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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深恶痛绝的苗沛霖是土生土长的安徽凤台人，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章的老乡。他是个不得志的穷秀才，安徽兴起捻军后，他以抗捻为名，开始在家乡办团练。当年他的老乡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治方略，苗沛霖猫学虎样，提出“高筑寨，广积粮，先灭贼，后称王”，在凤台一带大修圩寨，把个个散落的村庄变成坚固的堡寨。捻军作战向来以骑兵飘忽不定为特点，习惯于长途奔袭。苗沛霖以静制动，坚固的堡寨成了捻军的克星，所以他的声望迅速提升，四年中就成为据圩寨数千、拥众十余万的地方势力。他又投靠了僧格林沁的爱将胜保，两三年间升职为道台。不过苗沛霖是典型的枭雄，在他那里没有所谓是非、忠奸，保存扩展自己的实力是他的唯一目标。虽然他投靠了胜保，但眼见太平军、捻军势力巨大，因此暗中又与捻军勾勾连连。陈玉成进军湖北时，专门派人与他沟通，告诉他太平军已经集中了五十万大军，即将在安庆城下大破湘军，清妖的天下即将拱手让给天国，约请他到时候从皖北南下，共谋大业。有江南大营一日崩溃的前例，苗沛霖对陈玉成的话不能不有所考虑，因此他把人马向南移动，并与庐州的太平军、皖北的捻军频繁接触。如今两路太平军都无功而返，他不能不有所收敛。不过，他与捻军吊膀子的事，被他的老冤家孙家泰抓住了小辫子。孙家泰是寿州一带的团练头子，也是草莽枭雄，两人为了地盘明争暗斗，如今抓住了苗沛霖的小辫子，快刀斩乱麻，把苗沛霖的几员手下大将杀死了。苗沛霖大怒，召集了好几万人马，前来攻打孙家泰的老巢寿州。
安徽巡抚翁同书当时驻在寿州，当然不能坐视城池被攻破，所以悄悄派人与苗沛霖讨价还价，让他不要进攻寿州。苗沛霖的要求十分坚决：只有杀掉孙家泰，他才可能撤围。并且翁巡抚要向朝廷担保他是忠心耿耿的抗捻团练。翁同书竟然答应这一要求，请出王命旗来，以擅杀平叛将领的名义杀掉孙家泰等人，并把他们的人头送到苗沛霖手上。没想到苗沛霖翻脸不认帐，不但攻下了寿州，还把翁同书及他的巡抚衙门文武大员全部扣押下来。翁同书被逼无奈，信誓旦旦向朝廷担保苗沛霖是忠心耿耿的团练首领，攻打寿州是为了平定孙家泰的叛乱。这颠倒黑白的说法，令知情者不能服气，尤其是孙家泰的手下，都鸣不平，把状子递到曾国藩的总督衙门，皖北形势面临火并的危险。
曾国藩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都是苗沛霖横行不法，居心叵测，而且首鼠两端，很不可靠。翁同书作为一省巡抚，御下无方，而且颠倒黑白，把皖北弄的更加不可收拾，因此决定参劾翁同书。
说起江苏常熟人翁同书，那可是真正的望族出身。他的父亲翁心存，翰林出身，学问很大，曾入值上书房二十余年，道光皇帝的诸位皇子，包括咸丰皇帝以及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都是他的学生，最后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他的三个儿子，老大翁同书，也是翰林出身，官至安徽巡抚；次子翁同爵，由生员而至盐运使，历官陕西、湖北巡抚；三子翁同和，那更是大名鼎鼎，状元出身，先后担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家有如此家世，在朝中人脉那真是盘根错节，轻易动摇不得。
翁同书从咸丰三年起跟随琦善办理军务，打过不少硬仗，收复了好几座城池，因此获得知兵的名声，被授予安徽巡抚。他受任安徽巡抚时，安徽包括省城安庆在内，大部分地方都已经失守。他先是驻军定远，结果不久就被太平军攻克；于是逃到寿州，如今寿州不但丢了，而且还弄出苗、孙相争的混乱局面。更可恨的是他太过软弱，一年前还说苗沛霖是应当痛剿的叛匪，如今又盛赞他是忠心耿耿，真是无耻之极。
不过，翁同书家世显赫，不会轻易被参倒。而曾国藩堂堂两江总督，如果上了参折却没有达到效果，那将直接影响他的权威。所以，这份参折让他大费脑筋，文僚捉刀起草了几稿，都不满意。最后他把这个难题交给李鸿章。李鸿章当仁不让，奋笔疾书，大半个晚上就把参折起草了出来。第二天把《参翁同书片》修改誊抄整齐，交给曾国藩。曾国藩一看，就连连点头。
文章开门见山，把矛头对准翁同书。“前任安徽巡抚翁同书，咸丰八年七月间，梁园之挫，退守定远。维时接任未久，尚可推诿。乃驻定远一载，至九年六月，定远城陷，文武官绅殉难甚众。”翁同书丢失定远，造成官吏士绅“殉难甚众”，导致淮北局面复杂，这是翁同书罪状之一。
接下来再说丢失寿州的事：“该抚独弃城远遁，逃往寿州。势穷力绌，复依苗沛霖为声援，屡疏保荐，养痈贻患，绅民愤恨，遂有孙家泰与苗练仇杀之事。逮苗逆围寿，则杀孙家泰、徐立壮、蒙时中以媚苗，而并未解围。寿城既破，则合博崇武、庆瑞、尹善廷以通苗，而借此脱身。”面对危局，翁同书堂堂一省巡抚、方面大员，却“独弃城远遁”，已失大臣之节；又复依苗沛霖，“养痈贻患”，御下无术，杀人媚苗，结果还是丢失了寿州，这是翁同书的第二大罪状。
然后再指责翁同书颠倒黑白：“上年正月，奏称苗沛霖必应诛剿，逮九月寿州城破，翁同书具奏一折二片，则力表苗沛霖之忠义。视正月一疏，不特大相矛盾，亦且判若天渊。颠倒是非，荧惑圣听，败坏纲纪，莫此为甚！”这又是翁同书的第三条罪状。
“翁同书为一城之主，则当与民效死，不当濡忍不决；又不当受挟制而草奏，独宛转而偷生。事定之后，翁同书寄臣三函，全无引咎之词，廉耻丧尽，恬不为怪。”翁同书不但御下无方，而且人品都有问题，“廉耻丧尽，恬不为怪”，这又是翁同书的第四条罪状。
翁同书有四条罪状，那么就应当受到严惩：“军兴以来，督抚失守逃遁者皆获重谴，翁同书于定远、寿州两次失守，又酿成苗逆之祸，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
最妙的还在最后画龙点睛之笔：“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附片具奏。”
曾国藩用手指敲着桌案说：“妙妙妙，最后一句真是妙不可言。曾某人参劾翁氏，是职分所在，完全出于公心；你翁家不是权势冲天么？保你翁同书的不是大有人在么？众人能看你翁家门第鼎盛，可我偏不会因你姓翁而瞻顾迁就，这就把说情人的嘴巴堵上了，朝廷就是想袒护翁氏，也要仔细考量！”
这份奏折一上，一时间纷纷传抄，大有洛阳纸贵之势。朝廷的反应也很快，虽然有心袒护，但确实难有借口，翁同书最终被判斩监侯。他的父亲翁心存颜面扫地，又气又急，当年一病不起，撒手西去。李鸿章是这份奏稿的捉刀者，很快为世人所知，因此与翁家结下了不可和解的仇怨。到光绪朝，帝师翁同和处处与李鸿章较劲，除了政见不同，这份私仇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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