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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港大读书，杨夏的粤语培训班也结业了，事实上，杨夏都是上的那种一个月时间的短训班。与杨夏变/态的记忆力相比，是他同样变/态的悟性，悟性，可以完全说得上是聪明了。因此，一个月的时间里，如果你从杨夏的粤语口音里，想要听出他是哪儿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有如你从央视的新闻主持人中能听出她是哪儿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她们的语言就是一种标准语言，是一种远远脱离了方言味道的语言。
当然，杨夏的粤语不同，他的粤语是很标准，但却有浓郁的粤地味儿，譬如有人可能会猜想，杨夏应该是地道的羊城人吧，因为他的粤语说得那么好。
两个培训班自然该结束了，否则，他白天就没有时间去港大上课了。
在每天的课时设置上，港大与内地大学并没特别区别，白天上课，且主要集中在上午，下午，多是自习或讲座。
杨夏白天在港大的时间，完全用在学习上。
比较重要的课程，他都会坐在课堂上听讲，当然杨夏已经不是纯粹的学习了，他是在用心揣摸教授的思想、风格，并从吸取有营养的东西，对于颇有意思的观点或知识，他也会在笔记本上记下两笔，下来去图书馆查证或展开。
不那么重要的课程，杨夏也多数在课堂上，不过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那种，教授在台上讲他的。杨夏在台下翻阅自己的，当然翻阅的绝对不会是与课堂无关的，而是完全有关甚至比教授所讲还要略略深一点的书籍。
杨夏不是在装b，而是事实本身。当然，站在一般性理解的角度，杨夏也多少有点在向教授“邀宠”的味道，教授啊，你看我多爱你讲的课程，我已经自学到了比较高一级的程度。
港大学生的课余生活十分丰富，各类校园社团与香城港社会上的社团几乎一样多。而且。一些社团非常奇特和另类，譬如，“皮革研究会”面向全体学生招收成员，在杨夏看来。皮革研究不是一种专业研究么。非专业人士也可以。也能够？但在香城港，却完全可能。
此外，像“流星研究会”、“殒石研究会”、“带鱼研究会”等。完全在杨夏意识之外。或许，这正是西方社会科技创造力源源不绝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从小，就允许少年儿童去从事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呢。
至于“蓝球社”、“足球社”、“武术社”等，就不止一个了，而是很多个，名称也非常奇怪，至少在杨夏看来是颇有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名字。
杨夏，对于这些社团的邀请，一概拒绝。当然，杨夏的拒绝理由也非常充分，他要把成绩搞上去。
在港大，不参加社团活动的学生，几乎没有。所以，杨夏的拒绝也引来了班导的关心，杨夏则向班导汇报，自己的父母是大陆的普通农民，他们望子成龙，希望我学有所成，所以我只得将课余时间用来学习了。至于普通农民的儿子，为什么有机会来港大读书呢，杨夏也解释了，他曾经捡到一个战国时代的文物，算得上是国宝吧，再加上他本人是全国高考状元，所以国家同意送他来港大读书。
班导根本没听出杨夏是在胡说，而是安慰了杨夏几句，便摇了摇头离去了。估计，班导是在为杨夏默哀，一个好好的少年，就这样成了学习的机器，多可惜啊！
对于杨夏来说，这是重生后过得最为充实而且颇有收获的日子。
在学校里，在度过最初的熟悉环境的日子后，杨夏在学习上开始发力了，首先，他选择了几个专题研究方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研究，自己默默地阅读和思考，并做一些零散的笔记；其次，因为其强大的精神力，他在课堂上完全可以一心二用，一边自我学习，一边听教授讲课，对于教授在课堂上引发的一些讨论，杨夏在度过了一个月时间的沉默后，终于开始发言，而且，他这一发言便有语惊四座，标新立异之效果。
因为啊，即便是教授，在专业方面的阅读量也未必有杨夏多，而阅读量如果有杨夏多，也未必有杨夏那种后世的见识以及高绝的智慧。哪怕就是一个熟而又熟的话题，杨夏都能从中分析出新意来。因为二者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譬如对一个历史问题或学术问题的分析，传统的方式不外两个字：严肃。态度要严肃，过程要严肃。但是，后世的人却未必这样，他们首先提出一个猜想，然后再去证明。不管这个猜想是否正确，因为从心理学上讲，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是一种可能。
总之，杨夏利用这种近乎作弊的手段，开始在欧洲文学班级里崭露头角，渐渐地，一个教授注意到了他，两个教授注意到了他，更多的教授注意到了他。
此外，在创作方面，杨夏的散文开始在宝岛的报刊上也打开了销路，而且，宝岛似乎为了争夺杨夏这个人才，每一篇小品文竟然开的是6000新台币，比一篇1000港币显然要多那么一点点。
到了1979年年底，杨夏已经在香城港、宝岛的9家报社，开设了每周1篇的专栏。品种涉及到小品文、笑话、故事、生活随笔等多种。也即杨夏写这些短文，每周可以挣到1.4万港币的收益，这个数字，自然不包括剽窃的后世歌曲的收入。
这个时候，宋明昭终于有事可做了，因为杨夏每写完一篇稿子，都要由她作第一读者，顺便帮杨夏修改一些因为打字过快而形成的别字，同时在杨夏修改完成后，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将这些稿件寄出去。
此外，则是坐在那套四居室的房子时，随时等候着各家报社出版社的用稿电话。
很多人都没注意到，杨夏因为在香城港、宝岛的9家报社开设专栏，其风头不但盖过了那些以此为生的老牌专栏作家，更是引起了文艺界人士的广泛专注。
“杨夏是谁？”一些颇有文艺地位的人士纷纷打电话到报社讯问杨夏的情况。他们到不是要抢杨夏的生意，只是想了解一下杨夏的情况，有机会也不排除认识一下，这个新人来势凶猛，咄咄逼人啊，当然，其文章的好大家也是非常认同的。
年终将至，杨夏在春天的一个预言终于变成了现实。
1979年12月27日，红俄派遣8万多人的现代化军队，以坦克、武装直升机开道，大举侵入阿富汗，迅速占领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并在红俄境内播发所谓阿富汗政府请求红俄援助的声明。
声明过后，早已集结在边境上的红俄军大举入侵，一周之内控制了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并扶植人民民主党旗帜派头目卡尔迈勒组成傀儡政权，由卡尔迈勒担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政府总理等职。
这一形势的变化，令全球的政治家们颇有些惊慌失措。
作为与红俄相邻的大国，华夏近二十年来与红俄交恶，客观地说这既有红俄方面的原因，也有华夏自身方面的原因，但红俄对华夏造成的巨大威胁却是事实，因为其强大的核武库，即便世界头号强国米国也未必能与其抗衡。
战争一爆发，上京就云集了华夏主要的政治大佬，在国外访问的，在基层视察的，都迅速赶回了上京。谴责是必须的，上京迅速发表了社论。但是，谴责并不能带来切实的利益，特别是战争以后的走向，以及其对华夏可能的影响，都必须进行研究，并拿出相应的预案，否则，当战火烧到国境线上时，损失就大了。
因为，阿富汗与红俄，都是华夏的两个邻国啊。
华夏虽然也颇有政治智慧，但在有关红俄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中，却并未获得任何实质性收获。
阿富汗战争如期爆发，本在杨夏的预料之中，香城港对于阿富汗局势的关注，比华夏的报章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因为香城港的媒体也世界各国媒体有着广泛的合作关系。
或许，杨夏年初时与副主席和老军人等人的谈话起了作用。红俄入侵阿富汗第二天，杨夏在自己的寓所里就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位华夏驻香城港的记者，一位以采访杨夏文学成就为理由的登门者。
登门者名叫闫天祥，四十岁左右的样子，梳着一个大分头，很像抗战片里的汉奸，但杨夏知道不是，华夏外派记者，政治上是非常可靠的，很多甚至是兼职情报员。
“副主席问你好！”闫天祥首先说道。这句话是一个姿态，表明了来访者的身份，当然也表明了受访者的身份。
“谢谢。”杨夏是受访者，自然问什么答什么，很平静。
“副主席想问你，红俄入侵阿富汗后，世界局势将有何变化。”闫天祥又说。
“这是一个大课题啊！”杨夏感叹了一句，然后假装想了想，将他前世的记忆和此生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告诉了闫天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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