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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从来就不会让假如成真。
假如朱秀娟同样执着于他们的爱情，假如金雨林当初不与朱秀娟假离婚，再过几年，知青半家户，即知青和当地干部、职工及农民子女结婚的回城问题，也是都顺利解决了的。无锡对这些半家户，根据发展的需要，先是集中按排在马山，后来也就可与市内相互调动了。当然，金雨林如果活下来，也还是只能去无锡做农民工，要想解决他这个农村人的无锡城市户口问题，未来的途径可以通过在无锡城里买商品房来带户口，或者再耐心等待，等到头发白了，户口完全放开，城乡户口可以自由流动的时候。他的可怜而无辜的儿子金恋青，假如活到现在，就是他的生母朱秀娟不带他的户口进城，按照再后来的知青政策，也早已可以在三角圩当地转成城镇户口了。
还在知青大返城的多年以前，自从城市到知青点招生招工开始，许多知青就对回城充满了渴望，刚喊完口号去了广阔天地，知青就开始了返城之路。当初信誓旦旦扎根农村的投机者，往彺会撤离得更快。进入70年代以后，一批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成千上万的知青父母，把全部精力放到把孩子办回城市。为此送礼托人到处奔波，据说权力腐败就始于那时。再后来，由于牵扯的城市家庭太多，知青返城的政策口子便渐渐打开。身边无子女的、知青有重病的，与伤残工人结婚的等等，都可以作为调回城市的理由，五花八门的曲线返城故事让人心酸。
在未婚知青心目中返城第一，爱情和婚姻第二。在“第一”希望渺茫，甚至绝望时，他们才会考虑在插队落户的农村谈恋爱和成家。
女知青嫁给农民，有的人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与传统决裂”，也有的人是出于感情的选择，然而大多数人的目的只是为了生存，幻想通过婚姻获得一线转机，为了在极度的困境中活着，活下去。婚姻是一种社会行为，个人的自由，始终要受到特定时代和具体社会的制约。那时候，她们别无选择。
其实，知青之间，以及知青和当地社员之间的恋爱，曾经是那段艰苦岁月里备受磨折却也是最感温馨的一幕，既支撑着大家度过那段被命运拨弄的狼狈不堪的青春日子，又为知青大返城后埋下了种种难以预料隐患的伏笔，在以后的日子里乃至在下一代的心灵中盘根错节。
现实是冷酷的，欲望是无情的，当时“广阔天地”到处飘零着爱情与婚姻碎片。许多知青的爱情和婚姻不过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之下的精神慰藉，当“柳暗花明又一村”时，分手和离婚就在所难免。
知青大返城时，嫁给当地人的女知青面临一场严峻的抉择：是离婚弃子返城，还是为爱人和孩子留下来？这不仅是对爱情和婚姻的考验，也是对这些女知青的责任、道德和良心的检验。
据估计，即使在大返城之后，全国也还有几十万知青最终选择留在了兵团、留在了农场、留在了乡村。他们当中，大概女知青不止半数吧。
下乡的理由都是相似的，留下的原因各不相同，或为爱情婚姻，或因工作和住房，或觉得在已经适应的边疆或农村岗位上更能实现人生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留下来的知青大都是勇于担当家庭和社会责任的，他们放弃了“以我为先”的生存法则，放弃了朝思暮想的城市，放弃了和父母团圆的机会，放弃了再做城市人的梦想……
选择留下，需要的不仅是智慧，还有勇气和魄力。这些知青像沙滩上的贝壳，眼巴巴地望着同车厢来的老乡和同学潮水似的从身边离去，他们望着空荡荡的操场，空荡荡的知青宿舍，空荡荡的床铺，心里大概也是会空荡荡的。
但选择留下的几十万男女知青，也不过就是数十年里两千万上山下乡知青的零头而已。
那两千万男女知青为祖国山河一片红到处飘零下的爱情与婚姻碎片里边，谁又能说得清楚又到底葬送了多少知青同代人的农村男女的青春和幸福？！而知青的恋情被回城知青选择集体遗忘，不会是大家羞于提起，或是集体一致的遗忘，而是知青们的回忆和知青文学，都还只处于忙于控诉的状态，或者被人为地有意无意地回避、遮掩，或躲闪。对于历史和知青本人，说明还缺乏足够的真诚与坦诚，还有唤醒回忆的路径，以及勇气与认知。
其实，知青大回城之后，留给乡村的是一地鸡毛。
单就个人情感而言，农村里有无数男男女女，受到的伤害一点也不比知青少。
男女知青的孽债，本来就不应该都留给对应的男女农民来偿还。
只是这些农村人欲诉无门，他们只能默默承受知青们连同那个时代强加给他们的全部不幸。
他们写不了回忆录，他们上不了电影，他们拍不了电视剧，他们建不了纪念馆，他们立不了受难碑。
多少同情的泪水都洒向了能哭善写的回城知青们，有谁还在乎农村里那被抛弃被出卖的男男女女！
曾经有人诘问，为什么有些知青到农村里拼死拼命都养不活自己，千百年来，那里的农民在自己的家园里，不都是这样拼死拼命的吗？他们的生活又有多少时候比知青们好过过？
一位知青曾经这样回忆一件往事：当他们坐了三天两夜硬板火车，又坐了整整一天的卡车，来到山寨插队落户，农民们就纷纷问，“你们上海是不是粮食不够吃,要跑这么远的路来我们这里争粮？”
农村里耕地就那么多，多一个人口多一张嘴，说是农民们把那本来就不多的口粮匀给了知青吃，大概一点不为过吧？
农民也不是这个社会的二等公民，这个社会没有种姓制度，对待农民，起码应该像对待知青一样，有凭着良心说话的勇气。
附录：
知青比农民更苦吗
孙振军
电视剧《知青》在大台黄金时段热播，断断续续地看了几集，不外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吃苦耐劳，战天斗地，改天换地，斗私批修，出力流汗，受压委屈，还加了点独特胡椒面在中苏边境站过几天岗、放过几天哨、开过几次枪。当然，还有爱情误会呀、出身成分呀什么的。讲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峥嵘岁月、艰难历程之后，最后仍是一个光明而豪迈的结尾痴心不改，青春无悔。
知青比“纯农民”还要受苦吗？恕我愚钝，我想来想去几昼夜，得出的结论是：知青只不过是当了几年“临时农民”罢了，远远没有农民在那个年代吃的苦多、受的罪大。
众所周知，成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从1966年开始的。而1966年前的几年呢？中国广袤的乡间农村刚刚经历了一场令数千万人毙命的大饥荒。从1966年知青下乡始到1980年正式停止知青下乡止，中国的农村虽然生活非常苦，但起码并没有再发生大规模饿死人现象。知青们感到悔恨、懊恼或者憎恨的，说穿了主要有两点：一是觉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无必要而不是像伟大领袖说的那样“很有必要”；二是觉得尽管农村是个广阔天地，但却是“大无作为”，不是像伟大领袖说的那样“大有作为”。他们的恼怒、厌恶其实都来自于内心的上当感与受骗感。但是他们忘了一个基本的问题知青的生活苦不堪言，农民的生活又该如何形容呢？农村也照样有大量的“知识青年”，他们的日子艰苦不艰苦，精神苦闷不苦闷，谁又想过、问过、反思过呢？
其实，在那个特定年代条件下的农村，知青们很有几分令人羡慕。
首先，他们在政治上是优越的。因为，知青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很光荣的身份。他们离城出发时，是锣鼓喧天、披红戴花欢送的；他们入乡进村时，是彩旗招展、鞭炮齐鸣欢迎的。而农村青年初高中毕业以后返乡，完全是灰溜溜地贴着墙根走，尴尬得像只老鼠。知青在农村生活的那些年，评奖评先、入党提干、招工参军样样优先，只要稍微干出点成绩，就能成为公社或县、地区劳模，甚至成为全国闻名的劳模，并走上领导岗位。比如邢燕子、董加耕、侯隽等。我们都是有一把年纪的人了，可谁听过、谁见过哪一级组织给农村回乡知青专门召开过表彰会评先会，或是在哪一个层面上给他们开过哪一类政策优惠性口子？根本没有。可是，难道那个年代农村没有回乡知识青年吗？
其次，他们在经济上是优渥的。据我所知，虽然全国对知青没有统一的政策，但善良纯朴的基层干部、乡间百姓，对这些细皮嫩肉的城市娃娃们疼爱有加，高看一眼。下乡知青还未到，公社干部就三番五次地来召开社员大会，要求我们尊重他们、善待他们、爱护他们，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干部们更是像迎亲人、过节日一样，亲自带领棒劳力为知青们建新屋、粉新房，简直就像迎接远方失散多年的亲儿子回家一样。就说电视剧《知青》中的那一群人吧，他们在北大荒种地是有工资的。工资是多少钱呢？普通战士的工资比排长只少五元。要知道，那个年代兵团排长是参照部队23级干部管理的。也就是说，兵团战士一下乡就能享受到较高的工资待遇。其他地方对知青是如何优待、关照的，我不甚清楚，但起码有一点不会虐待他们。
第三，知青们生活上是优越的。还拿我们村的知青举例吧。村里不仅建了知青点，而且还给他们配足了相对多的细粮白面。当时正值壮年的我的老母亲，由于根正苗红有幸被选拔去给知青点做饭。我到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在村中坎坷的土路上，从村西到村东，夜里我拉着母亲的手臂去知青点的食堂给他们发面，凌晨我拉着母亲的衣角去给知青们蒸白面馍。不是我多么孝顺懂事，而是我内心里有自私的想法，想借机偷吃一点知青们的剩米饭剩馒头。因为在我们家，除了过年过节时能吃上几顿白面馍外，平时是见不到这些东西的。
还有，知青在爱情上是优先的。知青与知青之间可以自由恋爱、结婚自不待言，因为那叫立志“扎根农村”；知青与乡间凤毛麟角、寥若晨星般的美貌村姑恋爱、结婚，那叫发誓“热爱农村”，都是要被树先进典型，受到表彰奖励的。而农村青年与下乡女知青恋爱、结婚，除了要承担“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世俗道德风险外，甚至还得承担实实在在的法律风险轻者批斗判刑，重者枪毙丢命。罪名很简单流氓成性，玩弄知青，破坏上山下乡政策，等同于“反革命分子”。而下乡男知青与美貌村姑的结局如何呢？许多人是时机一到，拍屁股走人。电视剧《孽债》，名歌曲《小芳》中，已委婉地说得很清楚了。
在那个年代，老农民吃的苦肯定要比知青们吃的苦多得多。我这个小农民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为家庭的生计分忧了冬天拾柴火搂树叶，供祖母烧火做饭用；春天割草喂自家的猪、羊或生产队的牲口来挣工分；夏天参加“三抢”、下田插秧。总之，所有的农活都得干。因为，我和我们这些纯农民的后代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小子不吃十年闲饭。什么意思呢？就是十岁之前就得干活了，十岁以后，就应该自食其力了。我还记得，冬天脚手被冻裂的口子，被大人们形容像小孩的嘴一样又红又长。我家在农村不是最苦的，反而是当时全村人都羡慕的父亲在外面工作，母亲在家种田的“一头沉”家庭，比我吃苦更多，受罪更大的农村人多得是。
不可否认，知青中间确实有许多非常讲政治求进步、有人品有道德、肯出力肯流汗的好青年，但成千上万知青中也有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偷鸡摸狗、滋事打架的混世魔王农忙时装病，过节时返城。仗着身份动不动就和基层干部吵架，甚至与农民打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知青中的好孩子，知青对农村办的所有好事，哪怕是丁点的好事，农民们都还记得，并念念不忘；知青中的坏孩子，知青们的恶作剧，农民们却早已忘了。
同样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有的人还在不厌其烦地来展示当知青时的苦难呢？因为他们天然地把自己当成了珍珠，因此才毕生都有被埋没了几年的痛苦。上山下乡的政策肯定是极“左”的、错误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受伤害受苦受累的是全体国人。不能因为农民吃苦惯了成自然了，只对自己的知青苦难经历喋喋不休。知青比农民还苦吗？我想所有知情而讲理的人都会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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