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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秦庄公，嬴姓，赵氏，名其，秦仲之子。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虽为嬴姓，却不叫嬴其。周宣王六年（前822年），秦仲被西戎攻杀，太子其即位，是为庄公。
人物生平周宣王七年（前821年），秦庄公率兄弟五人以及周朝兵马七千人，击败西戎，周宣王封庄公为西垂大夫，赐以原大骆之族所居的犬丘（甘肃天水市西南礼县一带）之地。又封秦仲次子康于夏阳的梁山（陕西澄城县东北），号梁康伯，史称“西梁”。秦庄公居住于故地西犬丘，生子三人。长子世父因讨伐西戎，让太子之位于弟秦襄公。前778年，秦庄公去世，次子秦襄公继位。
收复祖地战败被杀是个历史悲剧，是嬴秦发展史上的一次严重挫折。但是时陇上之秦国力毕竟已有较丰实的基础，不至于因此次军事失利便一蹶不振。再者，秦仲家族兴旺，后继有人，故很快便出现了转机。当然，转机的主导性因素还是非同一般的周、秦关系和周宣王打败西戎的决心。在共同抗戎的问题上，周人与嬴秦早已经“同呼吸，共命运”了。
派官统率这七千人，周王必然要派军事长官统率。以那时的周秦关系及军力对比说，这个“伯氏”是最合理的受命者。他既是王室大臣，又是嬴秦的家族成员，而且还是庄公弟兄们的长辈，由他担任这次伐戎之役的最高统帅，是非常合适的。铭中他称庄公为“汝小子”，也正符合其长辈身份。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一点，伐戎胜利后，伯氏对不其有“锡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的奖赏，这表明当时庄公尚未继承君位，否则伯氏无权也无须作这种规格的赏赐。情况可能是这样：秦仲战死后，周宣王派伯氏去陇上暂主秦事，以伐戎为急务，并未匆匆忙忙地册封新的嬴秦首领。待伐戎胜利，局面稳定后，方据战功而册封了庄公。《秦本纪》言收复了西垂，将陇上秦地与大骆故地联成一片后，庄公方“为西垂大夫”，这与我们上述推测是一致的。
中心迁移出于对祖邑故都的向往，庄公将秦仲时代嬴秦在陇上的部族活动中心，又移至西垂，故《秦本纪》言“庄公居其故西犬丘”。由于西垂作为嬴秦旧都已有悠久的历史，并非新辟之邑，所以不存在地名转移问题。而且，陇上之秦邑也并未放弃，仍为秦人所据有。当然其“秦”地之名也无需变。因此，庄公之居犬丘，地名不受影响，西垂地区从未拥有过“秦”之名。《秦本纪》载庄公在位44年，这段时间内，局势相对平稳，嬴秦国力也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
史籍记载《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曰：“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日庄公。周宣王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这一次周宣王是铁了心要与西戎决一胜负了。他把秦仲的五个儿子召集起来，进行伐戎的动员。而且，这次不再只是精神上的激励，而是以军力援助为前提的。“与兵七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西周、春秋时代，战争的主要形式是车战。当时的战车上载甲士三人，左主射，右主伐，中主御，而每一乘战车，又配备步卒十人。交战时车驰卒奔，互相应合。七千战士，可配战车七百乘，可谓军力雄厚。懿王时的名器《禹鼎》记述一次伐戎战争，兵力仅有“戎车百乘，斯驭百，徒千”。春秋时期战争规模已逐渐增大，但轰动一时的城濮之战，晋国也不过才出动兵车七百乘。宣王派兵七千协助嬴秦伐戎，确系一次空前的投入。西周厉王时的《多友鼎铭》，记载与猃狁的一场重大战役，俘获战车127乘，斩首356人，其规模与这次周、秦联军的伐戎行动差不多。对于宣王初年的周王室来说，这已是很高规格的军事部署了。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传世器《不其簋》的铭文，讲的就是秦庄公这次伐戎之役。李先生指出，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秦庄公名其，先秦行文“不”字常用作无义助词，仅表语气，故“不其”即其，也就是秦庄公。庄公之称“公”乃后来的追称。《不其簋》乃庄公自作器，故直用己名。铭中显示，这次伐戎行动的总统帅为“伯氏”，他上对周王负责，下可指挥不其。按先秦的亲称习惯说，对伯父和同辈长兄均可称伯，李学勤先生认为此伯氏乃庄公之兄。但《秦本纪》却有明文，说秦仲的五个儿子中，“其长者曰庄公”。李先生解释说，庄公“也许不是最年长的”，也就是说，庄公还有个兄长，被司马迁忽略了。我想对李先生的说法略加修正。我认为铭中的“伯氏”非庄公兄长，而是庄公的伯父。秦仲之“仲”，乃以排行人名，说明他还有个长兄（或庶长兄），依周王室用人的惯例，关系密切的属国，国君之伯、叔父或兄长常有在王室供职者。此类事例多不胜举。此“伯氏，即秦仲之兄、庄公之伯父而为王室重臣者。他就是受宣王之命带领七千人马去秦地作战的统帅。“与兵七千”是说派七千军队前往助秦攻戎，而不是说把这七千军队送给秦国。当时的军队都是按国人的村社结构与井田配置编制的，是决不可能把归属权交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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