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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五日，**在武汉召开党代会。
与国民党相似，张春，李大钊，陈庆同和毛石山等人的本土派与张国焘等人亲苏的上海派激烈争论始终贯穿着整场会议。而关于中国革命到底是以农民为主的革命，还是以工人阶级为主的革命成为了争论的核心。
一直很少在党的会议上讲话的张春忍不住了。
第一次在总结会上发言。
张春讲了**党的定位问题，他说科学的社会阶层分析表明，在现在的湖北，农民、工人、服务也与商业从业人员、学生、军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说的比例悬殊。在湖北，农民占了半数以上，工人只占一成，学生和知识分子要占据两层。剩下的是军人和商人以及服务业、政府从业人员。而湖北的发展在中国应该算是首屈一指，代表着未来几十年内发展的方向。在中国，一个先进的，有代表性的党，应该是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党。否则**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基于这样的推断，**不是工人的党，也不是农民的党。而是代表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的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党。
张春分析了**与旧党派的区别和建党的宗旨。认为在人类社会中，不管阶层如何。一定是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价值观，先进的生产力的阶层会替代落后的、愚昧的。生产力低下的阶层。这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要坚持的就是发展和研究对人类社会有益的科学技术并加以推广，掌握人类最先进的生产力，推翻和扫除中国落后和愚昧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创造一个与日俱进，繁荣昌盛的中国。而不应在纠结于简单的工人领导还是农民领导。
如果一定要提出一个主导阶层，应该是年轻人，我们的年青一代。我们用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思想观念武装起来的年青一代，他们会在社会各阶层做出自己贡献，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张春解释了革命的定义。认为所谓革命，就是对于一切落后的事物进行革命。革命不只是向落后的统治阶层宣战，更多的是向落后的思想，落后的生活习惯。落后的生产形式。落后的组织形式，落后的人类关系，包括不平等，压迫和剥削等等宣战。中国革命要解决的是整个社会系统性问题。**提倡的革命应该是全方位的革命，而这个革命会随着科学技术，社会结构组成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永远不会停歇。
会议邀请了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和冯玉祥这些算是本土中间派的人列席会议。
张春的讲话结束后，全场站起来鼓掌。因为张春回答了对于中国社会革命的基本认识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新民报》更加是全文刊发这篇文章。认为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最科学和最标准的解释。
由于这个理论实际上是调和了所有派系的矛盾。所以张国焘等人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但是在苏联，苏共发起批驳张春言论的浪潮。认为张春搞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封建社会改良。张春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论述，弱化了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把自由平等放到了革命的次要位置，是假的**，而不是真实的**。
国民党和军阀控制的报纸不管是出于什么心理，纷纷转载了苏联的反驳文章。
而张春阻止了陈庆同要进行反击的想法，他说：与其和苏共做无聊的争论，还不如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比如他对毛石山的矛盾论就十分欣赏，只是此时毛石山虽然在新民报上发表了数篇关于矛盾论的调研文章，但是实际上，系统的矛盾论还没有成形。毛石山在陕南的工作让他接触到的都是如何解决一些社会矛盾问题，他需要对这些社会矛盾进行归纳整理，并尝试用辩证唯物主义去解释它。
李大钊也在对中国现状，从历史的角度来阐述。而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党代会开完后。紧接着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主要是向与会代表汇报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执行情况，以及第二个五年规划的制定情况。
这一次最引人注目的是农业厅发表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纲要》，是农业部对于全省的农业资源调查，土地分配情况统计，资源储备统计，环境与水土保持，农林牧副渔产品、动植物医药产品等的开发与利用，与农业相关的化工业、制造业的产业规模以及市场需求等等分析而形成的纲领性文件。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其次是卫生厅发表的《人群健康统计与优生优育调查报告》，认为人类生存质量需求要高于数量需求，湖北省婴儿死亡率，妇女生育死亡率，流行病死亡率方面取得了绝大的进步，人群平均寿命已经从36岁提高到了46岁，特别是老区已经提高到了48岁。认为这个数字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升高。虽然加强了优生优育的宣传，提供了避孕药具，但是人口数每年还是以12%以上的速度增加。
湖北目前控制区人口已经达到了两千六百多万，排除新光复区，净增两百多万人口。长此以往，将加快社会资源的消耗，甚至有可能让已经脱贫的农村再次陷入地少人多的贫困境地。卫生厅认为应该控制三胎以上的生育，提倡只生育一胎和两胎。
不过报告指出由于老区优生优育工作要好于其它地方。人口增长率只有5%，远低于其他地区。
报告预估如果包含陕南地区，今后的人口增长率将保持在12-15%之间。
教育厅发表的《人口教育程度调查》则显示全省已经普及了小学教育，正在逐步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老区的文盲率已经降低到了10%以下。
财政、工商业和科学发展的报告则只在小范围会议中公布，并列为了机密。不过会后，自治政府宣布老区的税率下降到百分之十六，新区的税率从百分之二十降为百分之十七。
实际上，工商业中，合作银行控股的资本占了统治地位，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农村集体所有制控制的资本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银行除了政府收支盈余以外，仅仅新民币形成的盈余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合作银行在上海开了四家储蓄银行，在南京开了一家储蓄银行。
关于国有化进程，曾思敏的报告中说，这主要是新民大学在科学技术转换，政府扶持时国家资本占据了主要地位的原因。也与省内私有资本大量外逃，而且投资能力极低有关。
当土地和森林矿产等资源收归国有，省内商业信息交换快速和透明化，国家实行了物价听证和管制以后。工商业的利润率被控制在了合理范围内。暴利时代已经过去。
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是政府对于物价的调控透明化。
郭华的监察报告就提到了有些厂商收买政府部门，物价、税务人员，谋求私利。甚至组织虚假的物价听证会，试图提高企业利润率。这中间也包括了以国有资产为主的企业。只是国有资产为主的企业不是那么明目张胆而已。
省内已经出现了厂商利用收买，游说等方法，控制有利于自己的人民代表数量的事件。政治协商会在政协代表的选举中有家族化，集团化的排他性选举，导致行业工会不能代表本行业，而只能代表某些个人利益的事件发生。
监察部门已经对这些事件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理。但是单处理违规人员不能解决问题。人大和政协应该组织人员对于选举方式，名额分配等进行调研，广泛听取基层意见。同时对已非涉密的议案以及讨论过程公开化，避免暗箱操作。
监察部门建议成立审计部门。其中对于干部的财产进行审计，并对外公布。以避免干部利用职务获取私利。
张春和宋庆龄、梁启超、刘英等人的个人财产比较多，所以张春提议他们这几个先完成审计后在新民报进行公示。
吴佩孚和冯玉祥两个人的官虽然大，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财产。
其它的人中蔡元培、徐振鹏、詹天佑财产也很少。年轻一代就不用说了，倒是前王占元政府留用的官员中有些财产不少。可是这么多人的财产都经过监察部门审计，他们也没有办法拒绝。
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七五会议。使**党内分歧有了弥合的可能。(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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