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上那场着名的戊戌变法只持续了一百天左右，据说是光绪皇帝受到了甲午惨败、胶州湾、旅顺港被占的刺激，“不肯做亡国之君”不顾一切的发动变法。根据前生的记忆和此时谭延为官的经验看来，“不肯做亡国之君”未必是真，“不顾一切”夺回皇帝所拥有的权力才不是假的。
当然这都是谭延的猜测，在这场变法中唯一让人值得称道的是变法派内部到没有出现像熙宁变法那样的内部争权夺利迅速腐化的现象，也许是时间太短的缘故，也许是他们真的很真诚的投入到这场变法当中。
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很少有跳出几千年的皇权治乱循环来看待中国和世界，国外的孙中山算一个，国内还有一个潜伏的天生叛变者——谭延本人。读着四书五经满脑子的伦理纲常的谭延正是因为不信这一套才会按奈住自己躁动的心来平静的面对大清帝国的衰败，他也在海军和陆军振兴过国家力量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更偏于有利于日后自己造反用。
谭延造反的第一理由并非像孙中山那样救国救民，做为一个拥有后世记忆的人自然有改变历史的觉悟，但是在皇权统治下也可以做到这点。不过他不会选择皇权，他既不想做满清贵族的走狗，更不想自己来当皇帝——还是应了曾国藩、李鸿章这样众多历史权臣与皇权玩“恐怖平衡”的游戏，他不想一辈子，更不想自己的子孙继续玩这样的游戏。
自古的皇帝对待国家政事也许有优劣之分，但是对于权力都是一个德行。光绪皇帝再怎么想着国家富强，第一考虑的首先是他手中的权力。谭延也曾见过光绪皇帝几面，不过都是很匆忙，而且在慈禧太后面前，小皇帝很少说话，不过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权力欲，尤其是慈禧太后把持大权。一干老臣几乎一边倒的拍太后马屁，像军机大臣刚毅就公然宣称自己是“后党”。
光绪皇帝不是什么都不懂的痴呆，随着他的年龄一天天长大。对于权力地渴望是十分可怕的。光绪皇帝越是沉默，谭延的心也就越提心吊胆，如果帝后两党发生冲突，谭氏家族必须做出选择，也许谭钟麟会逃避这个问题，但谭延却不得不为此做好准备——这种皇权游戏他看够了，当今地中国已经不是几千年的中国，科技进步已经弭平了地理上的防护圈，自己贫弱的国家已经暴露在各国列强的炮口下。
如果还这么斗下去。爱新觉罗家的子孙是为他们一族而努力，不管是光绪皇帝还是慈禧太后，弄到最后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牺牲中国——不过问题是谭延却不想在这个问题沉默下去，他需要足够的武力来支持自己结束这个无聊地游戏。而中国的命运也只有他来掌握才是最稳妥的方式。
在谭延的授意下，驻守在山东的武卫右军两镇又一混成协地兵营中已经开始大量散发《天演论》等思想进步书籍还有一本《论美国民主》——这是谭延第一次尝试开始在军中培养士兵思想，这么做虽然稍微晚了些，但是他还是对此小心翼翼的逐步推进。《天演论》是公开发行书籍，中间虽然没有“禁语”，但在谭延看来这本书做为思想启蒙教材最合适不过，他需要的是小火将水烧热，而不是一下子将锅烧开。
事实上在这个大变革时代。尽管谭延有意识的将各种思潮隔绝在军营之外，但由于新建陆军中的文化水平还算比较不错，还是有很多进步书籍流进了军营，士兵和军官们都有着不同的想法。北洋武备学堂出身的低级军官对此倒是挺热烈的。而相对于留德士官生跟他们地老大谭延一样对此表现的讳莫如深，一般是不会参与到这种讨论中来的。留德士官生都是谭延一手提拔，他们都去过德国，有的甚至还受到特别地资助前往英国、法国和俄国考察，留德士官生眼中的谭延和北洋武备学堂出身军官中的谭延是截然不同的。尽管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谭延有两张面孔。但在萧轩等留德士官生骨干的联手平抑下。都放下了心中地疑问埋头军队建设。
在谭延下发《天演论》之后，留德士官生之间彼此走动明显增多。而谭延也感觉到他地铁杆嫡系的眼中似乎对他多了某种期待，不过他依旧装着看不见，加强第三批新建陆军训练工作。
与前两批不同，这一批新建陆军在人数上一次训练两万六千人——这正好是两个镇地编制，清政府虽然认为新军是国家政权保证的柱石，但却一时也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在全国普练新军，只能够保证北洋陆军的训练成军费用，是以各省陆军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动，南洋张之洞的自强军也不过是扩充到一个混成协的规模，其余还在等待练兵处最后的决定。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已经更名为京汉铁路的“芦汉铁路”全线竣工，在此之前这条铁路的部分路段已经开始运营。整个京汉铁路总耗资三千八百万两白银，耗费三年多的时间完成，全线所有的桥梁、车站等全部为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整个工程没有向国外贷过一两银子，这条铁路的建成除了显示中国有能力自己建造施工路段情况复杂的大铁路之外，也揭开了中国铁路史新的一页。
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张之洞、王文韶、谭钟麟、乘车视察了整条铁路，宣告京汉铁路正式开始投入运营。这条铁路将北京和武昌府连接起来，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有着非凡的意义，谭延可以看到自己的军队可以通过这条铁路直插中国湖湘腹地，一旦有事便可以直接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湖北和湖南两个战略重要省份。
京汉铁路的竣工也使得中国人自建铁路的所有屏障全部被打开，以往对于中国人能否自己修建铁路，就连中国统治高层内部无论是反对派还是洋务派都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詹天佑的京汉铁路彻底打消了这种疑虑。很快在谭延的推动下，京济铁路开始修建。同时开工修建的还有京张铁路。虽然只有一个詹天佑，但是在京汉铁路施工过程中，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铁路工程人才。在京汉铁路中后期地时候，快速成长起来的铁路专家们开始对修建北京到山东济南的路线开始勘测，京汉铁路一完工便开始了京济铁路地修建，同时也展开了对京张铁路沿线的勘测任务。
随着恭王奕欣的去世，全国上下暮气沉沉的局面开始逐渐好转，而举国上下维新变法的气氛也是一日浓似一日。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比以前更进了一步，开始提出一些具体变法办法，而且洋洋洒洒的力言外衅危迫，希望光绪皇帝能够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诏定国是。与此同时，康有为还上折子，督促皇帝能够尽快的遴选天下通才，皇帝亲临来商讨新政事宜。
根据老头子传回来的消息是，光绪皇帝非常活跃。而翁同似乎已经开始退缩——光绪皇帝得到康有为地奏折之后，便立刻发交给翁同，让总理衙门讨论后复议具奏，然而翁同将这本折子压了两天，才在皇帝的一再催问下召开总署会议。
谭延身为总理大臣，理应参加这次会议，可惜他现在和翁同一样太担心康有为的步子是不是迈的太大了，这么下去激怒慈禧太后不过是早晚的事情。他还没有做好准备呢！无奈之下便以在山东练兵为由推去了这次会议，并且还上书朝廷，请求辞去总理大臣职位，但慈禧太后并没有批准。
根据谭延地猜测。恭王奕欣在临去世之前的谈话肯定涉及到了自己，问题是涉及的到底有多深，恭王奕欣对自己的评价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从现在慈禧太后在恭王奕欣去世之后所做的事情来看，恭王留给慈禧太后的遗言对自己来说应该是比较有利的，要不然北洋大臣节制下的兵力进行如此大规模地改动。光凭谭钟麟是慈禧太后的亲信还是不够的。更不要说加强新军训练，组建武卫右军统归于自己手下指挥。连一个满清贵族都没有安插进来，这实在是比较反常。
就算康有为一步紧过一步的时候，翁同依然没有放弃对谭延地攻击，不过这一次令谭延没有想到的是盛宣怀给了翁同一次机会——盛宣怀手持北洋最赚钱的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后来的华盛纺织总厂也在他的手中，如果说盛宣怀清廉，恐怕连上帝都会用地球仪来砸他。谭氏父子在接手北洋之后，主要抓得是军事，对于经济谭延没有太过插手，表面上为了照顾李鸿章地面子，没有对盛宣怀下手，但是却长期搜罗盛宣怀地把柄。
一开始盛宣怀对谭氏父子的戒心是非常重地，不过几个月过去了谭氏父子没有拿他怎么样，一两年过去了依旧是平静如初，最终盛宣怀还是按耐不住自己的爪子，行事也开始肆无忌惮起来，尤其是谭延的抵羊纺织厂挡了华盛的道，而在汉阳钢铁厂收购、京汉铁路等问题上多次吃了谭延的亏后，盛宣怀开始四处给自己找“补偿”。
因为盛宣怀和李鸿章之间的关系，谭延一直没有动盛宣怀，只是在等待机会——他预备开办一家资本在五百万两左右的商业银行，有朝廷给予保护和资助；银行享有发行钞票、开炉铸币、代理国债等等特权。这家银行是针对谭延的，盛宣怀的说帖到了翁同手中，这更是成为翁同的利器——工商银行日进斗金已经不止是盛宣怀一个人眼馋了，就连翁同的户部也是眼馋的紧，可惜各省督抚都有相当大的权力，总督开炉铸币仅需要向朝廷反映，递上一份说帖在户部备案即可，户部可以收取铸币税。
工商银行是中国最为特殊的银行，它是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有美方资本的背景，入股的也都是两广、江浙一带的大富豪，因为谭延是它的创建人。所以又有中国的官方背景，它地背后就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由于工商银行的“成分”复杂，它可以享受到其他外国银行所不能拥有的待遇——京汉铁路四千万两地原始股本金就存在这里。重建北洋海军款项也是存在这里……自从工商银行成立后，原本在华最为特殊的汇丰银行在中国金融界的地位一落千丈，若不是把持着过去大清帝国对外巨额结款，它几乎和别的国外银行没有什么区别。
工商银行所拥有的货币发行权更是为北洋府库充实的主力，建立之初便超过了电报局和招商局的利润总和，天津在中国金融界的地位直追上海，这中间和它有着很深的关系。工商银行令人眼馋地利润同样也让紧巴巴的户部非常眼红，而盛宣怀的这份建立银行的说帖就是针对工商银行来让户部有挖墙脚的机会。
沈静在盛宣怀地身边安插有眼线，盛宣怀的说帖刚到翁同的手中。谭延的手中也持有了一份内容相似的说帖。盛宣怀没有想到正是这份说帖给了谭延收拾他的最佳借口，谭延将这份说帖用电报发往广州，呈交给李鸿章，里面却没有一句额外的附言；另外一份说帖则发到了两江总督衙门——当初发行货币的时候，谭延可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一起干地。现在有人想要朝这个蛋糕中插上一脚，张之洞不能不从中帮忙。
张之洞反对盛宣怀建银行的理由比谭延更充足——中国有一家工商银行拥有铸币权对他来说麻烦已经够大了，若是再出现一家，尤其是像盛宣怀这样会经营的人来办银行，那他的铸币局地日子可就更难过了。
张之洞和刘坤一当年和谭延一起办铸币，但却没有想到谭延居然想出通过银行来实现铸币的办法。好在谭延无意进入湖广和两江地区，否则这里的银元和银元券都要改姓“谭”。虽然张之洞再次犯了以前的老错误，做事不经行内人仔细谋划。完全是自己一拍脑门就两眼一抹黑的闯进来，但是湖广铸币局开之后，确实是极大地改善了张之洞地财务状况。他之所以能够财大气粗的向旅顺造船所购买战舰来建设长江舰队，甚至还购买昂贵地靖海级装甲巡洋舰来做南洋舰队的旗舰。除了和谭延在美西战争中发了顺风财之外，铸币局的利润功不可没。
盛宣怀的说帖已经极大的触犯了张之洞的利益，他不反对是不可能的。翁同支持盛宣怀办银行有着充足的理由，日本自仿照西法创建银行之后，百万兵饷立筹可得。无须向外国借贷。站在国家的角度而言，翁同支持盛宣怀是正确的。更何况这还可以顺便打击谭氏父子所支持的工商银行。
翁同立刻邀请盛宣怀北上商议创建银行事宜，盛宣怀也欣然而往，同时他在京师也四处为盛宣怀创建银行而摇旗呐喊，很是吸引了众多的眼球。此后更是替盛宣怀向光绪皇帝呈送了《自强大计折》，以此来抬高盛宣怀的政治地位——盛宣怀是没有功名的，他不能获得正式的出身来步入官场，而是透过李鸿章的关系走向政界，可正是因为如此，他的身上烙着很深的“李记”印痕。
翁同在京师为盛宣怀张目，那最终的解释只有一个——盛宣怀背叛了李鸿章改投翁同的门下，这是自袁世凯在甲午年大战后拿着三千两银票让李鸿章辞去大学士好让翁同成为真宰相的有一次性质恶劣的背叛。这也是谭延将盛宣怀的说帖寄送给李鸿章的目的所在，盛宣怀过于精明算计，却没有想到朝廷能够让一个汉人掌握几万新式军队在京畿附近，这就非常明确的表示谭延正是在圣眷正隆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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