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一场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
经济衰退是从纽约股市开始，1929年9月3日，美国股市达到顶点，其后开始缓慢回落，这在当时根本没有引起美国政府和金融界的重视，认为这不过是股市正常和短暂的调整现象。政府公开发言以及金融专家们纷纷预测，向人们保证这并不需要大惊小怪。
但现实却十分残酷，10月24日，被历史上称为“黑色的星期四”这天，纽约股市疯狂下跌，为了减少损失，人们疯狂地抛售手中的股票。
股市的崩盘首先波及到金融业，随之而来数百家私人银行破产，人们的生活积蓄在这场破产风潮中化为乌有。而股市的暴跌和金融业的破产只是这次经济危机的开端，接下来，美国人由于金融危机大量抽回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投资，使得严重依赖美国的德奥两国经济跟着全面崩溃。随后英国证券市场应声倒地，英国经济也陷入危机之中。法国经济的独立性相对高一些，但也摆脱不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而且此前法国经济本身的也早已出现投资过热，就这样，一场席卷全球的大萧条拉开了序幕。
日本的情形与德国颇为相似。虽然日本是战胜国，但是日本工业能力很弱，完全经不住美欧各国工业的打击。一战刚结束时，英、法、德等国的经济尚未恢复，日本得到了美国工业的大量订单。丝织品和船舶大量出口美国，经济一度繁荣。但随后，欧美各国商品大量涌向日本及亚洲市场，日本货节节败退，导致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
作为经济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成了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到最底谷的1932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危机前的1040亿美元下降到559亿美元，约有14万家工业企业在这场大危机中倒闭，失业率高达28%。由于黄金外流，存款被挤兑，到1933年3月整个美国银行系统陷入瘫痪。
1500万人失业，依靠政府救济生活，300多万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曾经的资本主义天堂现在沦落成为地狱。
1929年这场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欧美各国的政治格局。英法受困于财政而在工业、军事方面采取保守策略，德国人选择了希特勒，而日本人也想通过国民经济军事化道路摆脱了危机，但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战争变得无可避免。
中国和苏维埃俄国成为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中唯一的两个赢家。
早在经济大危机前，中国政F就已经一推出一个旨在改善国内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提高国家工业规模及技术水平的规模宏大的国家投资计划，国内投资的扩大加之工业品的相对短缺，使得中国经济在这次大危机中依旧保持着增长，虽然美国的大危机对中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由于实行了金本位，加上国内严格的金融管制，使得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减到很小。
俄国人的情况和中国相似，由于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计划，世界经济大危机中俄国人反而得到了原来根本不可能从西方得到的各种机器设备、工业技术，甚至是大笔的银行贷款。
工业产品相对短缺的苏维埃俄国根本不可能体会到什么是“生产过剩”。
数年的时间内，俄国人从西方得到了价值近十亿美元的贷款和急需的工业设备，这些资金和设备为俄国人实现工业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比较而言，中国人对美国人的那些旧设备不感兴趣，而且共和国也无意帮助美国人淘汰那些多余的落后产能，以减轻美国的危机。他们看重的是美国大资本家手上积累的数百亿美元的剩余资本和强大的科学技术力量。
仅1930－1936年六年的时间内，中国政F共以政F间借款、银行间借贷、实业投资贷款和合资、合办工厂、矿山、铁路、公路和港口码头的形式从西方引进高达16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投资规模的持续扩大一直在带动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持续发展的中国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成了一个特例。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学者、工程师和高级技师来到中国，科学家们可以在这得到他们急需的政府资助，而工程技术人员则是因为在这里能得到比自己国家中高出一倍的工资，况且西方国家中能找到一份工作现在都很困难。
美国总统候选人罗斯福凭借着“向中国人学习，提高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和管理，提高公共投资来保障就业”从而赢得了美国人的欢心，当选为新一届美国总统，开始其“新经济政策”。
持续性的经济危机使得各国都在高筑贸易壁垒，国际贸易的减少更使得市场萎缩，加重了危机的程度。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策划了“东北事变”，“东北王”张作霖在乘火车前往山海关时，专列在经过大淩河铁桥时，列车被日本满铁警备队预先埋设的炸药炸毁，张作霖当场被炸身亡。
张作霖此行正要去山海关与中央签订“易帜”协议，老张判断形势，果断决定准备放弃东北的地盘和军队以换取全家今后的平安富贵。
当晚，日军借口“维持治安”向驻守奉天的东北军发起攻击，赶往大凌河出事现场的张学良判断错误，认为日本人只是在找借口挑起纷争，向奉天的守备部队下达了“不准抵抗”的命令，关东军仅用一个旅团加上两个铁道守备队就轻易占领了整个奉天。
其后日军开始源源不断地开进东北，东北境内只有自发的义勇军在进行顽强的抵抗。
总统林铄在得知“东北事变”，日军入侵的消息后，严令张学良组织反击，并立即调动共和军四个集团军星夜从呼伦贝尔及黑龙江、内蒙和热河分三路进军东北。
“东北事变”是关东军与日本军部一帮少壮派军人搞出来的，事先并没有严密的作战计划，直到关东军连续占领奉天和长春等主要城市后，军部这才被牵着鼻子陆续把军队陆续开进中国。
进占东北的日军兵力只有不到三个师团7万多人，在共和军四个集团军三十多万兵力的强大压力下，日军只得放弃长春，退守辽河一线和吉林、黑龙江东部山区。共的军在收复长春后却奉令原地驻防，与日军隔山相持，不再继续进攻。
共和军与日军在东三省各占了一半的地盘。
外交总长王宠惠奉令与日本政F交涉，并投诉到国联，要求日军撤出被占中国领土。
日本人对国联通过要求其撤军的决议置之不理，并扶持原东北军将领满族人熙洽在奉天成立了一个“伪满洲国”，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却没有引起全面战争。
日本人对战争的准备不足，而共和政F方面主要是因为苏俄红军的异常调动，另外也想再赢得几年发展的时间，尽管口水满天飞，照会一个接一个，但在东北前线双方军队却默契地拉开了一段缓冲区。
东北地区反而呈现一种诡异的安宁。
张学良由于轻易放弃奉天而饱受国人唾骂，不得已只得辞去东北边防督办兼东北军总司令一职，“出国留学”，近十万奉军随后开始接受共和军的整编。
虽然“东北事变”中双方交战不算激烈，日军和共和军各伤亡一万多人，但两国军方高层都以意识到两国最终难免一战，除非日军现在肯退出东北并交还旅顺军港。双方磨刀霍霍，都在加紧军事准备。
共和政F担心苏俄红军趁机向并不太稳定的西伯利亚和中亚进攻，此时爆发全面战争而影响到自己的工业发展计划，从而采取了克制的态度，这也助长了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发展，毕竟关东军在东北的冒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占领了近三分之一的“满洲”。而在国内，包括总统林铄在内，国务总理陆徵祥、外交部长王宠惠成为三大“卖国贼”。
外交部长王宠惠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被学生围攻，受到毒打，其后愤而辞职，林铄挽留无效，只能重新任命施肇基出任外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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