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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宋神宗赵顼（zhàoxū），宋英宗长子，是北宋第六位皇帝（1067年-1085年在位）。嘉佑八年（1063）受封光国公；后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064）进封颍王。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神宗，时年20岁。即位后，由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且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立即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先后推出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等重大改革举措，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诸多领域，影响之大、之广前所未有。虽然改革变法历时16年，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并随着宋神宗的病亡戛然而止，但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宋廷财政有了很大的改善，由宋神宗刚即位时的“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到后来的中央积蓄钱粟“数十百巨万”，“可以支二十年之用”，积贫积弱局势有所改观。
人物生平早期经历宋神宗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讳赵顼，原名仲针，宋朝第六位皇帝，英宗和宣仁圣烈高皇后所生长子。
庆历八年戊子年四月十日戊寅（1048年5月25日）生于濮安懿王宫邸睦亲宅。神宗出生当天，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聚集成云。
灭夏之举时值夏惠宗在位，母党梁氏专权，西夏国势日非，宋神宗命兵伐西夏，期图一举歼灭西夏。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宋军大破夏军，占领西夏二千里土地。不过后来在永乐城之战中惨败，灭夏之举未能实现。事后，宋神宗在朝中当众痛哭。他有抱负，励精图治，想灭西夏，惜壮志未酬，于元丰八年饮恨而死，享年三十八岁。其子宋哲宗亲政后，竭尽所能完成父亲遗志。
启用人才据《宋史》记载，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
范仲淹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
神宗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065年）亏空已达1570多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
赵顼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并“由是想见其人”，因此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满。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
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推行新法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
赵顼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章敦、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
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至于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则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他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
在王安石的解释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并继续支持新政。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相反，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
首次失败神宗在即位之初，他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主张极为欣赏，并在变法的前一阶段，即熙宁七年（1074年）以前，对新法的推行给予大力支持。如果没有神宗的支持与配合，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锐意改革的正确决策，保证了变法的成功，这对于改善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新政维艰，元丰改制变法虽然在前一阶段取得胜利，但守旧势力的攻击并没有停止，特别是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触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严重，守旧势力的进攻就越猛烈。
于是，神宗开始左右摇摆，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势力的情况下，勉力维持新政熙宁七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这一次围攻得到了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的支持。以太皇太后曹后为首的外戚参与反对变法，不能不对神宗产生巨大影响，这是因为英宗、神宗一系实非仁宗嫡嗣，只是由于仁宗无子，才把英宗选为皇储最后继承皇位，所以仁宗的曹后和神宗之母高后对神宗有较大的威慑力量。神宗由是开始动摇。当王安石对所谓的“天变”据理反驳时，神宗不再听从王安石“天变不足惧”的解释了，相反他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
四月，神宗终于在曹后、高后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的情况下，罢王安石相，改知江宁府，使变法遭受挫折。虽然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但随着守旧派势力的增强，变法派内部意见的分歧，神宗对王安石专用信任的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变法不能推进。熙宁九年（1076年），天上出现彗星，守旧派又以“天变”对变法提出非议，神宗更加动摇。他对王安石说：“闻民间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复求罢相，出判江宁府。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神宗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神宗的政治目标是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但他一怕得罪两宫太后，二怕出乱子。当“人情咨怨”、朝议汹汹，变法碰到较大阻力时，他就退却了。他要调整政策，相对平衡地对待要求变法的新党和主张守旧的旧党两股势力。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则仍然体现了自宋太祖起就有的“异论相搅”的传统家法。其实，在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注意抚慰旧党中罢退的元老重臣，以示恩眷。韩琦罢退河北，上疏反对青苗法，神宗虽然最终没有接受，但一开始仍夸奖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熙宁七年八月，则特遣宦官李宪往相州赐韩琦诏书和汤药。熙宁六年（1073年）文彦博罢枢密使，便诏与其子孙推恩，特表恩宠。元丰三年（1080年）文彦博朝觐，神宗“赐宴琼林苑，两遣中谒者遗诗祖道，当世荣之”。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神宗任用貌似“中立无与”，实际上则为守旧势力的吴充为相。又先后重新起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主持改制
耕织图在政治上神宗还是勉力维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守旧势力以为时事将有大变。神宗却明确下诏说明新法“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终神宗朝，除方田法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神宗对在外地任职的王安石也多有关照，如熙宁十年（1077年）以王安石为集禧观使；元丰元年（1078年）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元丰三年改制，则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元丰年间，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冗官冗费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为了加强皇权，广授官职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监之权，授官制度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造成机构重叠，闲官冗费等弊端。元丰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他首先从积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元丰五年（1082年），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现了神宗维持新政，继续改革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
和战西夏时值夏惠宗在位，母党梁氏专权，西夏国势日非，图一举歼灭羌夏。王韶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大破夏军，占领西夏二千里土地。不过后来在永乐城之战中惨败，“厥后兵不敢用于北，而稍试于西，灵武之役，丧师覆将，涂炭百万。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灭夏之举未能实现。事后，宋神宗在朝中当众痛哭。[1]他有抱负，励精图治，想灭西羌，惜壮志未酬，于元丰八年抱憾而殁，得年37岁。其子宋哲宗亲政后，竭尽所能完成父亲遗志。[3]神宗在元丰年间强化军兵保甲的措施，目的在于对外增强对辽、西夏的战斗力，并镇压各地的武装反抗，巩固统治。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在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任用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出兵抗御西夏，拓地五州，形成对西夏的包围，史称“熙河之
永裕陵役”。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皇室内乱，神宗以为有机可乘，遂出兵五路进攻西夏，围灵州城（今宁夏灵武县）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军因粮草不济，冻馁死伤，先后溃退，无功而返。元丰五年（1082年），神宗又听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谋攻占西夏横山地区，进*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发30万大军围攻永乐城，城陷，徐禧等战死。宋军两次战败，损失军兵、民夫及助战的羌兵数十万人。神宗闻永乐城陷，“早朝，对辅臣恸哭”。至此，神宗希望攻夏雪耻，节省“岁赐”白银7万两、绢15万匹的计划彻底破产。
病逝元丰八年三月五日戊戌（1085年4月1日）神宗崩殂于福宁殿，享年37岁，殡于殿西阶，庙号神宗，群臣上谥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十月二十四日乙酉，葬神宗于永裕陵。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加谥绍天法古运德建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崇宁三年（1104年）十一月，改谥体天显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政和三年（1113年）十一月，加谥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
为政举措历任宰相韩琦曾公亮富弼陈旭韩绛王安石吴充王圭蔡确韩缜吕惠卿年号神宗于治平四年正月八日（1067年1月25日）至元丰八年三月五日（1085年4月1日）在位，当政共计18年。
年号1熙宁：熙宁元年正月一日（1068年2月6日）至熙宁十年十二月六日（1077年12月23日）
年号2元丰：熙宁十年十二月六日（1077年12月23日）至元丰八年三月五日（1085年4月1日）
其年号，共使用17年。
轨事典故乌台诗案宋神宗赵顼少有变革之志。然而，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异议不断，这不免让宋神宗有了强烈的挫败感。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那些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大臣，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而著名的大学者苏轼刚好赶上了风口浪尖。
苏轼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其文章政事为天下所宗仰，甚至盖过欧阳修为文坛领袖。宋英宗十分仰慕。继位后，宋英宗本想按照唐朝的惯例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制诰职务。但”由于韩琦的一再阻挠，宋英宗只好任命苏轼在史馆试用。在宋神宗时，苏轼才受重用，但不久就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黜出京。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到了湖州后，苏轼作《湖州谢上表》来发牢骚的意味，以此来表示对新法的不满。结果惹怒了一些尚在当政的新进们。他们预谋致其于死地。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弹劾苏轼“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还专门举出了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做为证据。为了罗织更大的罪名，这些人更是处心积虑地从苏轼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予定罪。
尽管想要苏轼死的人很多，宋神宗也对苏轼非常恼火，但他还是不愿意下杀手，只同意逮捕苏轼，而且特意要求在进京途中，不得将苏轼关入监狱过夜。
同年七月，御史台派遣皇甫遵前去逮捕苏轼。到京城后，苏轼被正式逮捕下狱，交御史台审讯。与苏轼关系密切的亲友，如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文同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受到牵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辙看到哥哥的两首绝命诗，立即痛哭流涕地给宋神宗上书，要求以自己的官爵为其兄赎罪。宋神宗此时也犹豫不决，宋太祖曾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而朝廷中也有多人爱惜苏轼才华，为苏轼求情。宋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与王安石君臣情笃宋神宗曾经说过：“自古之君臣，如朕与安石相知绝少。”
的确，自古不缺圣主贤臣，共襄大业，同享富贵；但是，主君与臣下能够真正交心相待，坦诚到推心置腹的，历史上却是少之又少。邓刚在《心灵的钙化》一文中曾经说过，心心相印是一种风险投资，更何况，这分明在是九重深宫的庙堂之上，一步疏漏，刀光剑影便已铸成危局。然而，这位年轻有为的君主，却以一个大宋王朝做赌注，只因为对一个相知相惜的灵魂的慎重的信任。
这个社稷，朕交予你了。不变法，大宋要亡；变法，许是还有一线生机。安石，朕信任你。
王安石并没有辜负神宗的期望。他为这次变法，赔上了太多太多，本来可以只作江南一诗人，著书立说，清闲终老；许是宿命的安排，我在人海之中遇见了贵为君上的你，于是，满腹韬略，燃尽了我的残躯。但，大宋的气数暮矣，积重难返了，又怎能彻底扭转。
千里归来一寸心，两个人是君臣，却更像是英雄惜英雄，知己怜知己。我走了，不复陪君，自当珍重。
史籍记载“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尝与岐、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谕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厉精图治，将大有为。未几，王安石入相。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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