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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发诏书承认“南朝天皇为正统”，三天后，冯国璋再度带兵入宫面见明治，要求日本政府以“弑君”罪，宣布黑龙会为非法组织，解散黑龙会，并在日本警察厅在全国通缉黑龙会的头子内田良平和头山满，头山满、内田良平仓皇出逃，朱帝象等人也偷渡到美国旧金山避难。水印广告测试水印广告测试冯国璋在东京等地展开大搜捕行动，铁血手段镇压黑龙会，屠杀黑龙会成员三万多人，从此冯国璋在日本也有了“冷血屠夫”的外号，日本人吓唬哭闹的小孩子，都用上“冯国璋”的大名。
冯国璋在搜捕黑龙会的成员时，缴获了大批内部资料，其中就有朱帝象和内田良平等人签订的割让东北和满洲、蒙古给日本人的合作协议，还有其他条约。他电报请示宋骁飞，宋骁飞看了这些条约，嗤之以鼻，下令将这些协议的原文刊登在全国报纸上，还出钱刊登在《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世界知名报纸上。这些条约，声明黑龙会帮助朱帝象颠覆中国政府后，两国宜相提携而定左之盟约：
第一条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
第二条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
第三条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军聘用外**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
第四条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
第五条相期中日经济上之协同发达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
第六条与前项同一之日的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外国。
第七条日本须与中华改良弊政上之必要援助且速使之成功。
第八条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之国家。
第九条日本须赞助中华之改正条约关税**及撤废领事裁判权等事业。
第十条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
第十一条本盟约自签订之日起拾年间为有效，依两国之希望更得延期。
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原来黑龙会是要颠覆中国政府的，各国对冯国璋在日本的行动多了几分理解。
这份秘密文件上只有朱帝象和陈美其的大印，是他俩和内田良平秘密签订的，复民同盟会很多内部骨干对此事都一无所知。从《纽约时报》上看到这份“密约”。复明同盟会的二号人物黄克强怒气冲冲跑去找朱帝象，把报纸扔在他的脸上：“以前你让我们按手印效忠你个人我也就忍了，现在竟然革命尚未成功，你就忙着和日本人干如此苟且的勾当。你快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不然，我今天马上就脱离复民同盟会。”
朱帝象一脸委屈。道：“黄克强同志，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呀，你想想，我们什么都没有。不拿这些跟日本人合作，他们会资助我们吗？我们现在不强大，等我们夺了政权，上了台，这些条约自然就只是废纸一张。”
黄克强哈哈大笑：“原来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能上台。”
朱帝象道：“你还是不懂政治，所谓政治。就是我们上台，让别人下台。”
黄克强握紧拳头，一脸鄙夷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从即日起。我宣布脱离复民同盟会，谁愿意跟着你干，谁就干吧。”
说完，黄克强便转身离开了，只剩下朱帝象孤独落寞的眼神。
就在朱帝象最困难的时候，复民同盟会另一位元老陶章成，还落井下石，站出来揭发朱帝象收了日本人的一大笔钱，却没有交给复民同盟会，宣布另成立光复会，拉走了复民同盟会的一半会员，黄克强、宋仁教等人也另外成立民主同盟会。复民同盟会分裂，一分为三，朱帝象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就只有陈美其等几个死党跟在身边。他忽悠一些唐人街的华侨给他捐款，但美国华侨大多也看了报纸，所以他筹款不多，最落魄的时候，不得不去美国的餐厅刷盘子。
宋骁飞在国内，也开始启动了民主改革，成立了以他为首的中国民主改革委员会，参议长容闳、副总统张之洞、内阁总理盛宣怀、司法总长梁启超、教育总长严复等人都是委员。
宋骁飞决定先从推动法治中国开始，他在主持开会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复兴党刚成立时，就制定了目标，要把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文明、民主的国家。现在很多人误以为民主就是美国的两党轮流执政，这是大错特错，民主一词源于希腊的‘demos’，意为人民。有人说我们复兴党是一党独裁，就是不民主，这些人，是识洋不化，一党独裁，换句话说，就是‘一党长期执政’，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政治稳定，很快就能做决策，缺点就是容易照成**横行。不过只要我们从严治党，从制度上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个问题会解决的。民主最核心的，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其实中国的民主程度并不低，县级以下都没有政府。民主社会奉行容忍、合作和妥协的价值观念，绝对不是那些鼓吹暴力的革命分子能理解的。而且，不是说，有了民主，国家就能一下文明富强了，人民就吃饱穿暖了，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法国1793年发生的大革命。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梁启超说，“我赞同大总统的意见。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增加行政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
容闳说：“是的，民主还可能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有时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然而，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某些政客的过错。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宋骁飞点点头，说：“但其实老百姓关心的，不是民主问题，而是吃饱饭穿暖衣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这几年突飞猛进，我刚签发了大总统令，免除一半的农村税负。现在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推进依法治国，搞好经济和民生，其实中国具有很好的法治传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念根深蒂固。推行法治，根除**，才是当前我们要做的。我们现在有了宪法，但还要推行宪政！依法治国。”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宋骁飞推荐在座的都读一读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宋骁飞表示，“这是世界公认的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一场以‘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思想为原则的大革命，最后异化成断头台上血腥弥漫的人间梦靥，这值得在座的各位深思。中国搞民主改革，要彻底抛弃卢梭的‘文学化的政治思维’。”
容闳说：“大总统何来此言？”
宋骁飞回答说，法国1793年大革命的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革命者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用“自由”、“平等”、“博爱”等普遍性的理论，去取代统治当时社会复杂的传统习惯，这对“立德立言”的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这种“文学化的政治思维”，集大成者和典型代表，非卢梭莫属。他也是雅各宾派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的“精神导师”。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论科学与艺术》等著作中，将人类不平等的根源，追溯到财产私有制的产生和由此引起的妒忌，他认为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显然只带来道德的堕落，艺术和科学都源自懒惰和安逸。他把促进历史发展的社会分工，看成是违背自然法则的不平等。卢梭的抽象思维，忽略了显而易见的现实：除了在空想社会，“平等”都不可能等于“无差别”。他看不到平等在现实中，只能是法律上的“权利”，而不可能是“财产”；他看不到他提倡的“自由”和“平等”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但凡自由分工的社会，就会有理发师、掏粪工、餐厅服务员、老板、工人，最后人人平等只能是法律意义上的。
容闳的脸有点挂不住了，他自己也常常像卢梭那样，把自由平等挂在嘴边，说：“大总统说得有道理。”
宋骁飞说，我不是说不要自由和平等，自由和平等也是好东西，但我们要搞清楚它们的内涵。卢梭的思想，在脱离了旧制度的宗教、法律、习俗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成了“看来是”和“实际是”两个样子。这种空中楼阁一样的思想，成为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后，革命者的激情代替了理性，**代替了自由，毁灭代替了博爱，大革命从“自然法则”彻底堕落成原始野蛮的暴力运动，最终，断头台上人头滚滚，共和国的土地上血流成河，也就无可避免了。当时法国的高级官员，盲目地接受这些“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的自由平等社会，大革命才酿成了大悲剧。所以，我们这些当政者，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能盲目接受一些时髦的政治言辞。即便是“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我们也要坚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去“借鉴人类一切文明发展的成果”，一步一步走向民主文明富裕的强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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