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周，老何回信告诉常健：一班同学辛海、现任省律师协会的副秘书长，是司法厅律师管理处的头目之一；这次律师资格考试的查卷工作，由他负责主持；如果分数差不多，就应该尽快去找他。
辛海、三十五岁，高中毕业后在家乡务农，“文革”末期招工到A市企业工作，“提干”不久，恰巧开始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他被调到省司法厅搞律师协会工作；在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读书期间，他悄悄地参加了首次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并顺利通过，但没做专职律师，继续在机关工作。
最近，机关的一些老同志离休、退休，调整干部的时侯，辛海被组织上任命为律师协会的副秘书长。省律师协会与司法厅律师管理处当时是合署办公，处长兼任秘书长，副处长职位空缺；辛海虽然没有兼任副处长，甚至没有明确“副处级”的政治待遇，却也行使着副处长的职权。
据说处长准备要提拔为副厅长，辛海“一不留神”可能就接替处长的位置，前途光明得很，此时他根本不考虑做职业律师的事。
老何，是政法管理干部学院首届120个学员中年纪最大者，曾经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但是没有通过，因此不再报考。听说他也有可能提拔为副处长，不过这对辛海基本上不构成威胁。首先是大家不同在一个部门，其次老何年龄比较大，再就是辛海还多了一个文凭。工作能力更不用说了，辛海认为他们俩人之间、简直不能相提并论。
为常健的事情，老何则认为没有必要亲自去找辛海“打招呼”什么的，大家都是同学，由他们自己交涉就可以了；再说这律师资格又不能当饭吃，那么在乎它干啥！没考上的人多得很，当前的工作更重要。
常健不管不顾的，再次请假急奔省城A市，费尽周折，总算在辛海领着一帮工作人员、即将进入档案室查卷之前见到了他。这时，傻乎乎的常健简直是没有头脑，当众就向辛海招呼起来：“老辛，你好啊！”
“哎！是小常，你好！毕业之后都没见过面哟！”辛海很有官样子的站住了，一批部下也住足围在旁边、好象是看戏一样。
“我可是从山沟沟专程赶来找你的啊！”常健加重语气。
“哦！什么事？”辛海显得有一些惊奇了。
“这次律考，我离三百就差两分了”常健直奔主题。
“哟！那你办了查卷手续吗？”辛海表示关心的问。
“办啦！在平阳县司法局办的”常健比较轻松地回答。
“那你回去等复查的结果吧！”辛海更加轻松了。
“我心急啊！听说你负责这事，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常健有些激动。
“你的意思是…？”辛海有些迷惑不解似的。
“我想今天就知道结果，你们可要给我认真查啊！”常健穷追不舍。
辛海有些敷衍的说：“你放心，我们会认真的。”
常健却两眼充满着期待，又说：“那就拜托了。”
辛海想了想，好象下定决心：“你稍等吧！”说完就招呼人要走了。
“好！我等着！”常健就守在门边、坐立不安的，以为要等很长时间。
没想到辛海还算干脆，仅让常健等候十几分钟，就亲自出来报讯：“老同学！我们优先查了你的考卷。按规定是由三个人组成一个复查组，主要是把复查卷的每项分数再合计一遍，不管答对、答错的问题。你每卷各项分数的合计都没有错，五份考卷的总分，就是二百九十八。”
“唔！就是这样复查的啊？”常健很奇怪的问。
辛海耐心的说：“因为要求复查的人数不少，试卷又多，也只能这样了。我们是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的，同时也是认真的。”
常健很失望的样子：“……那你忙吧！打忧了！”
辛海有些不好意思：“对不起了！小常，你好走！”
后来，常健不知道是怎么回去的，精神晃忽、很郁闷，应该还有些灰溜溜！魏平在与常健总结经验教训时，曾经数落他一番，说这才真正是个“二百五”了，在重大机遇面前，时间、地点、方式、方法都没有把握好。
国庆节前十天，平合农场开展“百日安全”活动，想争取年终前不再逃跑犯人，要求各单位具体制订实施方案。九大队的方案是：
一、当前全大队改造、生产各项工作要围绕“防逃”这个中心进行，全体干警要加强责任心，尽职尽责完成防逃任务。
二、各岗位干警的分工调整如下：1、各中队的副中队长分管本中队的零杂工犯人；2、两个农业中队的外勤管教员专门负责大田组犯人的防逃；3、大队基建组由王兴、石机负责防逃，伙房组由司务长邹琼负责防逃；4、集训组、卫生组及没有编组、无专门干部带班的大队直属零杂工犯人，由内勤管教文祥、吕超、白康负责防逃。
三、大队领导分工到各中队抓防逃工作，每人除做好本职业务外，要对分管范围的防逃工作负领导责任：常健负责一中队，卢胜负责二中队，劳文负责三中队及大队大队直属零杂工犯人。
紧张工作一段时间后，常健的老胃病犯了；这病一般人看不出来，除吃药外，主要靠休息调养。常健对工作相应布署的同时，给自己安排轮休假。
常健休假期间，有两个大队发生犯人逃跑，九大队有个犯人上吊自杀。
场部安排九大队作为教育改造科的“百日安全”活动工作联系点，科长覃明有些着急了，他不断向场领导反映情况，估计还上了一点眼药。主管改造的副教导员劳文，则向其老乡魏场长抱怨“一把手不在位对全队的工作有严重影响”。此时与常健有“过节”的人纠缠他，于公或于私就不好说了。
魏场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自让人找常健去谈话。
当时，常健到场部医院看病、正在父母家里休息，他虽然有点不妙的感觉，但很快过去了。在办公楼场长办公室，常健见到的场景有点乱七八糟：一张大办公桌、一些文件随便散开着，黄白两部电话机、话筒正好放反了；一个靠背椅子上、搭有一件衣服，茶几上摆着一只装满烟头的烟灰缸、却没有茶杯茶具，看来主人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估计心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一见面，魏场长就站起来发问：“你怎么回事呀？”
“到医院看病了，医生建议我休息一段时间。”常健脸色也不好。
“你是什么意思？”老魏两眼发直、厉声问道。
“我已经交待过劳文和卢胜，算我是休假。”常健说。
“你们队里有一个犯人上吊自杀了，现在乱成一锅粥，你这个一把手不回去处理怎么行？”老魏很不高兴，脸色越来越难看。
“又不是犯人逃跑，他要找死、机会大把！”
“去年你们不是一下子就跑了三个吗？你还怕不来事？”
“怎么不怕？不是已经处分了吗？现在都落实各人的责任了，不会象以前那样，该承担的、没有承担。”常健答话有点含沙射影。
“你好象很不服气呢！到底还想不想干啦？”
“这是改造工作方面的问题，主管改造的副教导员劳文一直在队里；副大队长卢胜也在，不一定非要我回去。”常健硬撑着、有点顶牛。
“如果你不想干、可以辞职！不然这样算什么？”
隔壁办公室的吉副场长，听见吵声大了，就过来劝说常健，但平息不了事态。老魏已经站起身来，开始骂骂咧咧、出言不逊，说话音调越来越高。
“我还真的不想干了呢！”常健忍无可忍也发火了。
“不想干、就打报告来！”魏场长的火气更加大。
“好！我马上写。”常健掏出笔、找来纸，两三下就写出一份要求辞去九大队领导职务的书面报告（并提出解聘后、希望能够回到干校继续当教员），拍到魏场长的案头就扬长而去，气得老魏浑身发抖。
未按以往的程序，农场和党委就下发了这么两份文件：
“根据常健同志的书面请求，现决定免去其九大队的领导职务，由九大队安排具体工作……”
“根据工作的需要，经研究决定：免去常健同志的九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暂由劳文同志代理……”
吉副场长和政治处柳科长，连夜带常健到九大队开会宣布以上文件的内容，完了拍拍屁股就走人，要劳文牵头处理后事。
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原大队领导班子的几位，刚凑在一起的时侯，都比较伤脑筋；位置颠倒了，心理也要调整。“就地免职啦！两位怎么安排我的工作呀？”常健举目扫了两个原来的副手一眼、直直问。
“老领导啦！你看怎么样好？”劳文有些谨慎地反问。
常健没好气的说：“我怎么知道？现在是你们执政。”
劳文想了一下，接着说：“常大，这样好不好？暂时不作具体安排，每天上班时间里，只要你能够到干警带犯人劳动的地方转一转，出勤就照算。”
“老卢你的意见呢？”常健向着卢胜又问了一声。
“好！这样好啊！”卢胜就那么半截子话。
常健叹了一口气：“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啦！”
劳文赶紧送客般地说道：“老领导，先这样吧！大家都挺忙的。”
常健不知劳文准备要和卢胜“勾兑”一些什么事情，只能先行离开；他边走边心寒地回想：自己当年是场部党政领导由机关送来上任，曾一度被大张旗鼓地树立为年青干部的典范，被宣扬是“自告奋勇挑重担、到艰苦的地方工作、努力改变落后单位面貌”等等，真是“弹指一挥间”啰！
从第二天开始，常健不再忙什么事情啦！他把该休的假期全部休完，然后就光考虑怎么打发日子。除了看些“律师资格考试”的复习资料以外，也不定什么时辰，只要是正常的工作日，常健都挎着专门配发给大队一把手的六四式手枪、骑着原来专用的自行车，随意到处转上一转。干警和犯人们见到常健，还叫他“常大、常教”的，也有人喊“老领导”之类作称呼；时年三十一岁的常健，自嘲是当“顾问”了，可心里却说不出什么滋味。
九大队临时负责人劳文，则三天两头往老魏家里跑，明着是请示汇报工作，重点是要求组织上尽快把常健调走，以免队里工作不好做；也有希望上级领导压担子的意思，并表示了努力做好工作的决心等等。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光常健、劳文日子不好过，场部领导班子的老魏们也不尽如意，他们又找过几个“后备干部”谈话，那些机关科室和各单位的副职们，竟然无人愿意去接替常健的工作，不知是忌讳九大队这个地方，还是忌讳常健的下场，他们宁可暂缓提拔重用而不肯“临危受命”。
纵观常健到九大队任职的前前后后，旁人不能看出这样的问题：
（1）此事原非常健本人自愿，有些类似于“*上梁山”的故事；
（2）常健愿意走这步棋之后，有些出乎陆场长的意料，他认为这是几全几美的好事，树立一个典范有利于推动全场工作，如果做好了更是锦上添花；
（3）常健负气下到条件艰苦的基层单位，当然想做出成绩，但他不注意与上级领导和机关搞好关系，取得相应的支持，最终难以成功；
（4）场领导对常健这样的年轻人，不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缺乏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动辄教训、处分，或者仅仅是考虑撤换的问题，最后干脆“一棍子打死”、根本就不是培养年青干部的正确做法；
（5）这是一个不成功的范例，开始轰轰烈烈，最后肃肃煞煞，对场领导、常健和其他人，都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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