于没发一样，所以当时的官员也很苦逼。
………………
同时给大家科普一下，古代的官员们，除了基本工资外，其实还有年终奖的。
你也没有看错，作者菌也没有写错，的确是年终奖，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年终奖是一个现代词语，但其实不是，年终奖在我国很早就有了。
像是在东汉时期，一到腊月，皇帝就开始给文武百官发年终奖。
《汉官仪》中记载“腊赐”一项为：大将军、三公各钱20万、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侯15万，卿10万，校尉5万，尚书3万，侍中、将、大夫各2万，千石、六百石各7千，虎贲郎、羽林郎3千。
据说当时三公和大将军的月薪只有17500钱，领这一回年终奖，相当于一年的工资了，年终奖算是相当丰厚了。
到了宋代就稍差一点，因为宋代官员的俸禄已经很高了，前文说过了，包括正俸(钱)、禄粟(米)、职钱、公用钱、职田、茶汤钱、给卷(差旅费)、厨料、薪炭等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名目，所以工资很高很高，那点年终奖与之比起来，就显得不值一提，但也发。
每年冬至，皇帝给高级官员们发年终奖，宰相、枢密使以及曾经封王的大臣，每人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而已。
宋代时期的一石大概装米55公斤、装面30公斤，2石米约100公斤，5石面约150公斤，即便加上5只羊，顶多也就值几千块钱。
之前讲过，我们所熟知的著名清官包拯“倒坐南衙开封府”时，有工资（月料），有餐补（餐钱），有饮料补贴（茶汤钱），有取暖补贴（添支钱），全部加起来他的年薪足有上万贯，按当时的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约为一千多万元，所以说宋代的那点年终奖跟年薪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刚才两个朝代不是平时工资高年终奖少，就是平时工资少年终奖高，但是也有个例，比如在明朝，各级官员平时的俸禄就很少，而政府发放的年终福利也很少！
但是当时的地方官员会有很多“额外收入”，相较之下京官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只能吃老本，但是因为占据着地理和信息的优势，地方官想要获取核心信息的话就要巴结京官。
这时他们会在年终的时候把钱财孝敬给京官，以此来和他们拉近关系或是了解朝廷的动向，这也算是年终奖了。
至于清朝的话，清朝皇帝年底多用荷包来赏赐大臣，这赏赐的荷包里究竟会装着多少钱呢？
岁末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那对大荷包里，一般装有各色玉石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竹简上，一份较长的公文，得用一堆竹简。
等到公文写成，从这个部门传达到那个部门，怕竹简丢失，也怕有人篡改，得用口袋装起来，扎紧了，再糊上胶泥，盖上公章。
另一个部门收到这个口袋，剥掉胶泥，把竹简倒出来，装竹简的这个口袋就成了废品。
那时候装竹简的口袋有皮质的，有丝织的，也有麻布的，都能卖钱。
其中一些大点儿的部门——像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公文往来最多，攒的口袋也最多，到年底运到市场上卖掉，一个部门的办事员就都有年终奖了。
到了南北朝以后，公文主要用纸张，鉴于当时传真机尚未问世，公文往来只能靠驿马运送，路上怕纸张磨损，还得用封套把公文装起来。
这封套主要是布做的，史称“书囊”。
有些穷衙门，旧书囊攒得多了，让裁缝改成衣服或者被单，过年时发给诸位同僚，虽然微薄寒酸，也算是一项年终奖。
至于写公文用的纸张，每过一年半载，一定能攒下一大批，等过了保密期限，就能卖废品，卖得的钱，也能发年终奖。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办法是放高利贷。
唐朝和宋朝，都有过这么一段时间，如唐肃宗时期和宋神宗时期，是允许各“机关单位”向民间放高利贷的。
高利贷的本金，有朝廷拨付的“本钱”和“公用钱”，也有各级公务员们自己凑的集资款。
上至六部，下至府县衙门，都把这些本金放出去。
放贷的对象，主要是各单位辖区内的商人，放贷的期限，短则几天，长则一年。
月息最低3%，而且是“驴打滚”的利滚利，利润相当可观。
获得的利润，国家财政抽小头，本衙门留大头，大部分利息都存进了“小金库”，供领导调剂使用，一些钱用来吃喝玩乐，一些钱用到岁尾发年货、发红包。
还有的衙门嫌放高利贷来钱还不够快，直接拿集资款甚至公款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呢？造酒，造醋，投资房地产，贩卖私盐。
酒、醋、盐，在大多数朝代都是专卖品，垄断经营，利润惊人。
房地产生意，至少从晚唐就开始兴盛，晚唐的军阀、五代十国的将军、宋朝的王爷、明清两代的京官，很多人从事房地产开发。
那时候的房产开发还很原始，其主要形式，就是在繁华地段买一块地皮（或者动用职权霸占一块地皮），然后在上面盖门面房，盖好了，再对外出售或出租。
像宋朝名将岳飞，在江西九江和浙江杭州，都经营过房地产，只是他很清廉，经营所得主要拿来补贴军用和兴办教育了，没放进私人腰包，也没有给下属发年终奖。
但是别的文官武将可不像他这样高风亮节，他们贩卖私盐也好，走私别的违禁品也好，投资房地产也好，赔了，用公款冲账，赚了，自个儿笑纳，再给同僚和下属发点儿红包。
同时，因为各衙门，肥缺穷职天差地别，不同级别、不同性质的“单位”，“创收”的渠道和能力是天差地远的。
职权大的衙门，“小金库”充足，年终奖就多；没人理会的清水衙门，“小金库”寒酸，年终奖就少。
像是南宋大诗人陆游就说过他那个时代的一句顺口溜：“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判砚；兵职驾库，典了祓裤。”
吏部是管官员升迁的，户部是管工资发放的，这两个部门，一个管人事，一个管财政，都是要害机关，所以红包多得收不完。
而礼部主管文教，没人理会；兵部在太平时节用处不大，也没人理会。
所以这两个机关的官吏就没有多少红包，穷得要去当裤子。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衙门，虽然是“清水”，并不清贫。像历朝历代的翰林院，一没事权，二没财权，官员们跑关系走路子，很少到这儿来送礼，穷翰林是当定的了。
好在皇帝给他们一个收红包的机会，譬如宋朝，朝廷册封某个大官，一般让翰林起草任命书，起草完了，皇帝会命令被册封的那个大官给起草任命书的翰林送谢礼。
这谢礼动辄几千贯铜钱，或者几百匹丝绸，或者几十匹好马，相当优厚。
为了能够利益均沾，每起草一份任命书，翰林们都尽可能集体上，小明负责提纲，小强负责初稿，小胖负责修改，小张负责润色，最后再请小李来誊写。
既然大多数任命书都是集体努力的结晶，那么得到的谢礼自然也要集体分配。
怎么分配呢？答案是集中起来，一年分两回，三伏分一回，岁尾分一回，岁尾分的这回，就当是年终奖。
从某种程度上说，翰林们这样分发年终奖，等于是自己哄自己高兴。
需要说明在唐朝时，翰林分两种，一种是翰林学士，级别高，有机会起草任命书，有机会拿谢礼；一种是翰林待诏（当年李白就是这个职务），级别低，起草任命书的活儿一般轮不到他们干。
不过翰林待诏跟皇帝见面的机会多，哪天逗皇帝高兴了，一不小心就能升大官。
于是翰林待诏们定下了一个规矩，不管是哪个翰林待诏升官了，都得向没升官的翰林待诏交钱，升的官越大，交的钱就得越多。
所以没升官的翰林待诏隔三差五就能有一笔进账，他们把这些钱存进“小金库”，到了岁末，每人分一份红包，高高兴兴回家去，开开心心过新年，也算是相当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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