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独树一帜
有一句俗话，叫“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话的确有理，首先，读书人皓首穷经者较多，虽然学识渊博，却缺乏社会实践，特别是与社会底层的民众，严重脱节，而造反所需要的，正是社会底层民众的支持，没了他们，兵员从何而来，粮秣从何而来？
其次，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普遍比较高，大部分情况下，都属于得利阶层。因此，也就缺乏社会底层民众的那种造反的决心。很多时候，读书人们所谓的“造反”，大多是因对当局不满而嘴上发发牢骚罢了，缺乏真正的决心和动力。
但，这绝不意味着，造反就是件粗活，是一件没有技术含量，不需要“秀才”参与的事情。相反，历数一下从古至今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其中有不少人，还真是“秀才”出身，比如唐末的黄巢，清末的洪秀全。即便不是“秀才”充当领袖，农民军但凡想要真正壮大起来，甚至是能够改朝换代，建立新政权，其中必定少不了读书人的出谋划策。
前面说过，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普遍比较高，属于得利阶层，可以从统治阶级的统治当中，分润一定的好处，所以，他们造反的积极性，是相当低的。可是，一旦一个政权，连这些得利阶层的利益，都没法照顾到了的话，那这个政权，可真就到了分崩离析的时候了。
后人在总结清朝灭亡的原因时，认为其中有一点也相当重要，那就是清朝太过草率的终结了科举制度。
也许有人要惊讶了，科举制度在清末那会，不早就成了僵化的制度，早就该被时代的浪潮所淘汰了吗？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可以说是他们为数不多的进步举措，怎么反倒成了清政府灭亡的重要原因呢？
没错，正因为这一举措是“进步”的，所以“反动”的清政府施行了这一“进步”举措后，反倒加速了他的灭亡。
原因其实很简单。清朝开国两百多年来，一直是靠科举制度，来笼络、控制汉族的知识份子阶层，依附在科举制度上的既得利益集团，经过这两百多年的发展，早就庞大得难以描述了。清朝政府若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把科举制度坚定不移的延续下去，才能让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支持清政府的统治。
可惜，到了清末，清政府的权威和控制能力，已经大大衰弱。汉族知识份子集团，早就或明或暗的向清政府索要更多的权力了。然而，清政府不仅不愿意渡让一部分权力来争取汉族知识份子集团的支持，反倒搞出一个“皇族内阁”来，最后，竟然更进一步，废除了科举制度——这一下子，就把千千万万本来还想凭借科举制度成为人上人，成为“官老爷”的读书人的晋身之路，全都给堵死了。你说，他们除了铁了心的去推翻清王朝外，还能有第二条路走么？
这也是刘照对黄巾军中的读书人特别警惕、提防的缘故，也是汉王朝在平定黄巾之乱时，为何首重颍川郡的缘故。没有足够的读书人充当智囊，仅凭普通百姓造反作乱，成果终归十分的有限。而一旦有大量的读书人参与其中，甚至是整个士人集团都与朝廷离心离德，反过来去帮助农民起义军的话，那改朝换代的日子，肯定不远了。
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看，其结果，无非是两种，其一，士人集团借农民起义军之手，成功推翻了当局政权，然后窃取了起义的成果，建立起了新的王朝，比如汉光武帝刘秀，唐高祖李渊。其二，则是士人集团辅佐农民起义军当中的一位，推翻当局政权，建立新的王朝，比如明太祖朱元璋。
这一回，在凉州发动叛乱的，本来都是诸羌部族的首领。这些首领，大多都粗鄙少文，思维还停留在游牧部族掠夺为生的阶段，即便有少数汉化程度较深、见识较为长远的，其水平，也远远达不到祸乱天下的程度，最多，也不过又是一次规模较大的羌族叛乱罢了。
但是，有了边允、韩约的加入，这场叛乱，一下子就变了性质，特别是韩约在突破心障，撕破面皮之后，更是毫无保留的辅佐起了宋建和王国，这就让金城方面的叛军，一下子发生了质的蜕变。
而建议王国自称天平将军，宋建自称平汉将军，就是走向这蜕变的第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名不正则言不顺”，大义名分这种东西，若是没有实力的衬托和保障，固然显得十分苍白可笑，然而，若是视其如无物，弃之若敝履，也是要大大的吃苦头的。
历史上，齐桓公越俎代庖，代替周天子向天下的诸侯发号施令，用得是“尊王攘夷”的大义名分；汉初七国之乱，吴楚等反叛的诸侯王，用得是“清君侧”的大义名分；明初燕王朱棣造反，用得是“奉天靖难”的大义名分。
到了农民起义军这里，口号和旗号，就更加重要了。历代的农民起义军，无一不是打出了“均贫富”、“均田地“之类的口号，来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也会各自打出旗号，自建政权，与当局政权分庭抗礼，吸引更多人来参加。诸如张角三兄弟的”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的称号，黄巢“冲天大将军”的称号，明末韩山童“明王”的称号等等，都是此类。
而韩约所建议的“天平将军”，其中就有“平均”、“平等”、“公平”的意思在内，天平，本就是一种衡器，西方的司法女神朱蒂提亚，手中就提着一架天平，以示公正、公平。而在中国，人们相信，上天才是最公正、公平的，因此才把称重的衡器，称做是“天平”而非其他。甚至，还有皇帝（东魏孝静帝）以之做为年号。
当今的大汉，朝政混乱，奸佞当道，天下人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公平和公正。在凉州，羌、胡各族固然受到过汉廷官员的欺压，汉族百姓自身，难道就比这些胡族过得更好了？非也，只不过是凉州的【民】【族】【矛】【盾】更加尖锐一些，所以淡化了阶级矛盾罢了。
而韩约恰恰要反其道以行之，尽可能的淡化【民】【族】【矛】【盾】，而将矛头指向大汉的黑暗统治。因此，他就急需用“天平”这样的口号，来唤起人们对大汉统治的不满。
至于“平汉”，则是韩约拿来拉拢、安抚诸羌部族，以及一些对大汉已经失去信心的人的口号。这个口号，黄巾军就曾广泛的使用过，有人为自己起名为“平汉”，有人也曾自称过“平汉将军”。
韩约隐隐的观察出，王国此人汉化的程度更深，野心也更大，但是宋建此人，身上的羌胡习气就保留得较多，其野心，也不过是乘乱扩张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远不及王国想得远。
所以，韩约便把“平汉将军”的名号，奉与了宋建，一来满足其骄傲自大的心理——平汉这个口号，在汉代，可谓是威风无两；二来，也是隐隐让王国压住了宋建一头，成为金城叛军的总首领。
毕竟，日后金城叛军要走的政治路线，不是什么游牧入侵，也不是什么泥腿子造反，而是“割据陇上，以观天下之衅，若天意属我，则取三秦之地，建帝号以图天下，若天意不属我，则以陇上为晋身之资，纳土归降，犹不失公侯之位”。
执行这样的政治纲领，就只能以“天平”为主要旗号，而不是“平汉”，因为万一汉室气数未尽的话，还是要留有“不失公侯之位”的退路的。
既然已经确定了政治纲领，那么在日后的执行过程中，王国的地位，自会渐渐的压过宋建，成为这支军队唯一的首领。
王国私下听取了韩约的意见后，大喜过望，自然少不了说一番“先生真是我的萧何、张良、韩信、陈平……”之类的话，并许诺了一大堆日后的荣华富贵。而宋建这个夯货，就不知道王国与韩约暗底下的这些勾当了，不出韩约所料，他得了“平汉将军”这个名号后，乐得合不拢嘴，专门做了一面大旗，绣上了自己的名号，整日里在城内城外瞎晃悠，夸耀自己的威风。
在凉州的各路叛军当中，王国算是“独树一帜”了。然而，旗帜可不是那么好立的，立起了旗号后，固然能吸引更多人来加入，同时，也会极大的吸引汉廷的仇恨——普通的羌族叛乱何足为忧？反正羌族反复无常，降而复叛，这是常态，自光武帝开始，几百年来，羌族反了无数次，也并没有威胁到大汉的根基。
可是，对于打出了“天平”旗号的王国，汉廷可就不能等闲视之了，这分明又是一股黄巾贼嘛！至于“平汉”，面对如此吃果果的打脸，汉廷哪能逆来顺受，唾面自干？
树立旗帜固然有必要，但若是树的时机不恰当，那可就是立死亡flag了。
好在，眼下大汉朝廷，还没有接到有关凉州叛乱的详细情报，甚至连派遣大军讨伐叛军的决策，也尚未形成。而凉州刺史部，此刻却正被北宫玉给搅得焦头烂额，一时也顾不上理会金城这边。
当日，北宫玉做出了进攻汉阳的决定后，深知兵贵神速的他，没有多做停留，立刻率领大军，攻入了汉阳。
汉阳郡的整体地形，是两山夹一川，南部是地质运动形成的高原山岭地貌，北部则是黄土沉积形成的黄土丘陵地貌，唯有中间渭河流经的地方，形成了一条河谷、地堑，不仅适宜居住、耕种，也是陇上交通东西的主要干路。
而汉阳郡的治所冀县，就坐落在渭水之滨。按理说，沿着渭河的河谷，直接进攻冀县，这才是最佳的进攻线路。
然而，在冀县的西边，陇西、汉阳两郡的交界处，却坐落着一座地势险要，城池坚固的名城——獂道。
獂道，又做“豲道”、“狟道”，早在先秦时期，就是抵御西戎的名城，甚至其名字当中的“豲”字，就源于先秦时期的“豲戎”部族。
同时，獂道也是庞德的家乡。之所以能出庞德这样的猛将，也跟獂道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
就这么一座獂道城，便牢牢的挡在了冀县的前方，也挡在了北宫玉的面前。而且，跟历史上有所不同的是，如今的獂道城，守备的兵力更强，因为汉阳都尉李晟的治所，就在獂道城。
汉阳郡是陇西李氏的大本营，李晟到任之后，自然不像鲍炜在陇西那样受人排挤。獂道是汉阳的西大门，也是冀县的屏障，汉阳都尉的治所，自然而然的就被设在了这里，而且无论是兵力还是军备，都是优先配给，因此，獂道的守备，就变得比历史上，更加完善、强力了。
如此一来，北宫玉就没法沿着渭河河谷，径直扑向冀县了。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只有从南北两翼绕道进攻了。
从南方绕道，是行不通的。汉阳的南边，多为深山峻岭，大军行动不方便，而且，有鲍炜钉在临洮，对大军的后路也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而走北方的黄土丘陵，就更加方便一些。尽管黄土丘陵的地形，也十分复杂，但是这种地形有个好处，就是丘陵当中的“川”比较多，如果能沿着这些“川”进兵的话，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冀县的西北部和北部，主要是平襄、阿阳两县，其中，平襄县位于现在的通渭，当地的地形地貌，也比较复杂。而阿阳却位于现在的静宁县，这里是后世312国道经过的地方，从兰州经定西、静宁、庄浪，然后南下至天水市，这一带的地势相对平缓，利于大军行动。
于是，北宫玉亲率大军，直逼阿阳城下。然而，这一次，他又失算了——阿阳城中，同样驻守着一位能人。
此人姓盖名勋字元固，敦煌人氏，也是汉末的一员名将，只不过，他毕生的功业，大多局限于凉州一隅，因此不如皇甫嵩那么出名罢了。
此时，他乃是汉阳郡的长史——汉代，边郡往往设有长史一职，协助太守掌兵事。左昌据守冀县不出，坐视允吾被围，却不敢发兵相救。盖勋再三劝谏，左昌非但不听，还因此怨恨上了盖勋。
得到北宫玉攻入汉阳的消息后，盖勋结合各方报告来的信息，断定北宫玉会绕开獂道，北上进攻阿阳，然后再南下冀县。为此，他自动请缨，想带兵去防守阿阳县。
左昌本意全力保守冀县，只要冀县不失，他身上的责任也就大不到哪去，撑到朝廷派遣大军前来平叛，便可以安然渡过此劫，至少，自己的性命是绝对无虞的。
但是，被盖勋屡次劝谏闹烦了的左昌，索性乘此机会，把盖勋给远远的打发到阿阳去，免得盖勋再来对他指手画脚。不过，左昌可不愿意给盖勋调拨一兵一卒，只签发了文书，允许盖勋沿途招募诸县的丁壮，前往阿阳守御。
虽然明知左昌这是在刁难自己，可是为了汉阳的安危，从保全大局的角度出发，盖勋还是一咬牙，接下了这个任务。
好在，盖勋出身于凉州的官宦世家，根基匪浅。而且，他担任汉阳长史的期间，深明大义，公私分明，深得汉阳吏民的敬重，威望素著。经过他的号召，沿途的望垣、显亲、略阳、成纪诸县，不仅征募了不少丁壮给盖勋，而且当地的豪族子弟，更是仰慕盖勋的名望，纷纷挟弓矢、率家兵以从。等到达了阿阳县后，居然让盖勋凑起了八千余人的一支队伍。
手里有了足够的兵力，又有坚城可以固守——凉州胡汉混居，战事频仍，大部分城池尽管不很高大，却都修得十分坚固——再加上盖勋的将略，小小的一座阿阳城，却硬生生的将三万羌骑给挡在了城下。
面对这种情况，北宫玉只能徒叹奈何了。非是他不想绕开阿阳，发挥骑兵的优势，分兵进击。而是此处的地形，毕竟不比草原地区，四通八达，怎么走都可以。这里的大路，基本都是两山之间所夹的“川”，路线基本都是固定的，而且两边有山的话，也很容易被人伏击或者阻断去路。因此，如果北宫玉贸然绕开阿阳，直接南下的话，很可能就会被盖勋反手一击，截断他的补给和退路。
尽管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的军队，更能吃苦耐劳，对补给的依赖程度也较小，但是，依赖再小也并不是没有依赖，特别是羌族的部队并不擅长攻城拔地，进入内地之后，其劫掠粮草的能力，也会大为削弱，无法完全做到以战养战。
要知道，即便是后来纵横欧亚的蒙古军队，也是吸收了金人以及阿拉伯人的攻城技术之后，才能一路所向披靡，攻无不克的。
就在北宫玉顿兵阿阳城下，战局僵持下来的时候，王国率领本部人马，也从金城赶来，与北宫玉会师一处了。
按说，有董卓这位凶神坐镇武威，王国与宋建本不敢轻易出兵，否则，万一被董卓抄了后路怎么办？
然而，韩约对此却持有不同的意见。董卓被刘照用谶语陷害一事，羌族诸部的首领虽然并不知情——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谶语到底是什么东西，都值得怀疑——但是，作为凉州地区的豪族大姓，韩约对此却是一清二楚（当然，人们并不知道谶语是刘照散布的）。
一个被谶语说成是颠覆大汉祸首的人，一个被皇帝猜忌，从河东腹地发配到武威边郡来的人，又怎会积极为大汉朝廷出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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