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光是凌森找来的聘用律师，俩人是在岑光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以及查分、培训过程中互相认识的。当得知大家是老乡关系的时侯，两个年轻人确实有一点“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
辛海怂恿凌森辞职出来做律师时，俩人约定尽快找个聘用律师充数呈报办所，岑光的动作比常健慢了半拍，没有当成创始人。
岑光与律师所两个主任的关系都不错，在人手少的情况下，所里曾经给他派了不少的事情，有案件，有法律顾问，也有其他事务，对他应该算是重用了。起初，岑光也是满腔热情地想干好工作，但三分钟的火爆、耐性有限；他老想办大案、要案，快速地成名、成家，冲冲杀杀一阵子，不久也就疲惫了。
有人比喻律师工作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冾谈案件、参加开庭、办事时是“打渔”，整理材料、研究案情、总结时是“晒网”。岑光“打渔”时蛮干、“晒网”时懒散，辛主任说他有点玩世不恭，凌主任说他好象总长不大，大家慢慢就把他当成尚未懂事的“小朋友”来看待了。
一次，辛海让常健和岑光接冾一个案件，并交待：“下午有个当事人来找我，我去郊区办事赶不回来了，你们就在办公室等候。当事人来到后，你们要热情接待，常健主谈、小岑协助，案子接下来你们就合办。”常健和岑光满口答应了。
下午上班时间未到，常健和岑光早早就在办公室里守株待兔，半个小时之后，来了一个老大爷，他问：“辛主任是在这上班吗？”
岑光抢先回答：“是呀！”又问：“你有事吗？”
常健端来一杯水，说：“大爷您请坐，喝口水。”
老大爷接过水杯，坐下以后又问：“辛主任还没有来吗？”
岑光说：“辛主任去郊区办事回不来了，你有事就跟我们说吧！”
常健补充解释说：“辛主任是临时有急事的，他估计赶不回来了，专门安排我们代替他等候您、帮您办事呢！”
老大爷向着常健问：“你们怎么称呼？”
常健连忙说：“我是常律师，那位是岑律师。您的事能否先和我们说说？”岑光在一旁已经有点不耐烦了，常健又给他打了一个眼色。
老大爷边喝水、边思考什么似的。
常健心想：这样的当事人恐怕不大好对付。
老大爷终于再次开口说话：“常律师，是这样的，我的房屋想过户给小儿子，大儿子和女儿不同意，他们吵过几次还说要打官司，你认为怎么办好？”
常健和气的问道：“您老伴的意见呐？”
老大爷答：“老伴前几年就不在了，去世时也没有留下什么意见。”
常健又问：“您现有是和谁过日子呢？”
老大爷迟缓的答：“和小儿子过。”
常健再问：“您的房屋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共有几个房间？”
老大爷又答：“我是独生子，结婚时跟父母住，当时是四间房；父母去世后，孩子们逐渐长大，我和老伴在老房屋的基础上加盖一层，也是四间房。大儿子在外地工作，女儿早已出嫁，没想到他们还要争房子。”
常健说：“按婚姻法、继承法规定，这房屋是夫妻共有财产，您大儿子和女儿，有权继承他们母亲份额的一部分。也许，他们是考虑回来探望您老人家时，要有个住处；如果给他们各分一间，您和小儿子有六间也够啦！”
岑光在一旁插话说：“这事老人家自己就可以作主的嘛！为什么一定要分给外地的儿子和出嫁的女儿呢？”不知道他是怎么考虑的。
老大爷因为有了知音，便对常健的说法产生了怀疑，于是就跟着问道：“是呀！是呀！为什么呢？你再讲清楚一点。”
常健对岑光略有不满，也懒得理他，继续耐心地对老大爷说：“从法理上讲，这房屋您老伴有一半的份额，因为它是你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扩建而来的。老伴去世后，您和小儿子、大儿子、女儿对她的份额都有继承权；既然大家都主张权利，应该各分一间。最终，您有五间房屋的处置权。这样做是合理合法的，如果谁还有异议，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问题。”
岑光不服气，又说一通：“老祖宗传下来的房产，现又在大爷的名下，谁当家谁说了算嘛！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
老大爷想想站了起来：“你们俩个律师说的都不一样，我不懂听谁的好，还是明天再找辛主任算啦！”边说边走了。
常健心里很不高兴，但忍住且还跟老大爷说：“大爷您好走！”
岑光却小声嘀咕说：“走就走吧！谁求谁啦？”
送走老大爷后，常健有点火了：“小岑，有那么几个问题呐！
“第一，这是辛主任交办的事，搞成这个样子，最好你直接向他汇报，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还不如你亲自来说。
“第二，以后再有这种事情，在当事人面前我们最好是一致的；私下我们可以争论，哪怕吵翻天也行，但不能表演给当事人看。
“第三，建议你先找婚姻法、继承法来看看，然后我们再继续商讨刚才那个案件，由辛主任评判或全所律师参加讨论都可以。”
岑光嘻嘻哈哈的：“嘿！老常发火啦？我认错了还不行吗？我向老辛负荆请罪还不行吗？消消气，咱们还是好兄弟嘛！”
后来，此案是老辛亲自处理了，他语重心长地教训常健和岑光：“你们要赶快提高素质！不然往下还是这样、怎么得了？”常健、岑光都无话可说。
洪新的律师业务开展得还不错，他接了不少的刑事案件，也许和他夫人在检察机关工作，有那么丁点关系。
一次，洪新办了一个故意伤害案，中级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无期徒刑，他这个辩护人觉得有问题，挺对不起被告人及其家属的。
在律师事务所讨论完案件之后，洪新又与常健进一步切磋：“常律师，听说你有个同学在省高级法院工作是吗？”
常健不以为然：“是呀！你们西南政法学院的同学、校友恐怕更多！”
洪新意味深长的说：“关键是当不当官、在什么位置。”
常健说：“我这个同学也不是什么大官，刑二庭的副庭长。”
“哎哟我的老兄，正合适啦！我的案件到那了。跟你合办，怎么样？”
常健问：“洪律师，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呢？”
“先约你同学出来吃个便饭。现在的问题是：关于情节的认定，这是一审法院重判被告人的主要依据，我认为值得探讨。另外，我已经重新鉴定伤情；如果鉴定是轻伤，二审肯定要改判，只是把握不大。”
常健说：“那我还是做不了什么嘛！”
“挂个名，帮说说话，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商量，怎么可能没事做？”
常健无所谓的说：“那就挂吧！让我跟你这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好好学习、学习，看能不能让二审法院改判吧！”
洪新连忙表示谦虚：“是我们年轻的向老同志学习，你可别搞错了。”
常健笑笑说：“我们互相学习，可以吧！”
经过重新鉴定，被害人的伤情仍然是重伤。但是，按照刑法的规定，有无“特别残忍手段”并“造成严重残疾”情节，在量刑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常健和洪新起草新的《辩护意见书》时，就这个问题作了充分的阐述。
在“二审”的书面审理之后，法院改判被告人有期徒刑五年。
这名义上是常健、洪新合办的案件（判决书列辩护人时把常健排在前面），实际上主要工作是洪新做的；领酬金时，常健坚决不要，说全归洪新，同时半认真半玩笑地讲：“洪律师你欠我一个人情。”
常健、岑光、洪新三个聘用律师，由于各自的情况不同，不仅在第一合伙律师所，在A市乃至G省律师界，都有一定的代表性。
岑光原是小县城的待业青年，没有结婚、没有家庭负担；他“自学成才”考取律师资格后，就到省城来“捞世界”了，流动人口一个、无牵挂，在A市有一些亲戚朋友关系，为人也算豪爽。但是，他的社会经验不足，基本功也不够踏实，偶尔露出“马脚”之后，就很难取得人们的信任。
洪新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比较轻松地考取律师资格；他为了爱情兼顾事业，不要国家分配的工作，从外省很时髦的来A市做律师，户口随妻迁、有现成住房，环境虽生疏、却有一定的人缘。但是，他缺乏实践锻炼，并且由于期望值较高，对于挫折的承受能力不强，有时做事的耐性也不够。
常健一直向往城市生活，千辛万苦考取律师资格后，跟上级领导把关系也闹僵了，调动工作办不成，到了“*上梁山”的时候才来做律师；他在A市基本上是举目无亲，没有户口、没有住房，压力大、负担重。但是，他有一些同学关系（也是辛海的同学）、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因此，他想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发展事业，争取早日成为真正的城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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