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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在定陵县亲手下命屠杀了城中十数大族的事，很快便传遍了整个颍川，随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通过颍川一众士人的有意传播，很快整个大汉已经无人不知此事了。
董太后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几乎同时派遣了心腹之人前往定陵，将刘继一顿狠批。
刘继看着案犊上摆了一大堆的谴责书信，心中不由对士族势力之大，影响力之强感叹万分。
在东汉时期，一个人要想通过正规途径做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士人；第二，必须通晓经学；第三，必须被举为孝廉。
州郡举孝廉就是孝子廉士，这是对德的要求。通晓经学也叫明经，这是才的要求。必须是士人，则是身份的要求。
自从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除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士人成为了最高一级的平民。
后来平民逐渐分为四种，即士农工商。士，就是士民；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农民务农，工民做工，商民经商，士民读书。
士以读书为业，以做官和传承文化为目的。所以士农工商之中，士的地位最高，商的地位最低，他们甚至无权做官。
这样一说谁都明白，但当时能够达到这三个标准的人还真不多。别的不说，光是通晓经学就很难，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书读，都读得起。如果还要求什么都不做，专门只读书，那就更难。因此，只有那些有书读，读得起，读得进，读得好，而且并无其他职业的读书人，才可能做官。
做官必须读书，读书为了做官，读书与做官就变成了一件事，变成了职业。一个家族，如果以读书做官为职业，就叫“士族”。如果世代读书做官，就叫“世族”。但是，以读书为业的，差不多也都世代为官。所以，“士族”即“世族”。
由此可见，所谓“士族”，就是由于世代读书做官，而从平民阶级中分化、产生出来的特殊阶层。他们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士族为什么能垄断仕途呢？因为一个人既然是有条件读书的，又做了官，他们的子孙后代自然也比别人更有条件读书，更有条件做官。即便读书人多起来了，祖辈、父辈做过官的人，同别的读书人竞争，总要容易些。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做官的人，世世代代都做官，甚至都做高官，比如“四世三公”的袁家就是。这样一来，做官的名额就有可能被若干家族垄断，或者垄断某些官职。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一个人做了官，就有了推荐权，可以推荐别人做官。推荐什么人呢？两种人。一种是自己人，还有一种是社会地位较低的读书人。这些人做官机会较少，一旦被推荐，一般都会感恩报恩，甚至与推荐人在政治上发生从属关系，情感上发生父子关系，成为他们的“非血缘关系家族成员”。一个人，官越大，推荐权就越大；做官的时间越长，使用推荐权的机会也就越多；如果世代做大官，就会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这些“门生故吏”也可以推荐别人做官。但他们既然是某某家族的“门生故吏”，那么，他们在行使推荐权的时候，当然要看这些家族的眼色，或者贡献若干名额作为报恩。因此，一个家族的“门生故吏”越多，他们掌握的推荐权也就越多。时间长了，也就垄断了做官权。
第三，享有推荐权的人还可以互相推荐，也就是我推荐你的人，你推荐我的人。这种“投桃报李”的做法也是官场的“潜规则”，人人心知肚明，往往不用讨价还价便能默契地进行。最后是推荐权和做官权都被大大小小的士族瓜分。
不仅如此，士族控制着整个汉朝的舆论，因为这群人原本就是由于读书才做官，由于做官才成其为士族的，当然最有学问最有文化。因此，作为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领袖，士族便不难团结一大批文化人，这就是名士和太学生。太学生就是太学里的生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后备干部”。名士就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会贤达”。名士不一定出身士族，有的名士还兼有其他身份，比如窦武是外戚兼名士，刘表是宗室兼名士。但不论何种身份，都与士族关系密切，大体上是名士依傍士族，士族借重名士，太学生则成为他们的拥趸。
所谓的“名士”，就是现代的“意见领袖”或者“公众人物”。这些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发表意见，褒贬人物，议论时政。这种意见，当时就叫做“清议”。清议的影响力很大，杀伤力也很强。一个人，如果被清议所褒扬，就身价百倍；如果为清议所不齿，就臭不可闻。清议的力量这样大，发表清议的名士又和士族站在一边，还有太学生作为呼应，士族当然就控制了舆论。
士族掌握了做官权，就控制了仕途；掌握了发言权，就控制了舆论。有了这两个条件，他们就不难成为豪强。成为豪强也并不奇怪，因为东汉原本就是由豪强（主要是南阳豪强）建立的政权。主宰这个王朝的，也一直是豪强，比如外戚、宦官、大商人。他们也都是大地主。士人出身中小地主，原本不是豪强。但是，士人变成士族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由偶然做官变成了世代做官。做官，地位就高，就有名。做官，权力就大，就有利。既有名又有利，他们的家族，就可以利用自己占有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优势，不断发展壮大，从中小地主变成大地主，成为雄视天下称霸一方的豪强。这样的大姓豪族，就叫“世家大族”，也叫“衣冠望族”，还叫“名门望族”，也简称世族、士族、望族、势族。世家，就是世代做官；衣冠，就是诗书传家。诗书传家，自然有声望，所以叫“望族”，也叫“名门”。世代做官，自然有权势，所以叫“势族”，也叫“世族”。既没有权势又没有声望的庶民之家，就叫“寒门”，也叫“庶族”或“寒族”。
显然，士族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阶层。他们不是贵族（皇亲国戚），也不是庶族（普通平民）。属于平民阶级，却比平民高贵；不能世袭官职，却能垄断仕途。就性质而言，他们是“半世袭的准贵族”；就地位而言，是接近贵族的“高级平民”。他们与名士的关系最为密切，有联系也有区别。区别在于：士族是族群，名士是个人；士族必须做官，名士则不一定。但在多数情况下，名士与士族的阶级立场、道德观念、政治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士族往往充当名士的后tai老板，名士则往往充当士族的代言人。
汉光武帝以后，逐渐开始重文轻武，所“重”的“文”也非汉武帝时期“外儒内法”的“文”，而是更偏重于“纯儒学”，尤其以研习“古文经”的士人，“古人经”是始皇帝“坑儒”的“幸存者”，当然不可能跟法家思想沾上边儿。
后汉欲行“王道”，而“王道”早在周王东迁时就已寿终正寝，根本不可能再造盛世了。
后汉立国之初所推行的“纯儒学”经过皇帝的干预，大力发展谶纬之学，更倾向于人造神学，甚至有“代汉者，当涂高”的预言，这当涂高，指的便是门生故吏遍布天下的袁氏。
相对于前汉初期的“无为而治”，后汉前期的“重文轻武”在政治意义上实在是短视之为。
而士族的最终政治理想是什么？
他们只是想建立一个由士人阶级掌握的政权而已，此时权倾天下的何进，亦不过是关东士族选出来与宦官对抗夺权的政治代表而已。
汉朝真正灭亡，与士族垄断官吏选拔和宦官争权夺利脱不了干系！
………………
颍川之地多山川湖泊，因此一到春天便是细雨连绵。
因为这一场春雨的耽搁，徐奉，张郃和苏青若带领的三千新兵，直到二月下旬才缓缓到来，一起到来的还有明灯和数百辆遮盖十分严实的牛车。
刘继高兴的将被张郃残忍操练了一个月的新兵安排好进军营后，连忙召集众人商议出兵之事。
徐奉张郃苏青三人连忙行李说道：“君候！”
“月余不见，三位风采依旧！”刘继微微一笑，“诸君既然来了，我欲三日后出兵，诸君认为如何？”
陈宫摇了摇头，说道：“君候，斥候刚报，汝南黄巾贼帅刘辟带着万余精壮已经向着阳谷赶去，准备支援黄邵！”
“万余精壮？”刘继微微一愣，黄邵号称的三万兵力之中，以老弱妇孺居多，真正能战者不过万余，此时加上刘辟的万人，足足有两万多人了，“刘辟到哪里了？”
陈宫说道：“预计今日就会到达郾县！”
刘继有些担忧的说道：“贼众势大，恐难破之！”
“呵呵！”此时却听一阵轻笑之声响起，刘继一看，戏志才正面露不屑的看着门外说道：“一个刘辟，破之易如反掌，君候何必忧虑！”
刘继连忙问道：“志才可有妙计破敌？”
“恩！”戏志才点了点头，将目光重新放到了刘继身上，“正有一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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