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合农场对于成人高校毕业生怎么安排使用，一度成为全场干部职工所瞩目的焦点。有人说：场党委班子“四化”的水平已经很高了，例如：“革命化”的代表有吉副政委，据说他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资格，另外还有三位场级督导员；“年轻化”的代表是姚副政委，他是柯良的姐夫，算是年青的一代；陆场长、魏副场长、易副场长在农场绝对是“知识化、专业化”的典范，他们是文革前后农学院或劳动大学的毕业生，已经文革多年的“煅炼和考验”了。因此，成人高校生好象有点多余！送人去培养是大势所趋，安排使用就比较麻烦，“冷处理”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至少也要“过渡”一下。
某些人最终还是靠糖厂、水泥厂等工业项目出“政绩”和经济效益。
头一年、毕业回来一个人，学工业经济管理专业，本人原属一般干部，其“后台”兰政委已经调走，安排到糖厂当个没有行政级别的“质量检验股”副股长、就算是提拔重用了，而且专业对口，谁都无话可说。
第二年，毕业回来四个人，分别学的是“劳改管理”、“园艺”和法律专业，其中三个副科级干部。党委初定的原则是：哪里来、哪里去；保留原行政级别，暂时不安排领导职务；尽量专业对口。因此，政治处下了文件：黎汉回狱政管理科工作，金刚回出入监队工作，常健和柯良到干部学校工作。
平合农场干部学校是按上级要求设置的，它编制在政治处，办公地址及教室分别在场部旧办公处的“管教科”房间和会议室；校长是汪俊，教员原有一个新来大学生小周，加上读书回来的常健和柯良，总共就四个人。
常健原是宣传科副科长，过去已经搞过干部培训，大专毕业写的论文是《论加强对劳改干警的法制教育》，分到干校应该是再合适不过啦！
对于干校办公的地方、常健太熟悉了，因为曾经是“管教科”、“处遗办”所在地，他算是第三次来这里办公，有一种“重归故里”的感觉。
柯良原为加工厂的副厂长，读书的最后一个学期，在劳改劳教管理干部学院入了党，目前还是预备党员；他是全场唯一经过中央级院校系统培训的专业人才，安排搞干部培训工作、对学员讲授劳改业务知识也很合适。
此时，常健的父亲在场部农业生产科任农艺师，常母任淀粉加工厂政治干事（准备退休），他俩住在加工厂干部职工宿舍区；吕梅任加工厂司务长，女儿小艺在幼儿园托儿所入托，小家庭仍在场部旧办公处所谓的“新婚过渡房”内，并继续与老人搭伙。这两处地方都没有洗澡间和天井，“新婚过渡房”甚至连“自来水”的水龙头和厨房也没有，居住者要去别处提水，无法开伙煮食。
而机关干部职工宿舍区绝大部分住房，已经改造为套房，厨房、天井、洗澡间一应俱全；场领导和科长们以及一些“资深”老干部，则早就住进了一栋三层高楼房，几房、几厅，阳台、厨房、卫生间十分完善；还有一栋“二号楼”即将完工，全部是三房一厅规格，谁住哪一套房也基本上安排好啦！
自一九八三年起，由于上级有专门经费，平合农场兴建大量的监舍楼，犯人住楼房早于干警职工，许多基层单位住房条件也比场部先改善了。
常健很想改变自己和父母的生活条件，他在寻找契机展示才华，以便得到组织上适当的照顾。恰巧，全国的“普法”教育正在进行，宣传科按上级要求在全体干部职工中搞一个“法律知识竞赛”活动，常健不仅积极参加，认真答卷，还对父母及吕梅、常理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在规定的时间内，宣传科按“标准答案”对所收到的参赛答卷逐一打分并公布成绩：“法律知识竞赛”全场第一名是常健，第二名是常健的母亲和吕梅并列，第三名是常健的父亲和小弟常理并列，第四名是吉副政委的儿子吉锋，第五名是吉副政委的夫人……第九名是柯良……第十一名是柯良的夫人，第十二名是干校的小周，第十三名是覃明……不知黎汉、金刚和宣传科的“组织者”宾科长、骆强等人是否参加，但他们没有进入前十名是肯定的。
常健认为：自己已经有一定法学功底，算是真正跨入“知识分子”行列了；吉锋读电大班虽然尚未毕业、也具有一定法学水平了；柯良毕竟学的不是法律专业，而覃明没有“深造”过，其他人不好说。
平合农场“改革”追捕逃犯工作制度，规定抓获一名逃犯发奖金五十元。
一天晚上，三大队（原七队）逃跑了两个犯人，常健和农业生产科老蒋被安排在离场部约二十公里外的“五七桥”设伏，北京牌吉普车把他们送到那儿就开走了。之前，参加追捕的干警，都已看过“管教科”赶晒出来的照片，并领取武器、了解两个逃犯的基本情况；常健知道那俩人与老蒋是同乡。
常健和老蒋两个人，窝在这孤僻的地方，只能小心翼翼做些适当活动，不断地忍受睡意煎熬和蚊叮虫咬，默默地坚守着“战斗”岗位。
第二天凌晨七时左右，有两个行人从平合农场、园艺场方向走来、准备过桥，老蒋首先发现情况、高声问他们去哪里？话语中有明显的家乡口音。
那两个人以家乡话回答两句就要开溜，常健马上知道是逃犯，快速地拨枪冲上前*住他们；老蒋的动作稍微慢一点，也以包围的态势赶了过来。
两个逃犯一面申辩他们是来探亲的、一面寻找继续逃跑机会。常健果断地朝天放了一枪止住那俩人，然后令他们沿着公路往园艺场、平合农场方向走回去，他和老蒋紧跟、随后押送。走着、走着，常健为镇慑逃犯、瞄准路边的树木又打了一枪，并对比较斯文的老蒋说：“哎！你也试一你的手枪呀！”
“嘭！”一声、老蒋跟着放一枪，很少打枪的他有感觉了。
一高一倭两个逃犯听着身后不断响起的枪声，浑身擅抖就象走在“上西天”之路，他们又不敢回头看，只能默默地祈祷子弹千万要长眼睛。因为这俩人已经是俘虏，按规定如果不反抗、不继续逃跑，还不至于要被枪毙。
大家继续又走了一段路，后面恰巧开来一辆农村的拖拉机；常健懒得费工夫，直接朝天放了一枪，挥手让拖拉机手停车。拖拉机手大概懂得是什么回事，把拖拉机慢慢地停在常健他们面前。常健告诉拖拉机手帮把犯人拉到平合农场，然后他们就爬上拖卡，让两个逃犯坐好，再喊拖拉机手继续开车。
拖拉机开到场部办公楼时，刚好才上班一会儿，大家都出来看热闹。
常健和老蒋一起开创追捕逃犯获得奖金的先例，因此受到一些人忌妒，有人甚至说应该扣除子弹钱。常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获得此类奖金。
七月份，是平合农场“夏收夏种”的忙季，场部组织工作组分片下队支援，常健被分到西片的十二大队。这个队前身是十三队，与连同在一起的十三大队（原十四队）曾经组合为一个分场部；常健就是在此出生、长大的，父母先后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几年，他对这个地方很有感情。
下队几天后，常健听说一个名叫易荣的老干部很得大家好评，就专门找他聊天，“易叔你好！我是工作组的小常，你到这个队几年啦？”
“三年多了。还是你们年轻好呀，活崩乱跳的能干。”
“我就在这里出生、长大的，父母曾经在此工作二十几年。”
“还是比我好呀！我在白花队二十多年呢！”
“白花队我曾经去过，还下过一次矿井，离这有二十多公里吧！太偏僻了！以前你经常下井带班很辛苦呀！”常健有点感慨。
易荣平静地说：“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多啦！算是组织上照顾老同志，我很知足；再干两年就到退休年龄了，站好最后一班岗吧！”
常健认为易荣是普通老干部的典型代表，就从各方面收集、了解情况，写一篇题为《不怕苦与累，甘为孺子牛》的稿件给宣传科；《平合简报》加上一段“新时期共产党员的风貌”短文作为评述，全文照发：
“十二大队干部易荣同志，是一位建国初期参加抗美援朝、立过战功的老党员，现年五十八岁，有三十多年党龄。五十年代初，他从部队转业到平合农场后，在边远的白花队艰苦奋斗了二十多个春秋。一九八四年，他又愉快地服从组织调动，到西片十二大队，仍然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积极向上、谦虚谨慎、不尚空谈、多干实事、努力奋进的风貌。
“今年，大队分配他负责武器管理并兼顾抓好蔬菜生产。在武器管理方面，他坚持原则，经常检查武器使用情况，使枪支弹药处于良好状态，保证适应改造工作需要。在蔬菜生产方面，种菜的劳动力只有二十六人（其中老弱病残犯三人），比去年减少七人，八十二亩菜地、年产三十六万斤蔬菜的任务不变。为完成任务，他早出晚归，组织、监督犯人劳动，截止六月底已经收获各种蔬菜二十余万斤；除正常供应本队六百余人生活食用，还向外出售了一万多斤。
“易荣同志不图名、不图利，忠心耿耿在平凡的岗位工作三十多年，这不正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好党员、好干部吗？他那种积极工作、奋发向上的精神，不正是我们党所倡导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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