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六、七年之后，G省突然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各级、各地、各单位分别成立“处遗”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也有挂“落实政策”招牌等等。原来是中央要开展“整党”、省里先行“补课”这一环节，劳改局不但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此事，还往下面派出工作组。期间，全国已经统一将劳改劳教工作由公安系统移交给司法行政部门管理。
平合农场的“处遗”工作领导小组，由兰政委兼任组长，党委常委、行政办公室的江主任为副组长；“处遗”办公室就设在场部旧办公处原“管教科”的那个房间。政治处的内勤干事分别电话通知：党委决定抽调行政办公室副主任吴元、宣传科副科长姚林、宣传科副科长兼学校校长宾昌、学校副校长贝光、五队指导员王普、军转干部李钦以及常健等七人到“处遗”办公室（有关单位暂时不要安排他们的工作），并明确要求当天下午二点半钟准时报到。
常健经过钱科长的许可之后，把工作全部交待给小黄，按时到原“管教科”的办公室报到。先后到达的人员是：吴元、姚林、宾昌、常健、李钦、贝光、王普，全部是党员、干部；除常健以外，个个都是有家、有口、有一定阅历的中年人。常健和宾昌回到“老地方”有一些与他人不同的心情。
待兰政委和江主任陪同劳改局工作组两个同志一到，即正式开会；吴元给与会的每个人发了一个笔记本，并说明这是专用的保密本。
“处遗”办公室全体人员用了两天的时间，学习上级有关的方针、政策、文件，然后讨论和研究工作如何开展。兰政委和劳改局工作组两个同志没有全程参加，江主任有时也不来；进行具体分工时，大家到齐了。
兰政委宣布分工的名单，其中吴元担任内勤秘书，负责“处遗”办公室日常事务；王普和贝光为第一组，主要负责调查“群众组织”和造反派方面的有关问题；姚林和李钦为第二组，主要负责干部职工方面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宾昌和常健为第三组，主要负责就业人员方面的冤假错案问题。
按照上级有关文件的规定，这时又有一个新的“三种人”概念，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以及打、砸、抢分子。而且在内部已经明确：“三种人”是“处遗”办公室的工作对象。
在平合农场，各方面初步判断“三种人”大概涉及到两个场领导和一些中下层干部，例如：第一副场长、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陆仁和汪副政委，派出所黄所长、生活卫生科马科长、教育科副科长汪俊等人都有嫌疑。
陆场长大学毕业即到平合农场的场部机关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当过群众组织的头头。按兰政委半开玩笑的说法是：上级有关文件下发之后，陆场长自己曾经“对号入座”一番，从此开会就不敢坐主席台了。
汪副政委中专毕业即到平合农场工作，“文革”时期也当过群众组织头头，后来曾经就任十一队副指导员；在陆仁出国的同时，他被越级提拔为副场长，在场级领导中年纪最轻，改任副政委后一直主管改造工作。
两个场领导都是知识分子，人际关系、群众基础也不错。
“处遗”工作进行一周之后，开始有所“动作”了，汪副政委和派出所的黄所长、生活卫生科马科长被宣布停职审查，由劳改局工作组和王普、贝光具体负责。全场有点人心慌慌，感觉好象是“运动”又来啦！
汪副政委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当年所参加的群众组织，一直是革命派、主流派，怎么突然就变了？同样是当过“造反派”的头头，而且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陆仁的官都比他大，资格也比他老，陆仁却没有被停职审查，难道说俩人还有什么区别吗？自己主管改造“三种人”的工作近十年了，如今这“三种人”的帽子，真的要扣到自己头上吗？因此，汪副政委的情绪很大，据说不怎么配合调查和审查工作；由于他身体有一些毛病，就等于在家休养了。
常健跟宾科长主要调查就业人员方面的案件，有一次他们找汪俊谈话，了解以前就业人员中“反共救国军”冤假错案情况；当时年青的汪俊，是三分场“文革小组”成员兼“破案组”的组长，属于当事人、知情者。
汪俊与宾科长同是平阳县本地人，并且同在一个科室工作多年，难免有些恩怨，他对宾科长来算“历史旧帐”很敏感，根本不愿意多谈。
对于常健这个晚辈，汪俊的心情就比较复杂了；一次他在办公室偶遇常健，突然间情绪就激动起来！他一语双关的说：“小常呀！我以前年青的时候不太懂事，被人家利用了，好在不久就发现错误啦！现在有人想趁机大做文章，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你可要吸取我的经验教训，不要跟着瞎胡闹呀！”
汪俊过于戒备了，其实宾科长的胆量很小，他老是担心以后再有人来处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人，于不同场合都大发过牢骚。
宾科长曾在私下对常健说：“这次场里搞处遗不太正常。”
“怎么讲呢？”常健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是总说不出来。
“你看！纪委、政治处的领导、组干科的人一个都不参加。”
“对呀！你平时主要是在学校上班；姚科长是宣传科的，等于整个政治处就他一个人参加处遗工作了，而纪委连一个人也没有。”
“这说明或者是他们有问题，或者他们不愿意干这事。”
“宾科长，我不大看得出来呢！难道就没有其他可能性？”
“小常，我是过来人了。文革是群众运动，有单位的人、绝大部分都参加了，大体就分三种人，一种是整人的，一种是参与整人的，一种是被人整的，两头少、中间多。现在说不搞运动，其实跟运动也差不多，只不过是参加的人少啦！而且颠倒过来了，过去整人的、被人整，过去被人整的、整人了。”
“宾科长，我可没有整过人！我算是文革后才参加工作的。”
“以前的红卫兵大部分都尚未工作，照样可以整人。”
“我真的没有整过人，76年的下半年才满十七岁，小时候怎么整人？”
“小常，你是特别一点，而且我不是说你，你急什么？”
“宾科长，我是想把问题搞清楚。你继续说吧！哎！你过去被整吗？”
“我也是特别一点，只能算参与整人的，过去和现在都差不多。”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感慨呢？”常健仍是不理解。
“现在是运动，但不是群众运动，参加的人少啦！好象我们就是整人的了，以后恐怕要有被人整的时候。”宾科长这话有点水平，常健无语了。
在涉及就业人员的案件中，河东“反共救国军”案影响最大，加上其他单位也死了人，这些“命案”必须要有交待。因此，常健跟宾科长查找到很多历史资料，其中一份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就是《关于平合农场原三分场所谓“中国反共救国军”一案的总结报告》，该文的主要内容有：
（一）发案时间：一九六八年五月份。
（二）案件起因：刑满集训人员桂某等人经常吃喝拉扯，被怀疑有非法活动，陆续逮捕桂某等人进行审查，由辛某等人办案，采取*供信手段先是斗出“先锋队”组织，逐步又*出“中国反共救国军”一案；其组织由“中国青年党”领导，发展党员114名；“中国反共救国军”下设六个部、三个军、九个师、二十七个团；是一个有300多人的反革命集团，其中逮捕了81人，包括49个就业、32个犯人。
（三）复查情况：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撤销原“破案组”、重新组织25个人的专案组，经过50多天复查，查清此案既无依据、又无罪证，肯定案件不存在，而是破案人员从一个怀疑有逃跑活动或偷窃行为的现象，采取斗、打、捆等12种刑罚*出的“反革命集团”假案。
（四）善后工作：经过否定“先锋队”、暴动、“中国反共救国军”、“中国青年党”和后台五个问题后，对逮捕的81人，除去死亡的5人，给造谣、污蔑领袖的三人加刑处分，其余的人放回各队劳动改造。
（五）总结经验：
1、原来的破案组用改造积极分子编成四个斗争小组，汪俊作为破案组长，主要是按辛某所弄的第一审材料搞二审，辛某起了主要作用；办案时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来为违反政策行为辩护，原破案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军管领导没有深入掌握情况，偏听偏信，盲目地同意下面的工作；桂某等人承认有逃跑后，审讯人还盲目地*供“政治”问题，以犯人的口供去逮捕犯人。这就是一着不慎、全盘皆错。
2、原破案组所搞的“调查研究”也是唯心主义，主观地认为“有活动必有组织，有组织必有政治问题；有组织必有纲领，有行动必有武器，有军必有党。”致使案件越搞越大、越复杂。
3、复查专案组成立后，首先对原破案人员、被利用的改造积极分子，被斗争的犯人、外线、地形、实物、原始材料，被斗犯人的出身、成份、历史、案情以及劳改表现等方面进行深入调查。对敌方调查了案件的发生和发展规律与口供的情理；对我方则调查发现此案后破案的进程规律和索取口供的手段，具体地抓住“先锋队”活动、军、党、摸营、后台五个重要环节，一个个地调查研究，加以分析，弄清了案情，作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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