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庐山会议（一）（25）
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地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20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啊！”
刘少奇插话说：“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
接着讲：“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在以前也讲过吧？”
刘少奇插话说：“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
接着讲：“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
刘少奇插话说：“依靠自己本国的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
接着讲：“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3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1927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1/10，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毫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了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涌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钢铁你要搞600万吨，我要搞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发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补贴40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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