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千岁魏公公收矿税是无稽之谈。
开矿这个话题在天启朝几乎是一个禁题，谁提开矿，明熹宗必然严加训斥。
天启元年十月九日府军右卫后所百户陈有继奏请开矿，命付诏狱治之。有继论斩，并谪同谋御马监内璫梁运南京军。
这位后辈想学前辈怂恿万历开矿一般去怂恿明熹宗也开矿，他估计不知道明神宗在临死之前遗诏罢除矿税，熹宗他爹在继位之前以太子令旨明确罢除，熹宗继位以后也再三明令矿税业已罢除，结果撞在枪口上，被朱由校论斩。
魏公公时期，天启五年九月十四日御史杨新期疏请开才用，得旨：方今海内虚耗，正宜休养民力，何得以开矿生衅？
杨新期不谙事体，姑不究。
这位名列东林点将录的杨新期请求开矿以济国用，竟然被明熹宗以不谙事体责备。
明熹宗才是真正的身在阉党，心在东林。
天启七年三月初六丰城侯李承祚疏陈三议：一、江西南赣吉三府仍食淮盐；一、开采珠池、一开铜矿以资鼓铸。
得旨：珠池、铜矿封禁已久，如何辄议开采，以惊扰地方。江西南安等三府食盐应否全归淮额，该部议妥具奏。后部覆请以吉安一府食淮盐，从之。
谁敢提开采，明熹宗就训斥谁。
天启七年五月十七日掌内官监太监李永贞题：银矿洞口封完，乞勑严禁，以保久远。
得旨：据奏，近畿矿洞俱已封固，又将山场草木烧燬，盗贼敛迹，具见恪守厂臣法令，勤劳敬事，即著行霸易二道永久扃闭，并涿州参将以及各该州县正官分防协禁，严加巡警，如有疏虞，将地方官参来重处。所以魏公公也就顺着主子，干脆把近畿的矿洞都给封了。
所以，天启皇帝朱由校和魏忠贤搞钱的法门实在是不多的。
魏忠贤搞钱也不是为了大明朝廷搞，主要为了个人，都靠贪污。
所以，魏忠贤对于韦宝搞钱给皇帝，是持肯定态度的。
魏忠贤自己弄到手里的银子，自然舍不得拿出来给皇帝，拿出来给大明朝廷。
但魏忠贤作为掌权者，很清楚皇帝和朝廷比他更加需要钱。
韦宝在这一年当中，已经陆陆续续向皇帝提供了超过三百万两的巨额银两，这也是为什么朱由校看见韦宝像是亲人一般的原因。
韦宝和几位阁臣，一起恭恭敬敬的向陛下行礼。
“行了，都平身吧。韦爱卿，朕听闻你昨日来京的，一路路途劳顿吧？”朱由校向韦宝招手示意道：“你站前面来。”
虽然韦宝的官阶仍然只是正三品，在这里根本排不上号。
但韦宝现在是侯爵的身份。
别说是侯爵，就是最低等的伯爵。
有爵位就是不一样的，可以说，韦宝是在场的人当中品级最高的，甚至比顾秉谦都高，都说的过去。
所以韦宝向几位内阁大臣拱手示意之后，也没有谦虚，便按照皇帝的意思，站在了离朱由校最近的地方，“谢过陛下关心了，昨儿个傍晚到的。”
“嗯，朕今日听闻你与几位阁老一起入宫见朕，朕很欣慰！韦爱卿啊，你不但能文能武，为大明朝廷增加了许多银子进项，还为朕和朝廷挡住了不可一世的建奴，丰功伟业，堪比太祖爷与成祖爷一代的从龙功臣。”朱由校笑道。
“陛下言重了，微臣惶恐。”韦宝赶忙谦逊道。
在宫外，韦宝无论怎么趾高气昂，不低调都没事，在皇宫，在皇帝面前，韦宝还是懂的低调的。
因为皇帝能随时要自己的命，皇宫也没有警卫力量保护自己，这一点，韦宝很清楚。
不光韦宝很清楚这一点，每一回韦宝入宫，韦宝的手下人都会很焦虑。
像是林文彪，恨不得能随着韦宝一同入宫，但那不可能。
“大家都坐下谈吧，今日不是上朝，不必拘束。”天启皇帝朱由校对几名阁臣道。
几名阁臣也不谦让，道谢之后，便在太监们搬来的位置上分别坐下了。
只有一个臣子，仍然站着，就是刚才引起韦宝好奇的那个五品官。
在地方上，五品官不算小了，但是在京城，真的只是小吏而已，在皇帝面前，更是小吏中的小吏。
“他叫杨嗣昌，是户部的主事。”朱由校道：“杨嗣昌，你对大家说说今年的财政缺口有多大。”
“是，陛下。”杨嗣昌答应一声。
韦宝心中微微一凸，才知道这就是杨嗣昌。
杨嗣昌的大名，韦宝在重生之前，在现代的时候就比较熟悉。
这位老兄在天启朝不算什么，但是后面在崇祯朝，可是了不得的人物，简直可以说是主角级别的人物，戏份甚至比崇祯还多。
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年二月二十七日，杨嗣昌出生于明朝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他是三代单传之独子，父亲是杨鹤，官至兵部右侍郎、三边总督。
武陵杨氏原籍安徽郎溪，在洪武年间因诖误而发配武陵充军，后代逐渐崇尚文学，追逐功名。
杨嗣昌在家风熏陶下，自幼潜心读书，埋头科举，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中举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及第，开启了从政生涯。
韦宝十五岁金榜题名，但韦宝的功名都是搞鬼得来的，并不是真本事。
人家杨嗣昌就不同了，十七岁就中了举人，二十一岁就金榜题名了！
这是货真价实的大儒了。
在封建科考时代，做官晚和做官早，天壤之别，但凡能在历史上留下大名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年少就金榜题名的人。
张居正是如此，杨嗣昌也是如此。
因为只有年少提名，才有足够的时间熬资历，才能在年轻的时候在朝政中发挥作用。
人一旦老了，就会缺乏斗志，很多事情就没有了锐气。
杨嗣昌步入仕途后，历任杭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福建司主事、户部江西司员外郎等官职。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擢户部郎中，同年十二月至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迁南京户部新饷司郎中。
天启二年五月初二日刚上任就替登莱巡抚袁可立向皇帝请饷，“抚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请发帑金二十万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圣明裁定，赐予若干。”
到天启五年，1625年，，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渐有擅权之势，与朝中东林党人矛盾日益尖锐，杨嗣昌为躲避政斗漩涡，遂称病挂冠，隐居家乡。
其父杨鹤亦被魏忠贤罢官，返乡与杨嗣昌一起隐居，过着优游林下的生活。
当时，后金侵犯明朝，辽东告急，军需吃紧，杨嗣昌留心边事，将他在户部参与财政管理的经历编为《地官集》二十卷。
现在韦宝与杨嗣昌见面的这个时间点，就是杨嗣昌父子快要暂时离开大明朝廷的节点。
天启七年，1627年九月，信王朱由检即位，是为崇祯帝。
不久后，魏忠贤被扳倒，杨鹤、杨嗣昌父子亦先后被起用。
崇祯帝还未登基时，就看过杨嗣昌的《地官集》等书，赞叹杨嗣昌的才能。
崇祯元年，1628年，杨嗣昌分巡河南汝州道，加右参政，不久后移霸州道。
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迁整饬山海关内监军兵备道。
此时，他的父亲杨鹤因为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任上招抚流寇神一魁失败，被下狱论死，杨嗣昌闻讯后三次上疏请求辞职，以代父罪。
结果崇祯帝免了杨鹤的死罪，而改戍江西袁州，然而却没有让杨嗣昌辞职，还多次温言抚慰，激励他尽职任事。
翌年五月，杨嗣昌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海关、永平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他在任内整饬防务，修筑山海关两翼城。
崇祯七年，1634年九月，他被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镇总督，赴任后六次上疏陈述边事，并主张开矿招工以瓦解乱党，多所规划，给皇帝的印象是异才可用。
不久后，杨鹤去世于袁州，杨嗣昌回家丁忧，一年后又遭继母丁氏之丧。
这时，关外满清入塞大掠，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崇祯帝决定起复杨嗣昌，遂于崇祯九年，1636年十月下旨夺情，命杨嗣昌接任兵部尚书。
杨嗣昌三疏请辞，崇祯帝不许，他便于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抵京赴任，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的中心。
此时是1625年年底，杨嗣昌只有三十六七岁年纪，离四十岁尚且有一段距离，也就是说，再过十二年不到，杨嗣昌便将居于高位，影响整个大明的朝政和军事。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时，明王朝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泥潭中，清军多次入塞，威胁明朝京师安全。
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几十万起义军在中原流动作战，更是明朝腹心之患。
杨嗣昌莅任前的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黑水峪大破起义军，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转。
杨嗣昌在守制时关心时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书后就已对明朝的未来有了详细的规划，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每次皇帝召见时，都能思如泉涌，侃侃而谈。
与前任兵部尚书的呆滞木讷之状迥然不同，因此崇祯帝每次召见他的时间都远远超过规定时间，对他几乎言听计从，甚至惊叹：“用卿恨晚！”
杨嗣昌对明朝未来的规划可归纳为三点：一、攘外必先安内；二，足食然后足兵；三、保民方能荡寇。
其对策主要集中于前两点。
对于第一点，他认为天下大势好比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蓟诸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
如今形势是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图缓，内忧更不能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所以他主张先与清朝和谈，稳住京师附近的局势，专心致志、一鼓作气的剿灭农民军。对于第二点，他建议增兵12万，其中步兵74000人，马兵36000人，并增加饷银280万两，采取均输、溢地、寄监学生事例、驿递四个途径。于是崇祯帝在他的建议下先后向民众加派剿饷和练饷。
杨嗣昌所提的三点纲领，都是为了实现他“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来服务的。
这一计划的执行依靠的是五省总督洪承畴和五省总理王家桢的配合，洪承畴已在围剿农民军的过程中颇建功勋，但王家桢被杨嗣昌认为是个庸才，不堪此任，于是杨嗣昌经密友礼部侍郎姚明恭的介绍，向崇祯帝推荐了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五省总理。
各省督抚在杨嗣昌的指挥下，围剿农民军有了很大进展，到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湖广农民起义军领袖刘国能、张献忠先后受熊文灿招抚，杨嗣昌鉴于其父招抚失败的教训，提出反对意见，并主张刘、张等杀贼自效才可信任，崇祯帝和熊文灿急于招安，杨嗣昌只好顺从皇帝意见，相信了农民军的投降。
结果刘国能确实效忠明朝，但张献忠却是假招安，最终和李自成一起埋葬了大明江山。而此时的闯将李自成正在洪承畴、孙传庭等的穷追不舍下势力锐减，到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率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逃亡商洛山中。
杨嗣昌所说的“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就要走到尽头。
就在杨嗣昌紧锣密鼓地指挥围剿农民军的同时，亦开始筹划对清议和的事宜，以缓解明朝的外部压力。
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日，杨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力主对清妥协，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盗”。
同年五月三日，崇祯帝在中极殿以“剿兵难撤、敌国生心”为主题策试大臣，杨嗣昌在策论中以天象引入话题，接着列举历史上天象示警与异族关系的故事，如东汉时日蚀火星，汉光武帝与南匈奴议和，宋太宗时月蚀荧惑，宋军兴师伐辽而战败。
其实他是借此影射他对清议和的主张，正如谈迁所说：“星历之学非嗣昌所谙，而推言之甚详，专为建虏而发，力主封赏。”
尽管多数朝臣反对此议，但崇祯帝却非常赏识，加上杨嗣昌无偏无党、勇于任事，崇祯帝对他更加信任。
于是，崇祯皇帝朱由检于当年六月提拔杨嗣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故人称“杨阁部”。
其实，杨嗣昌已经在秘密启动议和行动。
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辽东巡抚方一藻派瞽者周元忠出使沈阳，试探口风，皇太极对其相当礼遇，并表示：“如有确议，则撤兵东归”。
杨嗣昌接到方一藻的报告后，立刻建议崇祯帝允许方一藻及总监太监高起潜便宜从事，办好议和，得到崇祯帝默许。
周元忠回到宁远，带回皇太极致高起潜的书信，信中称：“仍言讲款，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
杨嗣昌极力劝说崇祯帝把握时机与清和谈，但崇祯帝只命方一藻、高起潜“细酌”。
杨嗣昌不依不挠，继续上疏批评言官不顾兵部处境，只会空言误国，请求“圣鉴允行”，即明确批准方一藻与高起潜议和。
此时杨嗣昌主导议和已经公开化，引起朝臣激烈非议，掀起弹劾杨嗣昌运动，其中攻讦最力的是少詹事黄道周，他们表面上反对杨嗣昌“夺情入阁”，实际上反对他主导的对清和议。
崇祯帝于当年七月五日召集群臣于平台，让杨嗣昌与黄道周在御前辩论，最后崇祯帝袒护杨嗣昌，贬斥黄道周等弹劾杨嗣昌的官员。
尽管杨嗣昌摆脱弹劾，但崇祯帝碍于群臣反对，不敢接受杨嗣昌的建议，对和谈明确支持，方一藻、高起潜与满清的和议遂不了了之。
同时，新被起用的兵部尚书卢象昇亦坚决反对与清议和，与杨嗣昌形成尖锐对立。
皇太极见此情形，乃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派兵大举入塞，对明朝展开惩罚性打击。
由于明廷内部政见分歧，总督天下援兵的卢象昇未能与杨嗣昌、高起潜良好配合，导致卢象昇战死于巨鹿贾庄，七十余城先后失守，四十六万人被俘，包括德王朱由枢。
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清军方才扬长而去。
事后追究责任时，杨嗣昌虽被弹劾，但崇祯还是保住了他，并感慨：“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
崇祯十一、十二年之交的清兵入塞，使局势急转直下。
不但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和谈计划化为泡影，十面张网战略也因为洪承畴、孙传庭被调入京师勤王而使农民军死灰复燃，逐渐成为一张破网。
张献忠在谷城厉兵秣马一年有余，终于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再举反旗，李自成前去会合，八月以后又分东西两头行动，至此“抚局”破产，明朝内地再度陷入干戈扰攘之中。
杨嗣昌自清兵入塞以后，就承受巨大压力，不仅李希沆、王志举等言官要求追究他的责任，他本人也屡次上疏引咎辞职。
崇祯帝贬斥了弹劾他的言官，并令他落职带冠视事，不久以叙功名义使其官复原职。
杨嗣昌已有脱身之意，遂推荐四川巡抚傅宗龙接替他的兵部尚书之职。
没过一个月就传来张献忠撕毁招安、起兵造反的消息，杨嗣昌知道后颇为不安，因为招抚张献忠的熊文灿正是他本人推荐的，熊文灿被捕，他显然难脱干系。
崇祯帝似乎也渐渐发觉杨嗣昌有点不靠谱，自己已经力排众议委以重任，如今不如令他外出督师，倘若成功，便可以对外面有个交代。
杨嗣昌揣摩帝意，请缨督师，崇祯帝顺水推舟，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二十五日下旨命杨嗣昌督师平寇，赐尚方宝剑。
经过一番准备后，杨嗣昌于九月六日陛辞，当日平台饯行时崇祯帝赠诗曰：“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
杨嗣昌听罢，边哭边拜，随后离开京师，踏上不归之路。
杨嗣昌抵达湖广襄阳行营以后，便积极展开部署，以围剿张献忠。
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杨嗣昌麾下的总兵左良玉在川东夔州府太平县玛瑙山大败张献忠，杨嗣昌报捷战果“斩馘三千六百二十，坠岩谷死者无算。”
张献忠的妻妾高氏等和军师潘独鳌都被俘虏，押往襄阳。
崇祯帝闻讯大喜，不仅加封左良玉为太子少保，还亲笔慰谕杨嗣昌。
但是，由于杨嗣昌没能处理好诸将关系，导致左良玉和贺人龙两员骁将都不肯听命，陕西总督郑崇俭也对他阳奉阴违。
崇祯十三年，1640年八月，官军在夔州府大昌县土地岭吃了败仗，局面再度恶化。
因为四川巡抚邵捷春无能，杨嗣昌亲自来到重庆主持围剿。
张献忠流窜四川，杨嗣昌尾随追击，疲于奔命，张献忠曾作顺口溜挖苦道：“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当时杨嗣昌曾贴出告示说：有能擒斩张献忠者，赏银万两。
不久后他的行营衙门惊现张献忠的传单，上面写道：“有斩阁部者，赏银三钱。”
杨嗣昌瞠目结舌，对周围疑神疑鬼，身心更加痛苦。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张献忠又在开县黄陵城大破猛如虎所部，出川直趋襄阳。
与此同时，一直被围困在奉节鱼腹山的李自成也利用左良玉与杨嗣昌的矛盾，突围转进河南，并攻陷了洛阳，处死皇叔福王朱常洵。
二月五日，杨嗣昌一直认为安全的行营襄阳为张献忠所奇袭，襄王朱翊铭被杀。
张献忠在处死朱翊铭时还说：“吾欲断杨嗣昌头，嗣昌在蜀，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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