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大旱，崇祯已下旨，免去了今年、明年全省的一切农税。【更多精彩小说请访问m】同时令工部派人勘测水利，再从邻近省份筹措粮食，以工代赈，全面整修陕北地区的水利设施；只是水利建设的以工代赈，必须在乱民剿抚之后，才能全面铺开。
陕北民乱，只是在几县的范围之内，现在还不太大，但崇祯可是知道它对大明朝的威胁，执意要派朝廷大员前往，以抚为主；派谁去还没想好，没有哪位大臣自告奋勇。毕竟都是贫苦农民，造反是不得已之事，曾做了三十来年老百姓的崇祯，还不想对农民举起屠刀。
所有这些举措，在在都需用到银子，户部支应得捉襟见肘，崇祯就将内帑是敞开供应。崇祯已经想好了，内帑银的几百万两余额，都不留着了，相信能支应个两三年；有三年的工夫，相信自己是能够初步解决困扰大明的财政问题。宝钞即将发行，芝龙归抚海关重置，两年内应能见到一定效果；等有钱了，那各项措施执行起来，自然得心应手。
崇祯首先换了身锦衣卫服，随众侍卫混出紫禁城。
过皇极等三大殿，穿午门、端门、承天门，首先是玉带般的长河横恒在前，五座汉白玉石桥跨河而过，华表分列两旁。崇祯回头看向城门，上“承天门”三个大字，但看样式应就是后世的“**”了。
“承天门”仍如后世那般雄壮，只是熟悉的**没有悬挂其上，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过了金水桥，眼前情景与后世的**广场大相径庭。左右不是长安街横贯东西，而是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分列左右，过去是什么景象，这里就看不见了。
广场上，一条御道沿中轴线穿越南北，形成从正阳门到午门的直轴线，将皇城向南拓展，增添了整个紫禁宫城的悠长深邃、宏伟的气魄。
广场左右两旁，有连檐通脊的千步廊，组成巨大的宫前广场，漫长宽广、雄伟深邃。
崇祯与众锦衣卫顺御道右侧，穿过“**广场”。这迥异后世的景象，引得崇祯忍不住前后左右地辨认起来，这里应是升国旗处，那里该是纪念碑了。
原本熟悉的北京城，这时在崇祯的眼里，变得完全陌生了，不知在皇城之外，古老的北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走到广场尽头，穿过大明门，再次为眼前情景震憾，“高大雄伟的城墙、气势恢宏的城楼”，曾经应萦绕梦中的古老城墙，终于亲眼得见。因为历史的原因，后世的北京城已只剩下几座孤零零的城门楼，再也见不到真正意义的老北京了。
回身看看大明门，那里看来也是被拆掉的。
眼前的城楼就是著名的正阳门，也是大家俗称的前门了。城楼为灰筒瓦绿琉璃剪边，重檐歇山，这时的前门楼子，左右是高大的城墙延伸开去，更显其巍峨雄壮。
崇祯，这时已真正地走出皇城，只是大明门外人来车往，并没有什么百姓在门前闲逛，街道两侧更没什么摆摊设点的买卖。
明朝时，紫禁城为宫城，是皇帝居住、办公之地；通常所说的皇城又在宫城的外面，主要是皇家园林、宗社祭祀，满朝武的官署，为宫廷服务的局监司寺等。
明朝的皇城，周围约18里，有6个城门：其东转为长安左门，西转为长安右门（就在长安街上，现已不在）；正南为大明门，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北为北安门（就是后来的地安门）。
皇城内，是列为禁地的，民间百姓，未经特许，不得出入；而皇城内的宫城，更是禁中之禁，即使武百官，无事也不得随意出入。
承天门广场，在两侧的宫墙外面，左右武，对称地布列着大明朝中央政府的官署。
作为皇帝，要想从皇宫中不为人知的出来，还是普通人想蒙混进宫，可说是不可能完成之任务。这一道道岗，所有人都要进行查验，扮作锦衣卫的崇祯，看起来脸儿生，要不是有锦衣卫使给罩着，还真就难以轻松出来。
皇城外，就是北京内城了，即后世的环线地铁范围。内城为百姓居住之处，但向有“东贵西富”之称，即东城区多达官贵人，西城区多豪富巨贾；真正的贫民百姓，是居住在内城以北，或南部的外城内。
外城建成于嘉靖年间，原设计是环围内城的外部，进行建设，以加强京城的防御，抵御蒙古的侵袭。但在建设过程中，由于财政的不足，外城只建成了南城一个方向，就是后世的环线地铁南线外，南二环以内，这之间的区域。
老北京的最热闹繁华之处，内城是在钟鼓楼附近，外城则在前门外、天桥一线。至于后世的王府井、西单等繁华商业街区，现在还未成形。
崇祯一行人等，在正阳门内，寻得一僻静处，快速换过便服，三三两两地往外城而去。
崇祯独自一人出正阳门，过瓮城广场，再穿正阳门的箭楼，微服进入了平民百姓的世界。
十七世纪的北京，受小冰川气候影响，平均气温偏低，四季分明；不象后世受环境污染、城市热岛效应影响，北京基本以夏冬为主，春秋天很短。
八月中旬的下午，天气凉爽，正阳门大街上人流川息不停，街道两旁买卖兴旺，一片繁华都市的景象。
外城自嘉靖年间，至现在已历经六十余年的发展。正阳门大街、大栅栏，这里紧临皇城正门，地理位置优越，内城富贵与外城平民自然汇聚，形成了繁华的商业街区。尤其是万历年间，皇帝二十几年的不理朝政，官员的大量缺乏，使得“前朝后市”的限制，事实上不存在了；正阳外门形成北京的第二处商业中心，与内城北部的商业中心——钟鼓楼，遥相对应。
“前朝后市”是按照周礼、儒家规制所设，钟鼓楼是内城北部最高的建筑，钟鼓报时，自元代起，这里就是京城的繁华所在。明代经朱棣的重建，北京城的规模更是宏大，城内各类市集遍布，但真正的商业中心仍在钟鼓楼周边。
明初，各项规章制度执行严谨；后面的皇帝，由于环境不同、政策改变，明初的各项严格限制，在崇祯年时，多已形同虚设。后世著名的“前门、大栅栏”，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崇祯徜徉在明代的繁华之中，路人衣冠博戴，步态安详从容，有的是天朝上国人民的自信；耳熟能详的那些中华老字号，这时好象还未看到什么踪影，但那些生意兴隆的店铺，看起来也象是有多年传承下来的。
崇祯并没有真正进哪个店铺，去细致地体察民情，只是大致地看看，走马观花；出来闲逛的机会有限，他需要对这时的民众生活，先有个概念上的了解。
崇祯有些疑惑，这不是明末么，怎么他却没看到朝代末期的颓废、萧条；也很难看到什么衣衫褴褛之辈，难道这时就有城管，来随时纠查市容么。
崇祯还是很熟悉北京的，他知道南城历来是贫民的聚居地，可是他穿过纵横交错的大小胡同，转到天桥大街时，所经过的胡同大都规整洁净，这与后世拥挤窄小的胡同、四合院内的面目全非，绝不相同。
一些小门小户偶尔露出的院内景象，虽有影壁遮挡，但也通过绿树成荫，感觉得到一片和谐的气氛。
崇祯的随意走动，打破了这些胡同的宁静，衣衫虽然简洁，但衣料上乘；让人们有些奇怪，哪家的贵公子，怎来到这里闲逛串门。尤其是在崇祯走过的前后，突然增加的大量陌生汉子，更是令人侧目。
本来崇祯逛逛闹市，随侍保护的锦衣卫，散在人堆儿中，是看不出什么的；可他想看看真正的平民阶层，就专拣小胡同穿，就使得这些锦衣卫汉子，隐不住形踪了。
天桥，吸引了崇祯的注意力：杂耍把式、说唱戏，人们围着一个又一个圈子，喝彩叫好之声不绝，煞是热闹。
哈哈，这才是真正的“天桥”！后世里的走江湖卖艺为生，在一九八○年代，还能在一些中小城镇见着；北京的天桥，只是偶尔会有一两个违规者撩摊儿，还要时刻防着警察的巡视；后来的“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试图恢复传统，但也与传统的相声形式——露天卖艺，有了天壤之别。
崇祯自小就爱听说，《岳飞传》、《杨家将》、《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一本本全不错过，是袁阔成、刘兰芳、单田芳的忠实听众。
崇祯不顾形象，自人堆儿中挤进，守护的侍卫也忙分zhan有利地形。崇祯一身儒衫生打扮，可衣料质地绝不同于周边的平民百姓，卖艺的哪能不识人，早有个小姑娘拿了个小马扎过来，在前面几排坐着的人旁再添一位，崇祯被请过去坐下。
崇祯可不知，凡坐在那里的，一会儿收钱时，多少也要掏几个的。在皇宫中住惯了的他，也忘了出门要身上揣些零钱；已经享受惯别人服侍的他，没觉出坐下会有什么不同来。
这里说的这部正是《水浒传》，说到“三打祝家庄”这一回，崇祯是曾经听过的，但在这古代听说，抑扬顿挫，又别有一番风味。
听了约有一刻钟时，说人一拍惊堂木，暂告一段落；刚才那个小姑娘已是端着拖盘，转圈收钱来了。崇祯知道，这个钱可给可不给，想想也没带钱，干脆厚脸皮扛过去就是了；哪知小姑娘走到他这里时，停住了没走，弄得他有些脸红，手下意识地上下掏摸。小姑娘见多了“听白”的，可没见过坐在这里“听白”的，给他搬马扎时，可坐得心安理得。
崇祯的尴尬，几米外的锦衣卫使骆养性，也看出来了，这才想起皇上没带现钱出来，忙从身上摸了块散碎银子，挤过来替崇祯给上。
小姑娘可不管是谁给的，见是块碎银，足有一两来重，向两人感谢不迭；别人多是给三五个铜钱，难得能碰见掏银子出来的主顾；骆养性是知道行情的，可他哪好意思替皇上打赏，才给仨俩大子的，只得狠心下血本了。
虽有骆养性的及时救场，崇祯也不好意思再听下去了，过会儿还会再收钱的，他也不好总让别人代付。
崇祯再围观时，再也不使劲往前挤着，前排就坐了。
这番贪玩，很快就到了晚膳时间，骆养性上前提醒；崇祯虽想在外面尝尝老北京的小吃，但这次是偷着出来的，回晚了不定要闹出什么事儿来呢。反正想看的，都看得差不多了，以后机会多的是，不差这一回。
崇祯走得有些累了，作皇帝月余，人也变得懒了，命人雇了顶轿子，往正阳门行去。
这次微服私访，传说中的“美女卖身葬父、恶霸混混调戏民女”，都没让崇祯碰见，让他的心里多少有些遗憾，困扰于那些经常的情结；倒不是崇祯还想收藏美女，后宫女人现在多得已令他顾不过来。
崇祯那次乾清宫前的开幕讲话后，他估算过：到场的宫女足有七八千人，在他具备能力的有生之年，也至多能达到两轮而已；而不等他轮回一遍，那些女子就已经过了最美好的年龄阶段，这让崇祯感觉自己真是在造孽。
微服私访，崇祯还是很有收获的，对于明朝百姓的日常生活，有了最直观的印象；尽管这是在京城，是大明最富有繁华的都市，还不能代替全部。
到现在为止，崇祯一直不敢对民生方面有所动作，就是担心自己不了解实情。明朝的商业、娱乐业如此发达，尤其这种娱乐业是由平民消费为支撑主体，至少表明了多数人是并不发愁吃穿的。
崇祯问起锦衣卫使骆养性，京城集市的分布：除了京城各处分布的各类专门产品市场，如米市、缎子市、皮货市、帽子市、鹅鸭市、柴炭市、铁器市等；更还有出售便宜货的穷汉市，这看起来，倒与后世的小商品市场有些相似。
看来，如何繁荣商业，基本是用不着他来操心了，需要操心的，就是税收如何改革了。
如此发达的商业贸易，也让崇祯对于内宫减员的去路，有了一定的信心。以皇家的雄厚资本实力，许多可研发的后世新产品，可借鉴的商业模式，只有在这样庞大的市场规模下，才有更好效果。
坐在轿子中的崇祯，思考着心中的改革方案，通过这次私访的直观印象，方案有了更进一步的丰满，也有了支撑其的社会基础。
崇祯自微服私访后，就一个人闷在乾清宫里不出来了；即使朝会，也是草草了事，又急着回去忙他的事情了。
御案上放着的，是吏部奉命呈上的“六部机构、职责”；机构改革必须提前进行了，崇祯有些后悔，放权内阁有些早了。可是，不放权予内阁，他又腾不出更多时间去思考；崇祯是个比较认真的人，他做不到天启皇帝那样，能把政事真正地放开。
放权内阁，应与机构改革同时进行，否则再从内阁分权出来，就很麻烦了；趁现在内阁职权还未理顺，只有机构改革提前进行，至少要将兵权、司法、监察等权分离出来。
崇祯在后世，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并不是什么政府高官，这就使他难以清楚国家各部门间的运作，各部委机构设置的利弊；外国政府的机构设置，他就更是道听途说了。
新中国自成立后，经历了多轮的政府机构改革，可以说“机构越精简，人员越臃肿”，公务员比例甚至达到了“26：1”，是古代官员比例的十几倍。
六部设置，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不管它是否适合于崇祯心目中的改革，但“六部”绝对有它存在的理由。这种政府机构设置的稳定，是千年以来，官员比例变化不大的主要因素；如果他擅自按照后世的标准去改变，恐怕千年惯例一被打破，后面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将更甚于现在。
明朝经两百多年的发展，前朝官员、后宫太监和宫女，已经是极为庞大的数量，以这时的生产力水平，恐怕已经是在极限状态了。现在的财政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仅能勉强维持朝廷的正常运转，任何紧急事态都应付不了；何况现在的两场半战争（辽东后金、奢安叛乱、农民起义算半个），各种新增的税赋，已经压得农民承受不起了。
崇祯思前想后，实在是犹豫不决；经过近段时间日讲官的讲史，崇祯懂得越多，越知道这其中的轻重，就越是难以下这个决心，“打开了恶魔的盒子，可就再也收不回了”。
这三两天来，崇祯把自己想象中的政府机构、权责分配，写了下来；他也请日讲官详细讲解，历朝历代的六部设置有何变化；崇祯在想，如何才能把后世的治国理念结合进去，但又尽量少对现状动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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