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汪伪南京政府税警团一直是由周拂海直接控制的，并且税警团是他用以控制沦陷区里的企业、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现在被我当了团长，而且改为独立税警团，直接向汪精卫负责，使他顿时失去了这一重要实权。
虽然鉴于这是汪精卫作出的决定，周拂海也不敢表示反对，但他的心里是极为不满的，对我也是左右看不顺眼。
所以，刚开始，他处处为我设置障碍，阻扰我开展工作。
由于周拂海实际掌管着汪伪政府的经济、金融、特务等实权部门，所以，虽然我有汪精卫的支持，但周拂海的暗中使绊还是让我的行动不仅很不方便而且充满了风险。
这时，我就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何处理与周拂海的关系了。
周拂海这个人，我之前就知道他是最善于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两面三刀、骑墙摇摆的人；如果要评选汪伪集团里最奸诈狡猾之徒，状元非周拂海莫属。
他本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是****一大代表和****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他认为****难成大事，居然叛党投蒋而去，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内的“状元中委”。
“7、7事变”抗战爆发后，周拂海认定中国必亡，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但在抗战胜利之时，他却又摇身一变，由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这混球朝秦暮楚，反复无常，毫无政治操守，但却总能够左右逢源！----这种人和这种现象的存在，的确值得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玩味和深思。
当时在卖国投日时，周佛海的确是汪精卫集团里表现最积极最主动的一个，是出力最多、“功劳”最大的一个。所以，汪精卫的伪中央政权在南京成立时，洋洋自得、喜不自禁的周佛海在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新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他甚至狂称：“人生有此一段经历，亦不枉生一世也！”
----一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卖国汉奸觜脸！无耻到周佛海这种地步也就算是登峰造极了。
在形式上，周佛海在汪伪南京政府里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但是由于周佛海兼任军事委员会执行委员、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特务委员会主任等职务，直接掌握汪伪政权的外交、金融、财政、军事、物资和特务大权，并且之前还一直直接掌握着一支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伪税警团，因而其在汪伪政权中是一个最握有实权的人物。
因此，为了能够让我利用汪伪南京政府独立税警团团长一职，暗中为重庆政府组织运送大量战略紧缺物资的行动和开展地下工作更加顺利方便，我必须和汪伪政府主管经济和特务的实权人物周拂海搞好关系。----否则我的工作就很难顺利开展。
于是之后，我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和周拂海套近乎，下定决心要和他结交为好“朋友”。
我找了陈璧君从中撮合，让她出面帮助协调我和周拂海之间的关系。
后来汪精卫知道这个情况后，也亲自给周拂海打了招呼，要他关照支持我的工作。
之后，我了解到周拂海和他老婆都有喜欢金银珠宝的嗜好，便出重手向其行贿：找了个借口送了50根金条给周拂海，并且在他老婆生日那天送了一尊玉麒麟给他的老婆作为贺礼。
此外，对周拂海的亲信们在沦陷区里面经营的所有企业，我让税警团一律大开绿灯，对他的亲信们的敲诈勒索，偷税漏税，走私贩私，贪污索贿行为不闻不理，听之任之。
另外，我还多次亲自到周拂海的家中拜访他，主动向他报告税警团的工作。
这样，在我锲而不舍的多方努力之下，我终于获得了周拂海的好感，和他终于成为了“好朋友”。
和周拂海成为了“好朋友”之后，我就放心大胆地利用汪伪南京政府独立税警团团长一职，插手涉足敌占区的经济、金融、税务、物资购销、运输管理、稽查等；和杜月生配合，通过杜月生在南京和上海的公司，走私贩私，黑吃黑，为重庆政府组织偷运大量战略紧缺物资：粮食、棉花、汽油、药品以及军火等。极大地支持了重庆方面的抗战事业。
后来我和杜月生因此而被重庆国民政府分别授予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当然我的那枚青天白日勋章当时只能由戴笠秘密代领了，但一直到1946年他不幸“飞机失事”死亡-----其实是被残留在中国的日本特务暗杀，他都没有把那枚青天白日勋章转交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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