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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这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会议还决定，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举行的，资料显示，当年570万考生大军一下子涌进了考场，而被入取的只有27.3万人，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977年12月6日至7日，我参加了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77年的报考费用：伍角人民币；准考证像一张名片大小；考生注意事项：“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接受祖国挑选，做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我报的是文科，文科考试科目：政治、语文、数学、史地。对于这次考试，我开始根本不抱什么希望，只当完成一次差使。但临考前被我读了多年私塾一直在生产队当会计的父亲的一番捣鼓，却激发了一种强烈想考中头名状元的欲望。
大姐是老三届,1966年高中毕业于县城一中，那年我6岁。大姐曾随红卫兵串联的潮流去了北京天安门，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挥手接见。农业户口的大姐作为一名回乡知青，回到大队医务室当了一名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中国卫生史上的一个特殊的产物，是文革中期开始后出现的新名词，指的是乡村中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一般而言，村民管那些光着脚丫下田种地的乡村医生叫做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出现在中国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是是那个时代基层医疗体系最重要的一环。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随后，全国各地农村涌出了大批赤脚医生，并普遍建立了农村医疗卫生防治网。赤脚医生对改变当时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和农村落后的卫生面貌，对开展预防工作和促进农业生产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那时的赤脚医生，主要任务就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根除传染疾病。当时政府挑选赤脚医生，会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来自医学世家者，二是从高中毕业生且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还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挑选出来后，他们会被集中送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进行短期培训，结业后回到乡村，即成为赤脚医生。他们都掌握有一些卫生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并能为产妇接生。但当医生只是政府给他们的一个非全职工作，没有固定的薪金，有的只是每月从生产大队拿到一些补贴，有的只是以生产队记工分代酬，所以他们当中还有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
赤脚医生常常就拎着一个装有几片普通药片、一支针筒、几块纱布和一个听诊器的药箱，走村串户给人看病。尽管他们无法治疗什么大病，但通过一些简单的科学治疗和土法医疗，他们仍能治好一些疑难病症，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农村人心目中最有文化的人之一，被认为是农村人生命的守护者，因而备受敬重。
大姐是整个大队少有的高中生。农村本来和大姐一起读书的人有很多，但在三年困难时期，同学们在学校肚子都饿得咕咕叫，经不住饥饿的同学先后跑回了家。在农村饿肚子，总有办法搞到东西吃。在学校饿肚子，只能忍着喝自来水，吃了上顿稀饭，等着下顿稀饭。大姐在镇上一所初级中学读初中，在学校餐餐吃不饱。许多同乡同学饿得受不了，纷纷辍学跑回了家。大姐咬紧牙关，坚持在学校读书。父亲每隔一段时间步行20华里，送些炒熟的黄豆、豌豆到学校给大姐充饥。尽管是个女儿，父亲一点儿也没有轻视长女读书。我奶奶也是女人，比我爷爷有能耐，把一家子调理得井井有条。家里要不是奶奶硬撑着，早被好赌的爷爷把家庭败散了。
还是父亲眼光长远，无论怎样也不能让大姐因饥饿而辍学。家里分到的大米本来很少，父母每月能省下一些大米偷偷卖钱，作为大姐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家里人煮南瓜饭、红苕饭、萝卜饭吃。大姐从镇初级中学苦煎苦熬毕业，考上县城一中不再饿肚子。大姐中学毕业回乡，被大队干部作为人才派到大队医务室拜一位外地过来的老医生为师当学徒，成了一名赤脚医生。
大姐除了皮肤白的像白种洋人，我没有觉得她有什么迷人高贵之处。然而，医务室里，每天总是有不少的青年病人围着她打转转，不是说这里痛，就是说那里痒。一旦大姐与大队革委会主任的侄儿，当时的民兵连长定了婚，那些装疯卖傻的青年男子顿时作猢狲散。不久，大姐出了嫁，嫁给了民兵连长。民兵连长与我一样，也是独种宝儿子。我有众多姐妹，而大姐的公婆只生了大姐夫一个，是真正的独苗。婚后一年，大姐的肚子没有丝毫动静。大姐是医生，悄悄地作了自我检查，一切正常。大姐让大姐夫上县医院作了检查，同样一切正常。县上医院护产科医生说，可能是你们大着急，心理压力大造成的不孕不育，一定要放松放松又放松。
大姐夫放松不了，私下里把大队小学一位当老师的黄花闺女的肚子搞大了。这位小学老师是下放知青，叫梅凤，比大姐低一届。有一天，怀上了小民兵连长的梅老师腆着大肚子找到大姐夫家里，当着大姐的面要嫁给大姐夫，否则，要告大姐夫强奸。
大姐二话不说，当即让位，夺门而出，住进了大队医务室的值班室，跟大姐夫一刀两断离了婚。
这位梅凤是个美人儿，她会跳芭蕾舞。大队礼堂经常搞文艺汇演，梅凤是大队的文艺骨干，也是每场文艺晚会的总导演，总编排，更是各种样板戏片断中的女主角。在《红色娘子军》中，她演女主角吴琼花；在《红灯记》中，她演铁梅；在《白毛女》中，她演喜儿。梅凤演谁像谁，倾倒了台下所有观众。如果玛丽莲.梦露是全世界的梦中情人，那么，梅凤就是我们全大队及附近周边几个大队的老少爷们的梦中情人。
大姐与梅凤比起来，如同一个阳春白雪，一个下里巴人。下放知青梅凤属于前者，回乡知青大姐属于后者。民兵连长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大姐甘拜下风。也许大姐夫如同样榜戏中的地主恶霸强奸喜儿那样，真的强奸了下放知青梅凤；也许梅凤早已与民兵连长暗送秋波，最后半推半就。后来下放知青一一回城，梅凤也回了城，但小民兵连长没有带走。不久，梅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按唯心的说法，也许是抢了大姐的老公的一种报应吧。
或许是因祸得福，或许是好人好报，大姐对大姐夫的成全换来了一个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的指标。这个指标是大姐夫弄来的。大姐考试成绩全县第一，政审时，差点儿被刷下来。父亲被划为富裕中农成分，政审免强过关。我外祖父是大地主，新中国成立，据查我外祖父除了有一定的剥削行为，但没有欠下血债人命，被关在政府监狱改造，后来病死在狱中。我母亲是地主分子。政审到母亲一环，有人说有点儿问题。前大姐夫找大队革委会主任活动了一下，政审过了关。
大姐成了省城一所医学院的工农兵大学生，成了我家里第一个跳出龙门，吃国家皇粮的人。大学毕业，大姐被分配到一家地级市的医院任内科大夫。大姐每年衣锦回乡，父亲脸上无比荣光，总是叫我和六妹以大姐为榜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毛主席的接班人。
我读书的年代，处于文革时期，学校配合社会开展各种运动，要么开门办学，要么批林批孔，要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压根儿没有好好读书。父亲很为我的前途担忧。我是父亲唯一的宝贝儿子，读书读不出去，他不忧愁。农民重男轻女封建思想严重，不管家庭多么困难，让女儿辍学，全力供儿子读书，光宗耀祖。在这方面，父亲很开通，反其道而行之。女儿是给别人养的，迟早要远走高飞，不如让姑娘多读书，将来有资本嫁个好人家不受婆家气。儿子读不读书无所谓，放在身边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养老送终。父亲担忧的是，儿子书读多了，书读迂了，将来又读不出去，在农村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娶个老婆都难，更别说生儿育女，孝敬双亲。
初中毕业，父亲想让我辍学，学一门手艺，至少今后有一技之长，衣食不愁。俗话说，天荒三年，饿不死手艺人。木匠二姐夫见我年幼瘦弱，拂了老丈人的心愿，不同意收我为徒，婉言说，等他年纪大些了，再学艺吧。
二姐夫一句话，成全我念完了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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