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看孙承宗一直不停念叨着，不由暗暗叹口气，老师在行军打仗，排兵布阵上有一手，但是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说不定真的还赶不上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呢。
反正今天袁崇焕是见识过了韦宝的本事了。
不但擅长颠倒黑白，而且杀伐决断，凶狠无比，比武将更能下黑手！
若不是对韦宝反感的紧，袁崇焕甚至认为韦宝有一些帅才。
义不掌财慈不掌兵，为将帅者，的确是需要一些杀伐决断的。
而且韦宝今天反复教训马世龙，并不牵扯其他人，显然是不想将事态扩大。
还有，韦宝只针对马世龙身边的人，并没有真的杀了马世龙，显然还是以威吓为主！
这些都说明韦宝是有的放矢的。
“不行，我这就去将马世龙放出来！一个堂堂的总兵，怎么能被人禁足在露天，还是城门口，这不是将我蓟辽将士的脸面都丢尽了！？若是如此，老夫这个蓟辽督师，当的还有什么用？老夫以后哪里还有脸面见人？”
“恩师，千万不能去，韦宝当时说过了，若是有人放出马世龙，当场击杀马世龙，而且放马世龙的人，得被替代！恩师何等身份，怎么能被关押？”袁崇焕急忙劝说道。
“他敢！老夫就算是犯了王法，除了陛下下令，谁敢关押老夫！？别说他韦宝，魏忠贤也不敢关押老夫！”孙承宗愤怒的高声道。
“恩师，消消气，今天的确是马世龙顶撞韦宝在先前，韦宝是占了一些道理的，您不用忘记，韦宝不单是您的弟子，还有监军的身份，韦宝代表的是陛下。恩师不看僧面看佛面，要顾虑韦宝背后的陛下啊。”袁崇焕道。
孙承宗闻言，深深叹口气，没有再急着向外冲了。
“崇焕，你说老夫是不是瞎了眼，本来还觉得韦宝是个人才，没有想到他如此丧心病狂，如此胆大妄为，居然敢随便拘拿一个总兵大员，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干的？”孙承宗对袁崇焕道。
“恩师，看开一些吧。”袁崇焕摇了摇头，叹口气道：“我早说过韦宝非善类，心狠手辣，心黑不说，且皮厚的紧，这种人最是可怕不过的。现在已经收了韦宝，恩师还去计较这些做什么？现在要想将韦宝逐出师门，别人反而会说恩师气量狭小，护着手下人，不顾朝廷的纲纪国法。”
孙承宗闻言，嘿的一声，重重的用拳头砸在自己的膝盖上面，好后悔啊。
自己如此资历，如此身份，在官场混了一辈子，居然连一个十五岁的人随随便便的一招都抵挡不住。
孙承宗知道自己这个晚上是要注定无眠了，一肚子的苦水，几乎将老太能一夜愁白了头。
孙承宗自然比谁都清楚魏忠贤要整治自己，要让人挤走自己。
但孙承宗根本没有怎么放在心上，因为他自己不走，就是皇帝也不好说让他走的话。
因为当初没人愿意来辽东，是他主动请缨！本来以他的年龄和资历，完完全全可以在朝廷安心养老，和一帮内阁高官一样，每日按时上朝下朝，也到了该回家养老的年纪了。
但自己不但主动请缨，且让辽东进入了少有的太平年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且遏制住了建奴在辽东的拓展，他都是有功劳的啊。
可韦宝这么一来，孙承宗彻底懵圈了，本来没有在意的一个，随随便便收的弟子，现在却如同猛虎一般，让他这头真老虎如坐针毡。
孙承宗无眠，吴襄、祖大寿、毛文龙等一干人也同样。
还有高第和三个大太监简直不敢相信，本来在他们看来，韦宝就是一个谦和有礼，文质彬彬的少年，对谁都客客气气的，没有想到韦宝这么狠，说杀就杀，还一次性杀几十人！
明日议事，后日就是韦宝与吴雪霞的婚礼。
本来事情就很多，现在又冒出韦宝怒怼孙承宗，并且惩治了马世龙这么大的事情。
大家都感觉山海关的空气很压抑。
孙承宗睡到了后半夜，还是忍不住起来写奏本。
打算弹劾韦宝。
奏本是明时期臣工向皇帝上奏的文书之一。
明初定制，臣民具疏上于朝廷者为奏本。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改革后，题、奏并行，官员公事用题，私事用奏。
清因明制，然仅限于官员使用。
凡官员至任、升转、加级、记录、宽免、降罚，或降革留任，或特荷赉谢恩，或代所属官员谢恩等事，概用奏本。
清初规定，奏本文字不得超过三百字，奏本正文之后，须注明全文的字数及用纸张数。
奏本处理程序和题本相同。
在清代，凡官员的奏本，先送通政使司点验，再由内阁票拟后呈皇帝裁定。
批本处和内阁照皇帝裁定的票签文字，用笔照录于奏本封面上，然后送六科发抄施行。
奏疏的主要功用在于臣子向皇帝进言，属于文书一类。
所谓“奏”，就是进献的意思；所谓“疏”，是疏通的意思，引申为对问题的分析解决。
奏疏的种类很多，汉代有章、奏、表、议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沿用章、表、议等外又增加了启文。
隋、唐、宋时期一般用表和状两种，宋代增“加子”，是大臣上殿奏事前先期呈递的程式比较简便的文种。
元代有奏、启和表章，明、清两代有题本、奏本、表、笼、启以及康熙朝后广泛使用的奏折等。
“奏”在秦、汉时期开始使用，《文心雕龙》中提到奏的功用在于“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想谬”。
奏有固定的程式：首称“臣昧死言”，末云“稽首以闻”。
延至明、清，奏的性质发生了一些变化，称奏为“奏本”。
明沈德符《章奏异名》：“今本章名色，为公事则曰题本，为他事则曰奏本。”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乾隆十三年谕，向来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
“奏本”主要是因私事向皇帝上的文书。
高拱集，“奏本”多为恳辞皇帝加官或乞休，内容虽不无谦辞，但颇能窥见高拱之为人。
题本是明清时特有的一种奏本。
明制凡兵刑钱粮、地方民务等大小公事皆用题本，由官员用印具题，送通政司转交内阁入奏。
《高拱全集》中的题本远远超过奏本，自然与高拱位极人臣的身份有关。
高拱所奏题本，涉及的事务十分广泛，大致分类有以下几方面。
一、大修边政以防御北虏入侵。土木之变后，明朝的国力发生了急剧的变动，甚至一度出现了倾覆的局面。后虽暂时的化解了危机，但边患不断。
其中原因，除了与明中后期军事实力的薄弱之外，还与明政府的闭关锁国不无关系。
隆庆五年，明朝和蒙古封贡互市，开放边境市场。
折腾双方两百多年的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此后近百年中，未爆发大战争。
高拱的《虏众内附边患稍宁乞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疏》就是在此背景下所作。
在这篇疏中，高拱表现出了杰出的边政谋略，针对夷狄“适其欲则摇尾乞怜，违其愿则狂顾反唾”的本性，高拱提出了使其“进贡称藩”的策略，用怀柔政策来使之归顺明王朝，另一方面，又要做到有备无患：“敕下兵部，焉饬个该督抚江林诸臣，务要趁此闲暇之际，将边事大破常格，着实整顿。有当改弦易辙者，明白具奏议处，毋得因循自误。”
二、凡事亲力亲为以察国家安危。穆宗庸碌无能，对朝政毫无所知，每次上朝都要由大学士代答，经筵也经常不发表意见。再加上沉湎酒色，贪图享乐，导致早逝。
明隆庆六年，1572年四月二十五日，皇帝病危，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次日病卒。
有鉴于穆宗的庸碌无为，高拱上《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疏》希望新登极的神宗皇帝不忘祖宗旧规，凡事亲力亲为，明辨是非，“远内臣之嫌，释外臣之惑”，做到“庶事无间隔”。
这篇疏是高拱为官生涯的最后一篇奏疏，言辞十分恳切，毫无做作之态。
他详细的叙述了祖宗的各种制度，饱含对新皇帝的殷切期望。
三、有正纲常以补政体之不足。
封建时代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三纲，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三纲五常”体现了整个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
穆宗用人不疑，文有徐阶、高拱、张居正、杨博，武有谭论、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因此，虽然穆宗本人并不热心于国事，但由于臣子尽责，所以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较大的改观，后世史学家称其为隆庆新政。高拱在此期间屡次上疏要求定纲常，正国是。
在《正纲常定国是以仰裨圣政疏》中，高拱提出了“君臣之义，一毫不可或干；父子之恩，一毫不可或背。此乃顽固纲常之所在。”
四、儒家忠君思想的极致一一“纯臣”。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
高拱以其身份和地位，其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推崇者和卫道者。
高拱的奏疏中不乏儒家“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从中自然可以窥见高拱对明中后期社会形势的判断。
关于文王伐崇、戡黎之事，朱熹说道：“若说文王终守臣节，何故有此？只是后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护个文王，说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说文王不伐讨耳。”高拱对此评价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诚，多少诚心委曲，只此便是“至德”，又待何者而后为“至德”乎？君也，臣之所当事也。
高拱评价文王忠君之德为“至德”。纣虽恶，但其仍为君也，便是臣之所当事。文王伐封，便是有失君臣之义。但高拱同时也认为无道终会被有道所替，文王灭封，乃是有道王天下。
朱熹认为孔子溢美文王乃是私于文王，而后人维护文王乃是私于孔子。
高拱在为文王辩解之后，总结道：孔子之言乃至言，若孔子之言不可信，则天下无可信之言。
可见高拱的忠君思想完全是传统士大夫式的、以维护君王权威为中兴的“绝对忠诚”的思想。
所以他又说：“朝廷之上，不可无忠诚、刚正、远识之重臣。”
孙承宗在原来历史中的结局是自缢身亡的，是为国尽忠的，大义上绝对没有问题。
但孙承宗对大明的重要性，或者在大明官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是没法与高阁老比的。
孙承宗是优秀的战略家，能清晰认识倒对付满人，对付建奴要城池，靠大炮打持久战，同时还有一定的明辨人才，辨识人才的伯乐能力，同时还擅长筑城，练兵，防御。
但是韦宝作为喜欢历史的人反而不会在意真相，只有把那些抗胡英雄的死说的越悲壮，才越能引起共鸣，才能让更多汉人投入到反胡运动中。
因此韦宝其实一直对孙承宗的评价很高，觉得孙承宗是英雄，岳王爷也是英雄。
不过，现在孙承宗这个大英雄就在参劾他自己的弟子了。
韦宝对于孙承宗的保留是，孙承宗既喜欢两不相靠，没有成为阉党一员，也没有成为东林党一员，这本来没有什么。
因为韦宝也走这样的路线，可你两不相靠，就等于是两者都要靠的啊，而不是当一个孤家寡人，你不能迎合各方势力，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合格！
至少对于官员来说是这样的。
而且韦宝也不是很认同孙承宗大修土木，修城池的做法。
辽东和韦家庄，和辽南的情况是两样的。
韦宝修城墙，主要不是为了防备建奴，倒反而是为了防备大明朝廷和地方上的世家大户，想与他们隔绝开。
可是孙承宗为了建奴不抢走太多东西，不抢走太多人这点战果，花费了朝廷多少钱。性价比低到惨不忍睹不说，打仗战例也未见多强不说，防线被也轻易绕过。
在韦宝看来，有山海关就已经足够，要修那么多道防线做什么？
就一道，过了山海关就是京城，每次建奴来犯就是血战死战，后勤补给也容易！
如果怕抢走财富和人，整个辽东就应该全部放空，全部变成战略缓冲地带，将整个辽东都作为战场。
其实这个思路，以前是被多次提起的。
但是孙承宗代表的是大明朝的主流思想，既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又死守着寸土不让的脸面。
要是韦宝掌权，早就将辽民都撤走，关外只留下作战部队，长期和建奴消耗！
在韦宝看来，锦州的存在完全是鸡肋，既不能出击又不能防止后金入关，白白耗费天下之财主动力物力兵力，代价这么大确没起到应有效果。
无疑孙承宗的战略眼光高度，还是这个时代其他人无法企及的，虽然其他人也能打也有能力，但终究只能做一个将领或者指挥，却不能对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根本影响，而孙承宗是拥有改变历史方向的能力。
但即便如此，韦宝也没有认为孙承宗的战略眼光高到了什么程度，也不是不可替代的，至少孙承宗没有认识到机动性的作用。
这也正是韦宝坚定的站在魏忠贤一方，要赶走孙承宗的原因！
谁能省钱，谁就是硬道理，对待边事，韦宝是这么看的。
韦宝一直很注重经济角度，很注重性价比。
孙承宗虽然没有叫其他蓟辽将领写奏本弹劾韦宝，但是其他人在袁崇焕的联络之下，这晚上也是忙的很的。
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写本子，但是书办们有能力啊，于是针对今天韦宝惩治马世龙的事情，各种找罪名，都在弹劾韦宝。
高第和三个大太监也没有闲着。
他们都在第一时间知道了韦宝今天做了什么。
高第与三个大太监简单的商量了一下。
“没有想到韦大人这么厉害，一来就敢拿一个总兵大员开刀！看样子，魏公公找韦宝来辽东，的确是选对了人啊。”刘朝很是欣慰。
他们都是太监，以前都多次出任监军，可从来没有哪次像这一次一样感觉很风光的。
胡良辅笑着点头赞同，“韦大人就是比我们这帮没有软子的人强！今天这场戏唱的好，以后看看谁还敢再瞧不起我们监军！”
“那是因为韦大人有陛下赐予的尚方宝剑啊。”纪用道。
“难道以往我们监军，没有尚方宝剑吗？我们还带了东厂的番役呢，结果有什么用？”胡良辅不以为意道：“最关键我们没有韦大人这股狠劲！真是没有看出来，韦大人平时文绉绉的，关键时刻说杀人就杀人，杀的好！”
高第自始至终没有说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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