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健从机关到基层当教导员的第一年、虽然很辛苦，但还算是比较顺利。年终结算时，全场十五个农业大队只有九个完成财务指标，其中九大队盈利120505元，利润总额排名第六，扭转了长期亏损的局面，创本队历史上财务状况的最好水平；有五个大队亏损，其中十一大队就亏922356元。
由于年初九大队逃跑过三个犯人，在改造方面工作未完成任务，所以没能评上年度先进单位。可是，常健的“先进事迹”却上了省党报。
《G省日报》在一篇题为《平合农场重视提高管教干部素质》的通讯中，最后的部份是这样报道：“第9大队地处边远山区，历来是个后进单位……年仅27岁左右的常健到该大队担任教导员后，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带领管教干部抓教育、抓管理，使全大队的面貌焕然一新，一举脱掉后进的帽子。”
常健从来没有见过写上述通讯的记者潘某某，看到报纸之后，他认为除了“年仅27岁左右的常健”概念不准确以外，没有什么不妥当。
刚过新年元旦，司法厅组织召开全省劳改劳教工作会议。参加会议主要人员，除全省的各个劳改农（茶）场、厂矿（监狱）、劳教所和少年犯管教所的代表团外，劳改局直属的中心医院、劳改警校和几个转送站（公司）各有一个负责人到会，劳改局和劳教局也来了不少人；省法院、检察、公安、国家安全、武警和省委、省政府各有关部门、新闻媒体都派有代表参加。
此次参加省“两劳”会议，平合农场总共去了二十九个人，在安排人员方面有所讲究：陆场长和姚副政委两个场领导带队，场部科室只有四人参加，所属二十三个单位各去一个主要领导。常健有幸参加这次盛会，而且在与会人员当中，应该属于最年轻的代表；他遇见并问候了已经调到外单位的老领导兰政委、钱科长，还有政法学院同学、新成立的劳教局纪委副书记老卿，以及在第七劳动改造管教支队当大队长的姐夫等熟人，大家免不了一番交流。
接着，平合农场各单位党支部按规定进行换届，并选举出席本场第十次党代会的代表。经过九大队党员大会选举并报党委审批：新一届支部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即支部书记常健、组织委员郭希、宣传兼纪检委员卢胜；九大队党支部出席场党代会的代表、则是常健和另外一个普通党员。
平合农场第十次党代会开了一天，先是吉副政委主持预备会议，他宣布：“……原定代表名额98人，实际选出101人，迟到5人，缺席6人，实到95人……”常健听得莫名其妙，只能如实地记录下来。
正式开会时，陆场长代表党委作报告、再分组讨论……有一个比较奇特的情况：就是大会把退二线的青督导员（原副政委）列为新一届党委和纪委的候选人，其竟然成功当选并就任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党代会所有的候选人没有一个获得满票，陆场长以第二高票当选并兼任党委书记。
吕梅在农垦职工大学过得很愉快！校园生活简直是某年龄阶段妇女的“第二春”了，她不仅在学习方面投入，还与同学们玩得有声有色，并曾经带女儿去住过一阵子，甚至达到“乐不思蜀”状态，因此不太在乎常健。
骆强有特殊原因调出场外了！据说柯良也开始搞调动，有一次他和汪校长到九大队对常健的工作表示关心，没有否认以上传说。覃明则因“办特殊学校”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曾经专程去队里给常健拍过“工作照”、作为“办学成果”并用于展览；照片上常健又黑又瘦、戴着一顶草帽忙碌着去犯人劳动的工地，俩人也算是相彰得益。所有这些情况，对常健多少有点影响。
常健在九大队遇到的第一个大麻烦是：与大队长发生了原则性冲突。郭希的老婆承包队里小商店，为了谋取暴利，不顾上级三令五申，经常偷着卖酒等违禁品给犯人；这事荣海已经说过，他俩也曾为此闹矛盾。常健与郭希沟通时，他竟然说出“犯人劳动辛苦，应该给点酒喝，不然生产不好搞”这样的理由。几次协商解决不了问题，小打小闹也出了些事，管教方面很有意见。
姚副政委与狱政管理科组织各单位教导员到九大队召开改造工作现场会时，卢胜在会上反映了犯人喝酒屡禁不止的问题；身为六大队教导员的荣海也趁机大倒苦水、甚至把过去九大队犯人在监舍内开小锅小灶的责任，也全部扣到郭希的头上。因此，引起全体与会人员众怒了，大家纷纷控诉“改造与生产的矛盾”、“大队长对教导员的制挚”等等；向科长、姚副政委也先后表示了同情和理解，说将要建议党委研究解决大家所反映的问题。
常健与郭希矛盾无法调和，他虽然得到本队大多数干警的支持，也得到场里改造主管部门的力挺，却得不到政工主管部门和场主要领导的相应支持和帮助，有人坚持认为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大家都有责任。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常健行使一把手的特权、坚持原则，把大队长基本架空，加强党支部领导、直接做其他党员干部的工作。
其实，按照劳改农场当时的情况，提倡政治挂帅、“改造第一、生产第二”是正确的。因为不做好政治工作，干警队伍就不稳定；干警队伍有问题，改造工作就做不好；改造秩序不稳定，生产就搞不好。所以，劳改大队领导班子的正常配置是：政治教导员主持全面工作，并负责政工、人事和改造方面的工作，其副职则专门抓改造工作一项；大队长负责行政、财务和生产主业，其副职则专管生产副业和后勤保障。这样做不仅合理，也有科学的依据。
如果一个单位生产上去了、经济效益好啦！应该有政治工作和改造工作做基础，当然也是主管生产和后勤工作人员的功劳；如果说政治工作和改造工作做好了，却没有生产业绩和经济效益，这就有问题；如果生产上去了、经济效益又好，却把政治工作和改造工作说得很糟糕，这肯定没有道理。
在平合农场，改造和生产、党的书记和行政负责人相互关系是“辩证”的、也很微妙，由于近年生产任务重、经济指标高，加上试行“一长制”的改革，一些矛盾就容易激化。在各大队里，作为二把手的大队长想跟一把手过不去，要折腾出一些事情来，肯定有很多的机会！
常健到九大队工作的第二年，计划不仅要发扬成绩，还要在经济效益、集体荣誉、干部职工福利方面搞出点名堂；郭希则越来越消极。
由于已经有几个农业大队买车了，根据干部职工们的要求，九大队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自筹资金买回一辆客货两用的柴油汽车作交通工具。因为这事，常健几次被陆场长点名批评。起初常健很不理解：分管行政、财务的郭希没有挨批评，其他大队的教导员也没有挨点名；后来他想通了：自己是一把手，又最年轻，还是陆场长表扬过的人，不批评他、还去批评谁？
年初，九大队共有318个犯人，其中：一中队98人，二中队95人，分别设有五个大田组、一个装车兼植保组、一个犁牛组、一个杂工组；三中队75人，分菜地组、基建组、捞沙组、饲料组、饲养组；大队直属50人，分机务组、杂工组、内勤组、卫生组、伙房组。
以上人员中，有50人在监舍外住宿，主要是做杂工、机务、伙房以及看守农作物和鸡、鸭、鹅、猪、牛、羊栏、鱼塘、沙场的犯人。
当时上级要求对犯人“三个象”、“四知道”和感化教育，即象老师对待学生、医生对待病人、父母对待犯错误的孩子一样，改造和挽救所谓的失足者；在生活方面，还特别强调要保证他们吃饱、吃熟、吃得卫生等等。
春节期间，郭希和劳文分别带老婆孩子回老家过节去了，常健则和卢胜轮流在队里值班。“除夕”晚上，因为吕梅和女儿在场部陪老人，常健受邀在卢胜家里吃晚饭，然后他一个人下到监舍组织犯人看电视……
常健打算守过这年关这个晚上，第二天下午再回场部父母家，“初二”陪同吕梅带女儿回八大队“娘家”过，“初三”返队继续值班。
零点钟声一响，“大年三十”就算是平安渡过了！看完电视，常健叫“犯人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简称积委会）”主要成员以及监内维纪组成员，集中到监内的“双百分考核办公室”开会，并让其他犯人回房间休息。
开会时，常健发现积委会副主任兼双百分考核员方青带着酒气、很不高兴；虽然过节允许犯人少量喝酒，但规定有限制。他让方青退出会场休息去。
方青借着酒劲说他没事，并三番五次打断常健的讲话。常健发火拍桌子站起来斥责方青，不料这小子也跟着拍了一下桌子；常健忍无可忍、就“象父母对待犯了错误的孩子一样”给他一个耳光。方青当即发酒疯闹腾起来了，常健只好让人把他捆绑、关禁闭。方青疯狂地指名道姓、破口大骂常健一个晚上，还把关押他的扫盲班教室二十几扇玻璃窗有及门板全部搞坏，持续闹到天亮。
常健已经感觉这个新年有不吉利的症兆，可此时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面对现实；他于“初一”上午向姚副政委电话汇报情况，征得批准后、派人把方青押送场部禁闭室拘禁。接着，常健组织在队干部在武警排的配合下，再搞一次监内安全大检查（节前已经搞过一次），共搜查出“小角楼”、“川酒”等瓶装高度烈酒二十九斤，以及六十二个空酒瓶等一大批违禁品。
据查：犯人方青原系部队的军官，这个倭敦敦的军中败类因犯流氓罪被判刑十年，比常健早一年到九大队，服刑后做过文化教员、大队考核员、宣传员以及积委会副主任，没有搞过什么生产劳动，由于长期圈在围墙内、监区里，显然有点寂寞和休能过剩；闹事前、他就产生要做外宿零杂工或另调其他大队的念头，还曾经扬言：“我不烂则已，一烂起来、我要比任何流氓烂仔都烂！”有人反映：郭大队长说这是个人才，打算过完春节给他出去搞机务。
方青这次犯事，被关禁闭一段时间回队后，才得以实际投入劳动改造；他以前在犯人中作威作福，成了“落水狗”自然有人喊打！吃过苦头、并且真正经过“劳改”、他才认罪认错。这就是劳改工作的神奇作用。
(https://www.biquya.cc/id36107/1918526.html)
1秒记住追书网网：www.biquya.cc。手机版阅读网址：m.biquya.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