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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电视连续剧《外来妹》热播，晚上下班后小胖、何二狗和我就打开电视一集集地看，这是一部打工题材的电视剧，很有现实意义，看起来也有兴趣。
看着这部电视剧的剧情，小胖总会牛*哄哄地发表一些好无文学水平的山寨版评论，说什么电视剧确实写得牛叉，编出来的故事就他妈跟真的一个样。
我们跟着唱《外来妹》的主题歌和插曲，我感动得整个心在胸腔里以1200转每秒的加速度在旋转。
小胖四仰八叉躺在床上，像头公狼在冰天雪地空旷的森林里嚎叫着唱着《外来妹》的主题曲。小胖一边五音不全地吼着走调的歌曲，一边摇头晃脑地自己为自己打着节拍，摇晃得宿舍里身材瘦小的铁架床嘎吱嘎吱作响。
何二狗最讨厌嘎吱嘎吱的声音，或者像瓷器摩擦玻璃之类的声音尤其敏感。何二狗对小胖咆哮起来：“死胖子，你唱个屁，五音不全声音又大。像杀猪叫，你把床也摇晃得厉害，听着那嘎吱嘎吱的声音，好像有人在我胳肢窝挠痒痒，一点都不舒服。你不会唱，就听别人唱。中国人都有一个坏毛病，洗澡的时候像神经病发作一样要吼几句，听着别人唱得好也会跟着起哄。别人唱歌要钱，你他妈唱歌要命，酸溜溜地瞎唱把老子尿都酸出来了，最好给老子闭嘴，非要老子骂几句心里才安逸嗦。”
我帮着何二狗说话，我说：“小胖从小脸皮厚，厚到什么程度呢，一米三尺长加起来共等于两米，用AK47突击步枪也最多把脸上的骚豆豆俗称青春豆擦掉一层皮。”
小胖嬉皮笑脸地对何二狗说：“你娃儿吼老子干啥子？你听不惯就把你的两个猪耳朵用万能胶粘住，我唱我的，关你什么事。老鼠骑到猫背上，老子好欺负嗦。”
《外来妹》播完一集，插播狗皮膏药之类的广告，诸如某某牌卫生巾，深层防护不倒流，锁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液体，吹得牛皮都炸了。
小胖子看了这种广告，当场笑得胃里的胃酸溶液从喉管倒流，喷到何二狗的屁股上。何二狗翘着屁股退着走，直接把他屁股上的秽物朝着小胖子的屁股摩擦还给他。
广告过后，我们接着看《外来妹》，我的感触特深，为我们打工者定做的影视剧。我起身去卫生间放掉肚子里含有尿素氨味的有毒液体。回宿舍的时候，我怎么也想不到，小胖子的悄悄躲在门后面，等我靠近时大声“哇”地嚎叫起来，吓得我死了几百万个能预防艾滋病的有益细胞。
我突然受到惊吓，火冒三丈，对小胖子发飙：“你这个哈儿，身上痒了嗦，你知道不？人吓人，吓死人。”
何二狗对小胖子说：“你娃儿牛都压得死，还晃起晃起的。”
小胖说：“高兴也是活一天，不高兴也是活一天，不忧不愁，裤儿脱下当枕头。”
何二狗说：“你娃活得安逸。昨天酒店桑拿部来了个火星人，老子现在想起来双腿还在筛糠。那个客人你们看了不变傻就要变呆。你们知道吗？人瘦得像排骨，走路都要飞起来了。眼眶深陷，眼球凸起。白眼球布满蜘蛛网似的红丝，整个人飘飘欲仙的鬼样子，一看他妈的就是吃K粉的。这狗日的洗完桑拿内裤不知丢到哪儿了，叫老子去帮他找，想一下就明白，这家伙的刚吸过粉，还在幻觉中。你们说，全世界的内裤都一个鸟样，红黄蓝绿紫，谁晓得他的是什么样子？莫说找不到，就是找得到，老子也未必去找。吸毒的人谁敢碰？你敢不敢碰？我唯唯诺诺不愿意去找，结果他光着屁股朝我走来，怒吼着：你找不找？我说，不知道你内裤什么款式，什么颜色。那个艾滋病说，我今年本命年，当然穿红色的啦。我说，客人挂在墙上红色的内裤有好几条，我分不清楚。艾滋病说，我的内裤底部有烟头烧了个洞洞的。我捂着鼻子在挂了一排红色内裤的几条当中去找，果然命中目标找到了，我不想给他拿，但酒店有规矩，客人是上帝，客人有投诉我的饭碗可能都丢了，这年头谁不怕饭碗飞了？一是找不到手套，二是找不到棍棒之类的物体，万般无奈之下，我掏出打火机小心翼翼地挑起那只藏有五亿个艾滋病毒的而且破了一个大洞的‘高帽子’给艾滋病鸟人送去。我每走一步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只‘高帽子’只能停在打火机上，决不能碰到我的手指头。我一直像杂技演员一样保持打火机的平衡，那是必须的。我把艾滋病的‘高帽子’送过去时，他还处在幻觉中，瞪着我说，我的内裤有个洞，拿错没有？我摇摇头告诉艾滋病，没错。艾滋病拿起他的短裤闻了闻就套上档部了。有没有洞他也没看，其实他的内裤都穿反了，他也不清楚。为何他记得自己的内裤被烟头烧了个洞他还记得，永远是个迷了。”
何二狗说完，我笑得肚子鼓起个大包。小胖子说他笑得虚脱了。
我们看着《外来妹》的剧情，一直被感动着。
在当时的背景下播出这样一部作品，震撼了数以千万的外来务工人员。那个年头，外出打工者主要目的是要在城里站住脚，其次才会考虑工作的优劣，如何在城里谋到一份工作是所有人绞尽脑汁去考虑的事。找不到工作是很残酷的事，就会成为盲流流落街头，会被联防队抓走。
广东，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那个年代是最具吸引力的。当时曾经流行这么一句口号：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我们三个哈*戳戳的家伙，做梦都想去广东。小胖子牛*哄哄地说，如果能到广东，估计挣的钱多得没地方放，要往裤裆里塞了。我说，你做梦，冥币差不多。
当初，中央设立的几个经济特区，广东就有三个：深圳、珠海、汕头。地处珠三角的广东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深圳毗邻香港；珠海紧靠澳门；汕头是沿海城市，地理条件之优越使广东成了宠儿，以及后来成了“世界工厂”的东莞，更接纳了无以数计的外来工，见证了广东的非凡魅力。所以，打工者对广东的向往是没有理由去值得怀疑的。
当VCD和DVD机流行起来的时候，有那么多的光碟音像作品可以看到广州火车站那硕大的“广州站”三个字，音像作品中突出地表现“广州站”三个字是有着特殊意义的。有一首陈星唱的《流浪歌》，当时我们是用DVD机播放的，听着我们都流泪了，那是一种从侧面真实的打工写照，我们第一代农民工是最有感受的。从四面八方涌入广东的人流大潮绝大部分是从广州火车站走出的，然后再分流到各地去，是外来工进入广东的重要标志点。
我向往广东，愿意到这片土地上走一走。
时间在飞一样流逝，在北京不知不觉就呆上了一段日子，我对北京也颇有印象，但去广东的念头一直没有断过，反而越来越强烈，因为去广东的人太多，找工作的难度会更大，最好的办法是那边有熟人接应一下，风险就会小一些。不是我胆子不够大，不敢去试一试，确实广东那边是僧多粥少，问题很严峻。
公元一九九二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了一个新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作了大量报道，引起世人瞩目。我在北京酒店的宿舍里，天天看新闻，激动不已，我再一次下决心：去广东。
我们三个都递交了辞职书，用小胖子的话说，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我劝过二狗，最好还是留在酒店上班，毕竟这份工作在外人眼里也挺风光的。二狗说算求了，上次碰到吸毒的王八蛋叫你去拿粘有高危物种的内裤，你干吗？我想想也是，二狗的工作表面光鲜，实则无奈。我们三个憨包返回四川渠县老家。
回到老家后，我一边帮父母做点家务，一边等待时机，看村里有没有从广东回家的熟人。只要有从广东回来的熟人，我都会主动找上门去联系，我在外面毕竟呆了好几年，多少有点经验，只要别人了解了这些就没有后顾之忧。我说服了那个熟人，比我大四岁的一个李姓泥工，我叫他李哥。
一九九三年，春。
我们三个草包和李哥踏上了去广东的列车，我不清楚去了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我选择了就不会后悔，就算出去当叫花子，我也要去闯一闯，反正去广东的人那么多，也不嫌多我们三个。
当火车进入韶关站的时候，我说有点激动。小胖说：“你激动啥？听车上的老乡说，过不了几个站就会到达终点站广州了。”
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广东，想你太久，今天我来了！
清晨5点钟，火车稳稳地停在广州火车站。车上的旅客收拾好自己的行李鱼贯而出，走向隧道，然后出站。
当我的脚步实实在在落在广州车站的地板上时，抬头望一望车站“广州站”三个字，我确认真的到广州了。出站后，我们拖着行李特地到售票大厅前，抬头看一看墙顶上方曾无数次被影视作品摄录进镜头的“广州站”三个大字，心里分外喜悦。
李哥告诉我，班车最早也要7点发车，既然这样，不如在车站广场转一转，多看一眼广州火车站这个在我心里最神秘的地方，我们拖着行李在广场上转。那些坐长途车的旅客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从重庆发往广州的火车，基本上是四川来的民工，相当于专列了。火车站人潮涌动，那些农民大哥东张西望，好像有看不完的稀奇。
从我身边走过一位农民大哥，不知何时他的蛇皮袋子被扎破了一个口子，腊肉都快掉到地上了，他浑然不知。小胖子伸手想来个顺手牵羊，从那位农民大哥的蛇皮袋子里拔出那块大腊肉，我一把拽住小胖往后用力一拖，阻止了一起盗窃行为。那位大哥迈着急匆匆的步伐一直向前走，我紧追了上去，叫住了那位大哥：“哥子，你的腊肉快掉了，这么远弄过来，掉了太可惜了。”那位大哥赶紧想办法把腊肉塞进蛇皮口袋里，然后用包腊肉的报纸把蛇皮袋子的洞堵上，说：“谢谢了，这块腊肉还五六斤呢，掉了就可惜了。”
车站广场有不少人滞留在那里，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包袱当凳子坐。车站售票大厅的电子显示屏滚动显示着各车次的发车时间、车次编号，为旅客提供最大的方便。
车站出口斜对面是流花车站，右面是汽车总站，两个车站的员工手拿各自车站名称的牌子在引导旅客去购票。另有不少手持汕头、珠海、深圳等方向车牌的人在吆喝要不要坐车，坐这种车不安全，半途有可能让你下车，容易被“卖猪仔”骗你钱。
大量的旅客涌向流花车站和汽车总站去购买车票。李哥叫我去汽车总站买票，顺便去候车室泡方便面充饥，我们这才意识到该吃点东西了，人是铁饭是钢，这句话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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