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庐山会议（一）（5）
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写诗说，中国修的路，路面出水，不如美国。经过调查，美国的路面也有出水的。
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一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彭老总说一个指头多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群众路线问题，只能说一个时期、一个问题上，我们脱离了群众。算账、整社是个大问题，不要虎头蛇尾。对公社和农村广大干部，要继续整顿和教育，但要分析，要有信心。北戴河会议后，一部分问题被动，特别是四大指标，当时不公布就好了。自己立了个菩萨自己拜，很被动，当时人心高涨，心是好的，形势很好，但埋伏了被动。经过郑州、武昌会议、郑州二次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渐认识客观实际后，腰杆才硬起来，但是，还有一部分软，还被动。副食品总还不够吧，北京有一个时期每天四两蔬菜。在这些方面，腰杆子还不硬。人家对此有意见，讲得对。去年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
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是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要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而不能偏听偏信资产阶级的。再过十年到十五年赶上了英国，那时陈铭枢、张奚若这些人就没有话讲了。这些人希望他们长寿，不然，死了后，还会到阎王爷那里去告我们的状。
北戴河会议以来，虽然一些事情搞得不好，但总是抓工业了。一年中有很多经验，我负有责任。1953年批薄一波，后来批评计委，这次自己负了责任。还是湖南那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一年来有好的与坏的经验，有成功的与错误的经验，不能光说有坏的、错误的经验。”
周恩来插话说：“苏联副主席扎夏季科来，谈两条：高速度发展，大跃进，超过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好处；缺点、错误发现快，纠正快。”
接着说：“苏联一教授说我们发明‘大跃进’这个词好，苏联经验写了书。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不在制定之时，而在执行之后。过去的革命路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的建设路线，要再看十年。从具体事情来说，有些得不偿失问题；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一定学费的。”
刘少奇插话说：“大办钢铁花了20多亿，全民学了，值得。”
接着说：“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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