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年青人都有理想或幻想,有考虑前程、也有贪玩的时候,到了一定年龄、就会为后代着想,考虑小孩读书,或者想给孩子创造好一点的环境。
九大队的方善、洪会计等人也陆续调走,陈青转为正式干部并接替洪会计的工作。常健粗略统计:他初到九大队有27个干部,其中已经调出场内、场外16个,新来、新聘16个,还不包括工人,感觉这人员流动性太大。
有一次,常健去一中队工地,听见这几带班干部公开议论:“宗岳、郭希他们调走不光有充足理由,关键还是送礼了。”
“你那么想调动,打算怎么送?送给谁呀?”
“要送肯定送场长啦!政治处的主要人物也要考虑。”
“你知道一般要送什么东西呢?”
“中秋节准备到了,到时送月饼最好。”
“月饼好贵呀!我都不怎么舍得吃呢!”
“我也是这么想,打算把五分钱一个的大饼、装进月饼盒去送,那么多人、那么多礼,他哪分得清是谁的?哈!哈!哈!”
常健对此无可奈何,他只能装做没有听见。
到九大队工作以后,常健要处理本队干部职工的事,财务上的事,犯人改造方面的重大问题,驻队武警的事,与附近农村、农民的事,工作越来越多,向上级“请示汇报”却越来越少。有时常健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一次省武警总队长等领导到九大队检查武警排的工作,他竟然没有接到参与接待的通知;而副教导员劳文却全程陪同了,不知是谁安排的,他也懒得查问。
有些问题让常健感觉“组织上”的事情,有时不大靠谱,比如:本队原教导员荣海,本来说是撤职查办、后来只是换个好地方继续做官;原大队长郭希,与两任教导员都没搞好关系、一下子就给他调出场外了;原副教导员伍光在基层不愿意干、结果就安排到机关重用提拔;原三大队教导员王保本队出了那么大的案件,不仅不受处分、且低学历也照样提拔使用;常健想提拔文祥和陈设就是提不起来(以后照样还是提了)。还有政治处对一些干部的调动,例如:伍光、宗岳不是没有工作能力、而是不愿意面对困难;王晖、卓越、洪信几个中队长干得好好的,突然间就给调走,给自己造成“压力山大”了!虽说上级还要在平合农场的中层干部里提拔几个场级副职,常健却不想再参与官场竞争。
常健考虑过学业、事业、家庭等问题,也有理想、期望有施展才华的机会,此时认为自己不适合搞政治、做领导工作,应该搞技术、做业务工作,因此他报名、准备参加当年的律师资格考试,想弄个专业技术职称。
常健还面临一些实际问题,例如老婆吕梅读书毕业后怎么安排?自己在九大队是一把手并主管财务,吕梅肯定不好回来做财务工作。因此,他找过政治处的柳科长。“柳科长,吕梅七月份就毕业了,组织上怎么安排呀?”
“这个事我们考虑过了,回九大队肯定不行。”
“她原来在加工厂,是不是回到那里去。”
“之前她是在七大队,还是到七大队好!”
“我的小孩目前在场部上幼儿园。”
“河东学校也有幼儿园,而且吕梅父母就在隔壁八大队。”
“我现在可是在九大队工作。”
“原来荣海也是这样。如果安排吕梅到加工厂,你们不是隔得更远吗?”
“我三年期满、不是要回干校吗?”
“这个不一定,你要有长期打算。”
“现在干校缺人,我觉得自己当个教员比较合适。”
“组织上会统筹安排的,你先做好目前工作吧!”
“如果这样,不如尽快解聘我,让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
“你最好不要这样想,要为组织上考虑。”
吕梅读农垦职工大学财会专业两手毕业后,政治处把她安排到七大队。
七大队政治教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史玉,原来在六大队干得好好的,是被荣海顶替才调到七大队工作;他担心常健又要过来抢位置,本不想接收吕梅,顶不住就干脆不分配她正经工作(例如会计或出纳);只让吕梅打杂,也不安排住房,让她回父母家暂住,还劝她尽早与常健结束“两地分居”状态。
常健和吕梅小两口算是“命苦”了,结婚的第一年、俩人就不在一个地方工作,第二、第三年常健去A市读书,俩人只有假期才能在一起,第四年常健读书回来、俩人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刚一年时间;第五、第六年又到吕梅去A市读书,第七年吕梅读书回来、俩人又不在一个地方工作,这不仅苦了他(她)们夫妻两个,也连累了女儿小艺和她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
八月份,正是夏收夏种“双抢”大忙季节,常健请了几天假去A市参加全国第三次律师资格考试。可能是国家司法部考虑署期学生放假、可以利用学校作考场等因素,曾经以这个时间段作为两年一度考试的日期。
其实,常健也真不愿意这个时候去参加考试,工作忙且不说,学生放署假、就证明那个时间段不适宜动脑筋;常健不仅“烤”得很辛苦,这首次参加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也没能充分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场领导对常健在关键时候去参加与劳改工作及本单位毫无关系的“律考”很有意见。有人说:常健不安心工作、已在准备后路。
律师资格考试结束那天,场干校教员魏平问常健“考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常健满脸疲倦的应了一声。
“我感觉跟成人高考差不多,高考是政治、语文、数学、地理、历史;律考是政治基础和法学综合知识,实体法、经济法、诉讼法,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都是五份卷,都考两天半。我们是过来人了,估计差不离吧!”
常健叹息道:“难说啊!不过也真该考一考!不然,不要说知识更新,就连前几年学的那些东西,恐怕都要交回给老师啦!”
魏平继续发出声音:“我们劳改干警考律师资格,等于管坏蛋的人,想做帮坏蛋的工作了!一般人可不好理解呀!呵!呵!”
常健激动了:“学农的评农艺师,理工科的考工程师,财经专业的有会计师、经济师;你在干校不是也想申报教师职称吗?还有小洪,师范数学专业的本科生,已经有职称、还要来挤兑律考。我学的是法律专业,想考个资格做职称,不是非要当律师,哪管得人家好不好理解!”
农场子弟学校的教师洪波应道:“哎!怎么扯到我了?我可觉得很好理解。律考是绝对的公平竞争,没有名额限制,全国统一考试,符合条件就可报名,考试及格就得证书。不像我们在学校评职称,论资排辈、争来争去的。”
魏平接着说:“也真是的,没有文凭弄文凭,有了文凭还要搞职称,然后是高学历、高职称,双学位、双职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首次律考我们不知道,也不具备条件;前年,我刚去九大队没有顾得上,可是小魏你为什么没有报考?”常健连说带问。
魏平回答说:“不是定了成人高校毕业要回单位服务五年以上的合同嘛!原来我也不大关心外面的世界,还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和念头。”
洪波插话:“小魏同志,你现在有想法了,又是消息灵通人士,可要多留意这次考试的信息;如果有什么情况?别忘了通通气!”
常健有些幽默:“你放心!他那么清闲,不琢磨这些事还干嘛?”
……大家就这么拉话扯谈,同路坐车回平合农场去。
“律考”过了一个多月,常健接到平阳县司法局寄来的《律师资格考试成绩通知书》,得知自己考试的总分是二百九十八。他有些遗憾:差两分才够三百,五份考卷的平均分数达不到六十;按照惯例,恐怕还得再熬两年。因为以往都是三百分上线,两年才有一次考试的机会。
这时,魏平利用农场的内部通讯线路,给常健打来一个通气的电话,开始还有些卖关子似的:“常大吗?你好啊!忙不忙呀!”
“你好!是魏教官呀!你有什么灵通消息?”
“恭喜你啊!这次我们农场十几号考生,就你拨尖了。”
常健边说边问:“没有哇!我不是还没上线吗?”
此时的魏平不管别的、只顾自己痛快:“先不说上不上线嘛!你是二百九十八,我是二百七十一,小洪刚好是二百五,哈!哈!哈!”
常健顾不上笑:“二百五?哎!你搞清楚了?没有更高的啦?”
“可不是嘛!”最终,魏平一个人也热闹不下去了。
常健叹息说:“唉!我们农场的条件,确实不如城市啊!十几个人去考试,竟然没有一个上线的,这机率也太低了!没有办法呀!”
魏平继续发布信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县司法局张副局长说,上面规定可以查分;查一份考卷十元钱,限月底前办手续。你不试试看?”
常健又来兴趣了:“哟嗬!好事呀!你试不试?”
魏平低调的说:“我就算了!差近三十分呢?”
常健不露声色地说:“我还要考虑一下。”
魏平心情复杂得很:“好好考虑吧!我挂啦!”
常健是这样想的:一份考卷满分是一百,五份试卷我们都考了两三天的时间,题量那么多,难道就不允许人家工作人员犯点小错误?搞错几道题、或者漏计个三五分的,也不算是什么重大过失嘛!如此看来,这分、还非查不可呢?离月底还有几天的功夫了,得抓紧办这个事。
第二天,常健向场部政治处请了事假,专程到平阳县司法局,花去了半个多月的薪水,交费、要求全面复查五份考卷。
回来后,常健仍不太放心,又给省司法厅基层工作处的老何写了封信打探情况,心想老何与自己曾经同在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深造,同班、同桌、同宿舍,共渡了两年的校园生活,多少能帮一些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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