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健与郭希商量过后，劳文、王兴很快就得到消息，及时来找他表决心，都说要积极努力工作，愿意多帮“常教”分担忧愁；卢胜也主动和常健沟通，表示当他的副手、比同郭希继续合作好。
宗岳没有什么动静，他的任命不须场部审批；常健告诉卢胜，待大队领导调整有批复后、再一起宣布。
接到场部对大队领导调整批复之后，常健马上与郭希通报，并于当天晚上召开干部职工大会，宣布场部批复以及大队对干部的调整。
没想到：宗岳说他不同意调动工作，方善也说不愿意继续做内勤管教了；搞得卢胜和常健都很难堪，只能于会后把他们留下来做思想工作。
常健和卢胜与新、老俩个内勤管教员谈到第二天凌晨，好听话和难听话都说尽了，宗岳、方善仍不为所动，也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常健只好拉下脸、并说了最后一句话：“先服从组织安排，有什么问题改天再说。”
第二天上午，方善继续履行内勤管教员的职责，宗岳却照旧跟一中队出工地，把常健和卢胜气得够怆。下午与上午的情况一样，常健与郭希商量要对宗岳给予“停职检查”处理；郭希还是那半句话：“由你看着办吧！”
下午宗岳“收工”回到家后，常健和卢胜去宣布对他的“停职检查”处理，让他把手枪交出来；宗岳在交枪的时候，终于有点泪花了。
晚上，常健以支部书记的身份召集全大队的党员开会，他说：“据我所知，别的大队内勤管教相当吃香，个个抢着要做；我们大队个个怕做，真是怪事了！我们有的党员，入党时宣誓可以上刀山、下火海，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现在连个内勤管教都不敢做，也不知为什么？大家看怎么办？”
郭希不吭声，卢胜讲了一大通，其他党员或多或少都表了态。宗岳如同“死猪不怕开水烫”、或者是“破罐破摔”了，佛像一样、麻木不仁。
常健又说：“现在方善也吵着不做内勤管教了，我觉得如果我们党员都不愿意做，就不要勉强非党员干部了，大家报名吧！谁可以做？”
见无人响应，常健补充道：“既然管教那么难做，就增加到三个人，还有卢副和两个内值干部，我不信六个人还撑不起那一个摊子！”
仍然无人发表发言。常健只能拍板了：“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就直接点将。韦佳、卓越、温贵，你们明天开始接替内勤管教，谁做主管管教、我和郭大、卢副以后再定；宗岳继续停职反省，让方善到一中队带班。散会！”
第三天，场政治处的组干科长柳列突然给常健打了一个电话：“小常，你们大队的宗岳是怎么回事呀！跑到我这里哭哭啼啼的、很不象话。”
常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一汇报，并希望得到政工部门的支持。
柳科长不大理解：“我不赞成这样做！你们一定要给他停职反省、我也没有办法。他现在要求调动工作，甚至提出要调出场外，你最好点到为止。”
“柳科长，党员干部不服从组织安排，这个先锋模范作用怎么体现？我们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还怎么发挥？大队领导工作还怎么做？”
“反正我觉得影响不好！”柳科长理不直、还气壮。
“如果他不改正错误，我们还要处分他，希望上级支持！”
“我们什么时候不支持你的工作，都树立你为先进典型了。”
常健只好说：“支持就好！柳科长，谢谢你啦！”
宗岳“停职反省”的第九天，政治处一纸调令将他调到另外一个劳改茶场，就这样“支持”常健的工作。后来，据说宗岳在新的工作单位先后做过内勤管教员、主管管教员、副教导员；待郭希也调到那里当副大队长的时侯，宗岳已经当政治教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成为郭希的顶头上司。
劳文提拔为副大队长之后，他的“入党”问题、反而成为常健的一种压力，场领导也有人打招呼：说这是党支部书记的责任。
由于劳文早就交过入党，“组织培养”的时间也不短，据说因为与荣海有矛盾才被卡住。常健考虑到本场、本队的实际情况，只能尽量做“持不同意见”党员的工作，把劳文和文祥首批发展入党（其中还亲自做劳文的介绍人），打破了本支部十多年未发展过党员的历史记录。
不久，七大队教导员裴刚被调去筹建新水泥厂，六大队教导员史玉调任七大队教导员，荣海官复原职、就任六大队教导员。
常健在九大队不光调整干部、稳定队伍，还着重整顿了犯人的改造秩序，注意抓好其他工作，及时处理各种问题，协调各方面关系。
犯人们知道新教导员原是场部“管教科”干部，都比较怕他。
常健与附近农村的干部也拉上关系，拚过几次瓶装白酒之后，他虽然很伤身体，总算把喝惯“土茅台”散装酒的“地头蛇”搞得服服贴贴了。
按照场部要求，从五月份开始对干部职工进行考勤考核，并规定干部下监舍、找犯人谈话要达到一定次数。当月，常健出勤二十七天半，其中参加开会、学习11晚，下监舍18晚、找犯人谈话19人次，值夜班4个晚上。
六月中旬，《平合简报》以“捐资助学，留名千古”为题，报道场属各单位和个人响应上级号召捐款的情况：其中九大队捐款数额，在各单位排名的第五档；柳列、宾昌、覃明、常健及其父亲等人捐款的数额，在个人排名的第四档；骆强、吕华、劳文、吕梅、常健的母亲等人捐款的数额，在个人排名的第六档；汪俊、关苏、柯良及其夫人、金刚、曲文及其夫人、郭希、庄严及其夫人捐款的数额，在个人排名的最后一档；尚有五大队、十二大队、医院等单位和许久干部职工没有捐款。看到报道、常健觉得自己的单位和家族表现不错，当月他出勤二十八天，参加开会学习及下监舍30个晚上、找犯人谈话12人次。
七月份，已经改称“劳改工作人民警察学校”的劳改学校又有中专毕业生分来，政治处给九大队分配一个名叫吕超的年青干警；常健亲自驾驶修理好的三轮摩托车去场部、把他接到队里（多年后，已经是一级警督的“吕副监狱长”仍然记得这个事，他说大家当时评论：常教很关心新来干警）。当月常健出勤二十九天半，参加开会学习及下监舍27晚、找犯人谈话11人次。
八一建军节的晚餐，常健带中队长以上干部去驻队武警排联欢，喝酒喝到只剩他孤身一人陪伴战士们，因此又得到一个好名声。
八月中旬，与常理同在农垦职工大学读书的陈设毕业回队上班，他刚刚接手农业技术员的工作、原任技术员就“迫不及待”地调走了；政治处又给九大队分来一个名叫凌君的卫生学校“代培”中专毕业生，系本场的干部子弟、新干警，顶替一个早就超过退休年龄的“就业”老医生。
八月底，吕梅去农垦职工大学读书，这是陆场长给创造条件加上其自己努力的结果。吕梅调到九大队“学会计”后，有资格报考当年的成人高校财务专业，宣传科的宾科长不知何故却想卡她，卡不住又“好心”地劝告其不必费心去竞争，说她绝对争不过年纪轻、学习较好的众多高手，声称场领导已经特别关照安排她免试去读“非学历”的高校“代培班”了。吕梅睹气、带病先后参加了预考和正式考试，凭个人实力脱颖而出，令人刮目相看。
吕梅刚离开九大队去学校的当天，九大队与外界的通道就被洪水隔断了。当月常健出勤二十八天半，参加开会学习及下监舍26个晚上。
九月初，《平合简报》以“金色盾牌热血铸、危难时刻显身手——记九大队干警抗洪救灾”为题，作了这样的详细报道：
“八月三十一日，莫弄河水以每小时十公分的速度上涨，饱受过多次洪灾之害的九大队，又一次遭受洪水袭击，这里的干警又面临着一次新的考验。
“这场洪水首先淹没稻田、蔗地……鸭栏、鱼塘……球场、晒场进水，干部宿舍区和犯人监舍全部被淹……在队的教导员常健等三个领导和其他干警职工同甘共苦、并肩战斗……司务长桂花在缺柴缺煤的情况下，想方设法保证两个伙房的开膳……管教员韦佳、卓越同志坚持早晚对犯人点名……
“洪水期间，九大队干警职工出门趟水、进监舍趟水……既抓抗洪救灾，又抓安全防范，把受灾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转移了羊100头、牛104头、猪155头、化肥40吨，1300只鸭子无一丢失……”
发洪水前，郭希请假回老家探亲了。常健曾听过陆场长的预言，也未料到当年八月底、九月初还会突然来洪水；由于老婆已经去读书，小孩在场部跟爷爷奶奶，常健工作中毫无牵制，在“抗洪救灾”中更是表现积极。
事后，副教导员帮常健填写一份《抗洪救灾先进个人呈报表》，其中主要先进事迹栏目是这样写道：“常健同志在这次抗洪救灾中……对全队干警职工的生命财产高度负责，亲自部署抗洪抢险工作，亲自指导安全转移。他两次召开会议，进行动员布置。青年干警卢威、凌君、吕超三位同志，原来住在遭受洪水冲击的平房，他亲自安排楼房、动员他们半个来小时转移好。仓库40多吨的化肥即将被洪水淹没时，他亲自指挥一中队的犯人，以最快速度转移到高处，使化肥免遭损失。同志们一致认为：这次洪灾、九大队能把经济损失降到了最低的程度，与常健同志高度负责、指挥有方是分不开的……”
常健利用职权，硬是把以上《呈报表》压了下来。
九月，常健出勤二十六天，参加开会学习及下监舍23个晚上。
政治处又做了几个“动作”出乎常健的意料之外，一是将只有初中学历、经常请病假的“下台”干部伍光上调组干科（后来还当副科长、科长）；二是将刚来一个月的凌君调去水泥厂筹备处，换来一个名叫金浩的平阳县农业户口中专毕业生，让九大队聘用其为干部医生（此人据说与金刚有亲戚关系）；三是将陈设的同班同学、新婚妻子陈清，从农垦农场调入九大队，并“转换专业”改学会计。陈清很让洪会计忧心，后来经常被抱怨说“大学生不如原来的高中生。”
十月，常健出勤二十七天，参加开会、学习，以及下监舍共22个晚上。这时，一个曾因流氓罪被捕入狱的演员一曲《悔恨的泪》流行起来；上级《满负荷工作法》，治理、整顿经济环境和秩序，武警部队开始搞警衔等等。
十一月，常健出勤二十六天半，参加开会、学习以及下监舍有15个晚上。
十二月份，常健出勤二十八天，参加开会学习及下监舍16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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