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派人劝汪赴欧“疗养”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做从肉体上消灭汪精卫的准备。
1939年1月17日，汪的亲信、登载汪“艳电”的《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香港被军统特工用利斧刺杀身受重伤。1月18日，汪的外甥在澳门被军统特工开枪打死。军统的这两次暗杀，实际是为了敲山震虎，警告汪精卫。
1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派员赴越。”这一天，蒋介石终于决定要除掉汪精卫。
也就是在这一天，我在河内接到了戴笠要我寻机刺杀汪精卫的密电指令。
但是我却对汪难以下手！
难以下手不是说我难以找到对他下手的机会，或者害怕杀了他之后自己难以脱身等原因。其实当时在河内，很长一段时间就只有我和汪两个人处在一起。
当时和汪精卫一同飞到河内的有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璧君和我等六人，他带我们在出走之前，对我们约好几点：（一）不攻击重庆政府；（二）不入沦陷区域；（三）不和日本人发生经济上的金钱关系；（四）不做于整个国家不利的任何举动。从他给我们约定的这几点要求看，当时汪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到沦陷区域去组织新的政府的打算。也就是说那时的汪还根本算不上汉奸。
最初到河内的那段时间汪一直闭门谢客拒绝会见任何人，那些诸如会见国内、日本和欧洲方面来的人以及联络处理有关事宜都是周拂海、曾仲鸣、陈璧君等人在负责，所以大多数时间其实就是只有我和汪两个人处在一起。
那时的汪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内，无语沉思，甚至十分痛苦。尤其是在得知自己被国民党临时中常会暨驻重庆中央委员会议开除党籍的那一天，他整天不吃不喝，痛苦流泪，一夜无眠。
我那时每天和汪的谈话时间平均有三、四个小时，汪在那时候任何客人都不见，所以我们谈话的机会很多。有一句话，汪前前后后问过我不止三、四十次：“我这样对国家到底是利是弊？”
我的答复是：“这要看以后的结果。”其实这也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如果议和真能够结束战争、中日友好，而又于国无损，这当然是利。而如果被日方利用，造成我抗战力量分化、士气低落、国家主权沦丧那就肯定是弊了。
关于这个问题，汪每次问我的话都是一样，我每次回答他的话也是一样，可以说一个字也不改。他则有时沉思，有时叹息。
如果当时我要杀他，绝对易如反掌！而且我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杀他的方式：枪击、刀刺、毒药。
但我始终害怕错杀一个正全身心为救国家救民族而宁愿背负天下骂名的人。
所以，最后，在犹豫再三之后，我回复戴笠：难以寻找到对汪下手的机会。
之后，戴笠遂从重庆乘飞机到香港对刺汪行动进行亲自布置。其间，他还化名何永年亲自到河内来过一次和我秘密联系，并向我询问汪在河内的基本情况。我即把汪的住所情况，活动规律，人员情况向戴笠作了十分详细的报告。
为保证刺汪行动成功，戴笠又特别把军统北平区区长、军统局有名的干将陈恭澍调来香港主持刺汪行动。同时，戴笠还把自己的警卫王鲁翘特地调到陈恭澍手下，归他使用。
1939年1月底，陈恭澍率军统特务十余人并携各类行刺手枪到了河内。
他们先以国民党驻河内领事馆为据点，四处侦察汪精卫的住所。不久，行动人员便侦察到汪精卫匿居在河内市的高朗街27号。陈恭澍得悉后即派特务设法在汪住宅对面租赁了一间高楼房，日夜派人了望监视汪宅的动静。经过一个时期的观察，特务们得知汪精卫经常睡在三楼的一个房间里。陈恭澍遂将刺汪行动时间定在3月20日深夜，戴笠随即电令我从内接应。
其实在此之前，陈恭澍还策划了两次使用毒药和毒气刺杀汪的行动，但都未能够成功。一次是借面包店为汪送面包之机，他们将毒药注射进面包后让一军统特工代替面包店的伙计送给汪，但汪发现面包有异而将面包扔掉。另外一次是军统特工化装成水电安装工在为汪的浴室安装水龙头时，把一罐毒气安放在汪的浴缸底下，但这个毒气瓶随即就被发现而扔掉。
军统这两次用毒杀汪行动的失败，当然也是拜我所赐！我认为汪罪不致死。
陈恭澍之所以将刺汪行动时间定在3月20日深夜，是因为3月18日军统探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已经通知高宗武，日本政府全力支持汪成立新政府。19日，戴笠即电令陈恭澍必须尽快完成刺汪行动。
20日当天晚饭后，我思考再三，觉得虽然有领袖的指令但现在还仍然不能杀汪，因为汪并没有受死的充足理由，不能仅仅因为他欲曲线救国就将其清锄。
于是20日那天晚上，我借故让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和曾仲鸣夫妇当晚换了房间住。
既然曾仲鸣一直说他最崇拜的人是汪精卫，那就让他代替汪死一回吧。
1939年3月20日深夜，陈恭澍亲自指挥八名行动人员来到汪宅。主刺者由王鲁翘和唐英杰担任。王、唐二人入宅，其余六名特务则在宅外周围担任警戒掩护。
当时王、唐两人翻墙进入院内时，宅里的一头狼狗狂吠着猛扑过来，王鲁翘即开枪将狗打死。两人旋即直奔三楼汪精卫寝室。汪寝室门被反锁，他们遂用事先准备好的利斧把房门砸开了一个洞，拿手电往里一照，发现室内有一个男人。王鲁翘以为这个人肯定是汪精卫，便对准此人连开了三枪将其打死。之后，王鲁翘又发现室内床下还伏着一个女人，王以为是陈璧君，便对准这个女人又连开了三枪。
此时，枪声已经惊动了附近的越南警察。王、唐二人遂迅速翻墙出来。陈恭澍在外面接应他们回到领事馆。
后来陈恭澍等人才知道，那天晚上汪精卫并没有睡在他平时住的那间房子里，被打死的是汪的秘书曾仲鸣，曾的老婆也身受重伤。
这次军统特工对汪的河内暗杀行动最终让汪做出了离开河内去上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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