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从未相逢》
我相信，在当下的这个现实社会中，某些已婚的中年男人也许都会有着这样的一个梦想——家里有贤惠善良的妻子，外面有着温柔漂亮的情人。如果彼此不知，相安无事，怡然自得，那么这个梦就更加圆满了。
我还相信，很多男人无论在开始做这种事情之前，还是之中，都会有着一种非常自负的心态，以为自己只要小心翼翼，以为只要凭借自己超凡盖世的说谎能力，就不会被自己的妻子和家人知道，就可以一直做着这样美丽的梦，陶醉在虚幻而又具体的生活里。
我也相信，很多男人在心里还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如果不被发现，就意味着没有发生过；既然没有发生过，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背叛与伤害。于是梦就做得更加心安理得起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心里也逐渐有了这些念头和想法。而人一旦有了这些念头和想法，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和所谓“对”的那个人，心中的那个梦毫无例外、没有节制地开始萌发出来。这才有了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
当然，上面的这些“我相信”都是我自己以狭隘的见识在脑子里猜测的。尽管是猜测，但在我的内心里却是深信不疑的。
有多大的快乐，就有多深的痛苦。就我有限的四十年人生经历来说，就我亲身经历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来说，去实现这样梦想的人几乎没有“全身而退”者。不是遍体鳞伤，就是身心俱疲，更有甚至酿成人生悲剧。尽管，快乐总是短暂飘渺，痛苦却是恒久深远。但在所谓艳遇、外遇、出轨的诱惑之下，前赴后继者依然如过江之鲫，乐此不疲。也正因为如此，生活里才每天上演着各种酸甜苦辣、爱恨情仇的剧本。
在我记录下面的这个我所亲身经历的故事之后，我更相信，生活就是由一系列偶然和巧合的事情组成。和我一样，很多人都把生活中的某种结局归结于某种偶然性。只是这些偶然和巧合的背后的必然性，却被人们轻易地忽视掉了。
请原谅我不一个专业作家，也不是一个有着无限想象力的写手，无法写出电视剧里的那些狗血的情节和充满戏剧性效果的故事，我只能够依照内心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真实而又平铺直叙出来，来纪念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001除了温柔、缠绵与热烈、激情交织一起的不断往返深入与探索的吻外，在回家的路上，萦绕我在我耳边的是潘微的那句话——所有的婚姻都充满着瑕疵，所以它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只是炼狱。此刻，街面上只有路灯泛着黄色的光，车辆很少。不知不觉中，在一个拐弯的时候，我几乎感觉车几乎要倾覆了，刹那间心也跟着悬浮起来。
那一刻，我感觉冷汗已经浮满我的后背。
我不知道在什么样的一种心境之下，潘微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但不论如何，这句话却实实在在地给了我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说的再严重一点，或者是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就该是醍醐灌顶了。
一直以来，我对自己与文洁的婚姻都有一种无法理解的迷茫与苦恼，但却又找不到答案，得不到解脱。而现在因为潘微的这句话，好久以来沉重的心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我为长久以来苦恼的婚姻生活找到了一种足以让我得到安慰的注解。
哦。原来世上所有的婚姻都存在着瑕疵。哦，原来婚姻原本不过是一场炼狱。我不由得心头轻叹了一声，然后猛然踩了一下油门，车子向着家的方向疾驰而去。
这是2009年5月的一天。此时宁海已是春天。春天的宁海比它的其他季节都显得更加美丽迷人。温柔可人的海风早已把整个大地吹出一片柔嫩的新绿，绵延起伏的山岭和道路两旁的树木也已披上绿色的新装，街心公园里的各种花儿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芳香，这一切都仿佛是大自然在向人们展示它内心隐藏一个冬季的所有秘密。
002我也深深知道，就是这个夜晚，在我心中激发出一个中年男人渴望实现的梦想。在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漂亮而又富有才情的女子何以突然如此的同时，我内心又在暗暗狂喜与陶醉着。这是那种像乞丐突然在路边捡到了一袋子钱那样的狂喜。
再富有传奇的故事都没有真实的生活来得真实、来得让人出其不意。
最初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有点不信，总以为现实的生活是那么的平淡无奇，每天似乎都在重复着昨日的故事。现在看来是我错了，一旦你经历其中，你就会从心里发出一声感叹：哦，生活并非平淡如水，生活原来无比传奇，它比一些虚构的故事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按照陈一鸣的话来说，真实的生活远比那些狗血的电视剧有意思多了。
003我与潘微的相识始于文字。
而我始终以文字为媒的相识则是天下最令人神往的一种相识。
按照常理，我与潘微的生活本无交集。我在宁海市地质局综合处从事文字工作，潘微是宁海日报时评专栏的责任编辑。我和潘微的最初的“文字之缘”始于我到宁海市地质局的第二年的八月份。那一年是2008年，那个时候中国北京刚刚举办完世界第二十八届奥运会。正是这个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具有非凡意义的重大事件对我与潘微的相识却有着具体的某种联系。也许这只是一种偶然。但是这种偶然谁说又不是某种必然在背后发挥着它的作用的呢。
我所在的宁海地质局全称应该是宁海市地质勘查和矿产资源开发保护局，为宁海市政府直属正局级行政类事业单位，一般只有省会城市的政府机构里才会设置这个结构。由于宁海市是滨海城市，地质状况复杂，尤其是北部几个县区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宁海市为了加强矿产资源管理，就专设了这样一个部门。
我是2007年6月通过宁海市行政机关及事业单位招聘考试进入宁海市地质局的，在很多人的眼里，地质局是个相对生疏的单位。一开始我和朋友说起这个单位，很多人竟然都没有听说过。我当初考进这个单位的动机纯属因为竞争者相对较少的缘故。刚从宁海商务学院进入地质局时，一开始还有些新奇和兴奋，但是不到三个月，我就深深体会到了在机关里从事文字工作的那种枯燥乏味，那些没有任何感*彩的请示、汇报等公文材料很少让自己感到真正的快乐。再后来我又一点点感觉到局里的人似乎都忙碌着自己的或公或私的事情，有的人甚至今天也见不着面，见着面也不过是点头示意罢了，有的甚至连点头示意也没有，仿佛每个人之间隔着一层什么似的。我是学历史专业的，再加上单位里大多是专业技术人员，彼此共同语言不是很多。尽管如此，但我和陈一鸣、辛然还是成为了特别要好的同事和朋友。
令人庆幸的是，距离地质局不远有一座山，虽不高，却有着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雁山。每到春天，满山就开始充满令人愉悦的绿色。到了夏天更是满山青翠葱茏。而到了秋季，则更别有一番景致了。山的名字的由来是否与一到秋天就有大雁飞临有关，我没有考证。但的确是一座美丽的山，山间不时飞翔的鸟儿以及清脆的鸟鸣很容易让人回想起童年的时光。因此，每天除了一些公文写作之外，午休时间的爬山活动就成为我和陈一鸣、辛然最有乐趣的活动了。
起初，通往山顶的那条山路还是窄窄的石子路。后来宁海市实施民生幸福工程，把原来那条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修成了木栈道。修了木栈道之后，更容易爬了。但是我更怀念最初的那条石子路。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奇怪，没有修的时候盼望木栈道，修了木栈道却又怀念起石子路。一年中从三、四月份开始直至十一月份，满山都会充满着令人舒服的那种绿色。
在地质局最初一年里的那些寂寞、枯燥的日子里，我很欣慰他们俩所能给予我的那些温暖和快乐。我们三个人爬山时的说笑和与辛然一起在咖啡馆读书的快乐使我暂时忘记了工作与生活中的苦恼。甚至我与文洁之间随时发生的那一地鸡毛般的争吵也因为他们两个的陪伴而让我有了些许的慰藉。
后来我曾一度假想，如果不是在我最后离开商务学院的那个下午，去见从上海到宁海出差的孙晓梅，也许我和文洁之间还会和以往一样过着平淡但也安心的日子，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怀疑与争吵。可是生活从来都不能假设的。生活里的某些事情一旦发生就不可逆转，就好比打碎的镜子，无论你如何修复，也无法再和从前一样。当然这些道理，我早就听过的，只是真正明白却是后来的事了。
当然，在此之前，我对“在婚姻关系里，再也没什么比信任重要的东西了”这句话也未有深刻的认识。也是在与孙晓梅的事发生后，我才切肤般地感受到信任之于婚姻的重要性。婚姻里一旦没有了信任，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没完没了的解释与争吵。这种争吵随时可能因为某一件偶然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引发惊天骇浪。这种事情也许在外人看来根本不值得引起夫妻间的争执。记得有回在饭店吃饭，我随口说了句，不知道什么时间手指扎进一个小刺。文洁说不会又是和孙晓梅钻小树林里弄的吧。尽管文洁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的，或许她也是开玩笑，但却让我感到极其不悦。我说你也不是不知道人家在上海的。文洁说在上海怎么了，现在交通这么发达，想来随时可以过来。我说这怎么可能呢。文洁说你说这怎么就不可能呢。一开始大家还是笑着说的，可是后来说着说着就变成了争吵。
和陈一鸣成为朋友后，他说对于老婆一是靠哄，二是靠忍，但主要靠哄，惟有如此方可换得婚姻与家庭一世太平。其实这样的话，我的父亲也说过的，只是没有陈一鸣说的那样全面。父亲说，我和你妈这辈子走来，多亏了“忍让”这俩字。仔细想想，婚姻和家庭得以保全还真是如此。后来我岳父和岳母在耳顺之年几乎闹到离婚的地步，就深刻证明了这条婚姻中的真理。
其实在孙晓梅事件之后，姐姐从北京没少打来电话嘱咐我要多忍让文洁，说我要多向姐夫学习。姐夫的名言就是——爱就是忍让，爱就是宽容。其实每次争吵之后，我也很苦恼我自己的性格，无法做到父亲、陈一鸣和姐夫说的那样。说实话，争吵刚刚开始时，我也很想息事宁人，但是随着争吵的升级，我就做不到了。也许孙晓梅和我后来与潘微发生的事情并无联系，但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还是为我主动接近潘微埋下了伏笔，因为我一度觉得，如果孙晓梅的事情过后，文洁不是总拿她事，也许我不会产生接近潘微的想法。
这当然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内心独白，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如果文洁知道我的这种内心所想，她一定觉得我这是强盗逻辑。因为之后，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做了就别怕别人说，怕别人说就别做。这是她对婚姻理解的另一种逻辑。有的时候她也会换成另外的话——难道男人在外面做了坏事，还要家里的女人表示充分地理解和无条件的接受吗？面对文洁的逻辑和诘问，有的时候我也会予以反驳——难道做了一次贼，就永远是贼吗？还没说完这句话，我就意识到了自己多么愚蠢。好啊，你终于承认自己是贼了啊。文洁的顺势一击顿时让我无言以对。当然，如果没有某种引子，文洁也不会随便就扯到孙晓梅的事情上来，这时文洁就会像变了个人似的，俨然一个好女人、好妻子。
这一年的十月，孙子鸿和戴蕾来过宁海一次。孙之鸿、戴蕾和我当年都是龙庙高中的同班同学。我们班当初据说有五对在谈恋爱，然而到最后结婚的就一对，就是孙之鸿和戴蕾。高考那年，戴蕾考上黄河水利学校，毕业后在父母的安排下到龙庙自来水公司上班。戴蕾说她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大海，说什么也要孙之鸿带她看看海。临走的那天晚上，我们在他所住的宾馆外的一家酒店喝酒，一直聊到12点多，戴蕾早已困得回宾馆睡觉了。你无法相信我们谈话的内容大多是关于三农的问题。
这个时候孙之鸿已经我们龙庙乡的副乡长了。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从内心里爱着农民的基层政府官员，是真正一心为老百姓着想的乡官，他的这种爱不是装出来的，是发自他内心的一种情感。在我离开老家龙庙到宁海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就在我们村领着红星哥等人开始搞蔬菜大棚。后来在龙庙发展乡镇企业的第一次闹剧过后，如今，在他的带领下，我的家乡龙庙乡开始了种植兰花。
孙之鸿和其他的一些基层官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特别爱读书，尤其是关于三农问题方面的书籍更是喜爱有加。尽管他在中国最基层的政府里工作，但他依然保持着在学校里养成的读书习惯，这一点连我在学校里工作的人都有点惭愧。我考到宁海后，每每遇到关于三农问题的好书，我都会想方设法给他买回来邮寄过去。记得有一次我和陈一鸣、辛然午饭后爬山，他打来电话，开口就说他在报纸上看到费孝通的介绍，很感兴趣，要我给他买一些费孝通的书寄给他。我听说费孝通这个名字，只知道他的《江村经济》很有名，但是并没有读过他的书。下午辛然陪我一起去了新华书店，在一楼的一个标着社会、哲学类书籍标签的书架上看到了费孝通的两本书，一本是《江村经济》，一本是《乡土中国》。我没有看里面的介绍和内容，就直接买了下来。
孙之鸿和我不但是高中同学，同时也是大学相伴四年的同学。不同的是他在河南大学学的专业是经济管理，而我学的则是历史教育。无论是在高中还是大学期间，他对我都有着极大的帮助。我们虽然都在农村，但是他家条件比我家要好很多。尤其是读大学期间，每次出去玩，大都是他负责买单。而且基本上每次买单都尽量不让我知道，有时候我到服务台提出要付账时，服务员就会说你的朋友已经付过账了。大学生总是有些虚荣心的，每当我周末要去郑州找曹芙嘉时，他都会主动说你穿我的那件西服去吧。其实即使他不说，我也会不客气地去穿他那件蓝色的西服。很多时候我们的衣服甚至鞋子都是混着穿，当然裤头除外。不用说，我穿他的衣服鞋子的时候比较多一些。不过这也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身材相仿的缘故，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我想就是他比我略胖一点。但是他的正装衣服譬如西服等却一般都显得瘦一点，这样一来他的衣服我穿起来就显得十分合身。
在人生的路上，一同出发的人很多，但是走着、走着就散了，能够陪你走到最后的，往往只有很少的那么几个人。我确信孙之鸿就是可以一起走到最后的人。我得到地质局录用通知时，在老家的同学和朋友中，我第一个告诉的就是他。我们从河南大学毕业后又一起回到了家乡。在九十年代初期的那个时候，大学生毕业国家还包分配，他分配在了我们龙庙乡乡政府党政办工作，我则分配在了我们龙庙县第一高中。在家乡工作的那几年里，我每次从学校回家，都要去龙庙乡政府找他，在一起吃饭喝酒是常有的事情。尽管我那时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到120块钱，但比读大学的时候要好多了，但是结账时他依然坚持不让我付，他说你们当老师的太不容易了。我知道他说的这种不容易是指老师的工资太低。其实我所在的县城中学相对还好一些，乡里的小学和初中就困难多了，许多老师的工资都不到100块钱，而且还经常被拖欠。听孙之鸿说，他老婆戴蕾所在的龙庙乡初级中学的老师工资竟然被拖欠十个月之久。
这一年的深秋，大概是11月初吧，具体的日子我已经回忆不清了，青州艺术学院的李光耀也来过宁海一次。李光耀是我在龙庙县育才高中教学时的同事，也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他也是龙庙县人，只是不在同一个乡。我和李光耀是同一年考上硕士研究生的。我当初考研究生就是受他的影响。从内心里，我一直对他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没有他我不会走出我的家乡，来到宁海。我觉得他与孙子鸿一样，是值得一生交往的知己。
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考研，我以为我将在龙庙这个地方度过终生。我看到他每天上完体育课都拿着一本英语词典摇头晃脑地背着。我很好奇，就问他干嘛每天老是背英语词典。他说准备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他说吴迪你也和我一起考吧，这样我也有个伴。从此我们就一起背起英语词典来。为提高积极性，我们规定每天背50个英语单词，晚上互相考试，如果谁没有背会，就罚谁买啤酒喝。我们还一起去开封买过几次历年考研模拟试题集，一起做上面的模拟试题，彼此相互打分，如果谁考的分低，就罚谁买散花烟抽。
记得是在1999年1月，我们一同走进了考场。幸运地是，我们都考上了。他报考的是中山大学，我报考的是南京政治学院。只是后来我没有被南京政治学院录取，被调剂录取到宁海大学。尽管如此，我已是十分开心了。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只要能够离开家乡，去什么学校都无所谓。当时考研需要所在单位同意，如果单位不在考研报名表上盖印，就无法报名。我与李光耀去教务处盖印时，教务处主任说要校长同意才行。我们去找校长，校长说你们俩都是学校的优秀老师，你们俩对学校十分重要，你们走了，学校教学就会收到严重影响。我一听从校长嘴里说出“重要”和“严重”两个词，就想控制不住地笑，李光耀赶紧制止了我。从校长室出来，李光耀说，靠，平时都不把我们当人看，我们要参加考试了，却又说我们重要起来了，真他X可笑。
校长不同意盖印，我们就去了乔激扬那里。乔激扬比我和李光耀三、四岁，那时已是学校的副校长了。平时我们和他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玩，当时我们也想劝他一起考研，他说他都结婚了，恐怕没有太多的时间复习考试。我们也没有再劝。我们把来意和乔激扬说了，乔激扬说你们俩给校长每人买条烟再去试试。晚上我们俩到学校的小卖店里花100块钱买了4条散花烟，又去了校长室，这次校长很爽快地答应了。临出校长室的时候，校长又嘱咐道你们不要和其他老师说你们考研的事，否则会影响别的老师。走出校长室，李光耀又骂道，靠，学校每年调走那么多人，怎么都没见他拦过，还不是看他们有关系有背景，真他X可笑。
那天，乔激扬不是从青州而是从北京乘飞机来宁海的。当时他带队代表青州美术学院去北京参加篮球比赛。由于周末不举行比赛，他就趁机来宁海看我。我开车去机场接的他，他说，哥们，看来我们俩真的是心有灵犀啊。我说当然。他说，你知道我说什么，你就说当然。我说你说什么。他说我们买的车都是一样的，都是奥迪。我本想说车不是买的，是文洁大姨家的大表姐江珊送给我们的。转又一想，似乎又没有必要，就改口道，这车就是有点费油，开着挺舒适的。回到家里，文洁和儿子都在家。我向文洁作了介绍。文洁说，吴迪在家经常提起你，说你们是从一个战壕里并肩战斗杀出的战友。李光耀说，弟妹，说真的，那真的是一段艰苦而光荣的岁月，现在一想起来就好像昨天似的。文洁说，晚上我给你们做几个菜，你们哥俩好好聊聊。李光耀说，不用麻烦了，弟妹，一会我们哥俩到外面简单吃点就行，都不是外人。文洁说那好吧。李光耀摸着儿子的头，看着我说，这孩子长得真像你。我笑着说像别人那不完了吗。李光耀也哈哈一笑，从兜里掏出1000块钱说，第一次看到孩子，这是给孩子的见面礼。说着就递给儿子，文洁说那怎么行呀，上前拉住儿子坚决推辞不要。我对文洁说，别推辞了，拿着吧。文洁这才让儿子拿着。
晚上，我和李光耀去外面吃饭，临出门时，我给陈一鸣打了个电话。在陈一鸣家附近的路口接上陈一鸣，就去了一家日本料理店。陈一鸣说你们哥俩见一面不容易，今晚多喝几杯。到时我开车送你们回去。席间，我和李光耀都喝了不少的酒。李光耀问我是否还和林芝联系过，我说没有联系了。李光耀说去年春节回老家，去找乔激扬时，听他说她想去宁海，我以为她会找你呢。李光耀说不联系也好，毕竟都结婚了，孩子也这么大了。我问他与王丹还有联系否。李光耀说偶尔还会打个电话。我说你打电话嫂子不知道吧。李光耀说每次打电话都是在单位打的。我说有机会我和文洁去青州看你和嫂子、孩子。从料理店出来后，陈一鸣开车把我们送回了家。回家时文洁和孩子已经睡了。我和李光耀就挤在书房的一张小床上。早在龙庙县城高中时，我们就曾为考研熬夜或是喝酒大醉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那一晚回到家里，我们又聊到很久，不知什么时候才各自入睡！
离开商务学院的这一年，我回去大概有两三次。但我明显地感觉到我和许文斌院长之间的谈话再无过去那样的随意，尽管许院长依然很亲切，但我总觉得多了份拘谨。这种感觉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而与许幼军之间则无这种感觉，只是在一起吃饭时，明显地能感受到他内心中的闷闷不乐。按理说，他是不应该有什么不快乐的。他工作体面，家庭富有，媳妇漂亮，可是偏偏他媳妇沈晓雨和他妈妈唐美兰之间矛盾重重，这让夹杂在其中的他很是难办。我几次劝他说，你必须在你老婆和你妈之间做出选择，而最好的选择就是站在沈晓雨一边。这样做尽管妈妈会生气，但是当妈的绝对不会和儿子真的计较。而如果站在妈妈这边，沈晓雨就会更感到孤立无援，而作为沈晓雨那样的性格，也很难长期忍受下去。尽管许幼军认为我的分析有点道理，但是要他下定决心和妈妈摊牌，也有点难。
这一年我与家里的电话联系比以往多了起来。去年，在红星哥的带领和努力下，把因纺织厂倒闭而荒芜掉的那块历经磨难的土地要了回来，经过重新开垦，如果已经建起了种植兰花的塑料大棚，这对我们村来说，种植兰花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的事情。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孙之鸿的带领。当那块最肥沃的土地要回来之后，是他主动找到红星哥他们，说，这块地如果再重新种植普通意义上的小麦、大豆和棉花，还是只能够维持温饱的生活，如果要致富，必须另辟蹊径。当时红星哥他们还想种植蔬菜，孙子鸿说现在临近的几个村子都已经种植了大面积的蔬菜大棚，蔬菜市场已经饱和。经过一番考察，经曹芙嘉牵线，孙之鸿在郑州找到兰花种植专家崔国兰，指导红星哥他们培育和种植兰花。按照孙之鸿的想法，先由红星哥他们十几户人家带头示范，以后每年逐渐扩大种植，以此带动龙庙乡的老百姓走上致富之路。尤其是哥哥每次来电话都非常兴奋，说自从大棚种植兰花后，家里比以前好过多了，又重新翻盖了房子。我把家里的情况和文洁说了后，文洁也非常高兴，说以后我们就可以往家少寄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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