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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第三子，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登基初期，面临内忧外患，由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万历朝新政。万历十年六月，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万历皇帝亲政，初期勤于政务，曾着布衣率群臣步行至天坛祈雨。中期，亲自谕旨主持“万历三大征”，平定了哱拜叛乱和杨应龙叛乱，帮助藩属国朝鲜击败丰臣秀吉的侵朝日军。后期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和身体原因而不临朝勤政，而学嘉靖帝后宫暗*国家政权。
公元1620年7月21日，万历皇帝崩，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葬十三陵之定陵。
人物生平早期经历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朱载垕的第三子。朱翊钧的诞生给裕王府带来欢乐，王府张灯结彩，来道贺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
然而，这种喜庆的气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原来朱翊钧的祖父嘉靖皇帝，对于这个皇孙的出世并不高兴，而是产生一种愤恨的心理。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直到5岁时，这个皇孙才有了朱翊钧这个名字。
登基继位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隆庆帝病危的消息。三天之后，即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隆庆帝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隆庆帝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第二天，隆庆帝即崩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内阁争纷按照隆庆帝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
明神宗少年朝服像宫中，万历自然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
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很有涵养，所以很受隆庆帝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轻松地通过一道遗诏，就驱走了孟冲，自己做了掌印太监。但是，就高拱来说，对冯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冯保就利用高拱曾经说过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一语把自视甚高、性格粗直的高拱赶离京城。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
太岳辅政万历朝的前10年，万历的生活基本上是受三个人的规范，一个是自己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一个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朱翊钧慈圣皇太后与太监冯保都喜欢书法。所以，万历很小的时候书法就极为工整。冯保在宫中，被皇帝称作“伴伴”、“大伴”。万历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每次万历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看到冯保来了，就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冯保的职责不但是对皇帝实行一般的教育，有时还要代皇帝朱批。因此，他与张居正之间的联系要紧密一些。实际上，正因为内有冯保，外有张居正，万历初年的新政才能顺利地推行。
张居正对于万历的辅导和关怀无微不至，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
有一次，万历想搞一次元宵灯火，张居正就说：“将灯挂一些在殿上，就可以尽兴了。不需要再搞什么灯棚。接下来的几年还要有许多大事，例如皇上的大婚、潞王的出阁，每件事都要花很多钱，天下民力有限，还是节省一点好。”万历倒也知趣，说：“朕极知民穷，按先生的话办吧。”万历对于张居正，也是非常的尊敬，从来不称名道姓，而是称“先生”，所下的诏令，凡提及张居正时，都写“元辅”。
万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10年间，除了国家财富的激增之外，万历也成长为近20岁的青年。万历十年六月（1582年），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当初的小皇帝万历，已经成为大婚4年的青年，从此开始亲政。
万历怠政万历皇帝的老师、万历第一任内阁首辅兼万历新政的策划与执行人张居正过世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万历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瘾）。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1589年，万历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万历十年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在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
万历二十五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万历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顺父母、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约开支、听取意见、亲人和贤人，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
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那些致力于废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接见大臣，天下将要沦陷的忧虑。”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执政晚期酒色的过度，使万历的身体极为虚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因此，万历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万历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万历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
明神宗入跸图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
时万历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
与世长辞1620年七月，万历皇帝朱翊钧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万历的儿子朱常洛在即位一月之后即去世，万历一朝应当足足是48年，即从公元1573年至1620年。朱常洛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即位，九月驾崩。大臣们当时建议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以纪念这位短命的皇帝。因此万历纪元未满48年。
为政举措政治万历中兴万历在位初之十年尚处年幼，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太后将一切军政大事交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实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
万历亲政后，励精图治，每天治理朝政十余个小时。他废黜考成法等张居正改革中弊政，安抚流民，减少徭税，大大减缓社会矛盾。万历十三年时，北京干旱，万历亲自步行至天坛祈雨。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
清算张居正从万历九年到万历十年间，张居正一直没有请假，坚持办公。次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虽然屡经名医医治，但是张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过行尸走肉而已”！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神宗为之辍朝一天，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
明神宗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八月，神宗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管制言官，蒙蔽我聪明。专权乱政……，欺骗主上忘恩负义，谋划国家不忠。本会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论。”
这时候的张居正一家，已经被抄家。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余口，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张居正恐怕生前绝对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无情的惩处。万历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是他长久处于张居正约束下的发泄，同样也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
军事平哱拜之乱哱拜是蒙古鞑靼部人，降明以后做副总兵。他的儿子叫哱承恩，承袭父爵，做了指挥使。万历二十年（1592年），哱拜和哱承恩父子在宁夏银川反叛，万历皇帝果断决定平叛。派去平叛的军队攻打了几次都没有取胜，万历皇帝又派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为总兵，率军平叛。李如松派人决黄河水灌城，城外积满了水，城被冲开一个口子；李如松乘势下令攻城，一举平息了哱拜之乱。
援朝抗倭战争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二十七年（1599年），朝鲜遭到日本侵略，王京陷落，八道失陷七道，仅靠近明朝边境义州一带尚存。朝鲜危急，请求明朝援助，“请求援助的使者，在路上络绎不绝”。万历皇帝鉴于唇亡则
援朝抗倭战争齿寒，决定派兵到朝鲜，援朝抗倭。这场战争时断时续，前后进行了七年多。最后，日本因丰臣秀吉去世，将侵朝日军撤出朝鲜，明军战胜而归。
平定播州之乱播州就是今贵州遵义地区，万历十七年（1589年），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发动叛乱，万历皇帝派兵平叛。这场战争时断时续，一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最后的结局是明军八路进兵，四月告捷，平息了杨应龙之乱。
女真崛起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女真酋长努尔哈赤凑“七大恨”，以掀起叛乱，并僭称国号为后金。四十六年四月，女真兵克抚顺，朝野震惊。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之战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和铁岭沦陷，首都燕京震动。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稍稍将东北局势扭转。经济资本主义萌芽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明朝的经济处于当时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其经济力量强于英国。而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已经出现，并且拥有了比较强大的力量，为不久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打下了基础。当一种社会制度适合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时，就会促进社会发展，相反地，就会阻碍社会发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就是因为封建制度已经阻碍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
而当时明朝的经济强于英国，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封建制度更加不适合当时的社会发展，之所以中国没有爆发革命，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资产阶级力量过于弱小；第二，国家暴力机器过于强大。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一直是处在被抑制的状态中。而正是由于万历皇帝的罢朝导致了政府的监管力度减弱，使处于被抑制状态的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的春天，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征收矿税银自张居正死后，万历开始通过向各地征收矿税银的方式，增加内库的内帑。在此以前，内库主要收入为金花银，即依靠南直隶地区的田赋。不过内库所有收支最终仍由户部负责，并对皇帝的使用进行严格的干预和管理。矿税银除补贴内帑用于宫廷膳食以外，更多则用于国家开支，尤其是边镇用钱。如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肃巡抚田乐上疏，因河西地区边疆用兵需数十万钱粮，请拨内帑，万历批复同意。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户部因京师库银减少，边饷告急，请神宗拨内帑，万历虽然责怪户部未提前做好库银储备，并且不要因为有内帑而有恃无恐，但仍迅速拨发内府库银救急。万历三十一年四月，户部更是因北部边疆兵饷告急，请拨内帑百万两，万历最顾及边情，所以同意照数拨用。
另外，含矿税银的内帑也用于国家救灾，如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饥荒，拨内帑三万三千两用于赈灾。
而清人则多不了解详情，多以明代言官的言论评论该事，并拔高为明代一大恶政，甚至就此写入《明史》。后人则更多将此附会，并假想更多的财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
文化万历年间不单单经济得到了发展，文化同样也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因为没有了政府的监管，所以百姓的言论自由也空前高涨，只要是大众喜欢的、有市场前景的就可以出版，根本就不需要有关部门的审核，各种文化思想如雨后春笋般拔出地面，可谓是“百家争鸣”。
在思想方面出现了思想家文学家李贽，他对男尊女卑、社会腐败、假道学等都大加批判，可见当时古人的思想的深度以及对社会现象的审视程度不逊当今。
李时珍的著名著作《本草纲目》也是出版于万历年间，由于它的科学性，系统性，科学性流传至今，为现代医学所认可采用，可见当时中医药学原理、实践之发达程度了。
著名科学家宋应星编撰的《天工开物》详细叙述了当时农作物和手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等，以及宋应星自己的组织生产经验和科学见解，此书传到日本后，被称为“中国的狄德罗”。
明代著名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150-1616）创作了著名的《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观和强烈的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汤显祖被称为当“东方的莎士比亚”。
人物生平万历前十年，大学士张居正辅助神宗处理政事，更张祖制，社会经济发展较好。20岁时，张居正逝世，神宗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主持“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后期罢朝近30年。在这一时期内，江南一带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全国和经济总量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但是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文官集团的党争使得政治日益腐败黑暗，东北的女真趁虚兴起，因而种下了明朝灭亡的祸根。1620年7月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葬于明十三陵定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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