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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经到了五月中旬,对于日本的东京这座城市来说,虽然已经过了赏樱的季节,但从单纯气候的角度来说,这个时节才是一年中最适合人们出游踏青的时间。
此时的东京城,还不像后世那样,是一座充满了现代意味的快节奏的摩登大都市,反而是一座以木质房屋为主的,充满了古典意味的城市,当和煦的春风轻轻吹过,各色的行人填满了城市的各个角落,把这座充满了古典的城市衬托的格外生机勃勃。
东京城原来的名字是江户城,这座原本由江户氏豪族修建的小城,发迹与北条家族,兴盛于德川家族,最终在1868年,也就是明治1年的时候,被明治天皇改名为东京,从此成为了日本的新首都,也成为新日本的象征。
也就是说,日本的东京城这个名字,其实跟明治天皇是分不开的,而明治天皇原名祐宫睦仁,他的名字就是日本兴盛和崛起的标志,因此明治天皇的威望相当高,在日本国可以说是真正的一言九鼎,并彻底改变了天皇在日本长期作为傀儡的历史。
跟明治天皇联系密切的东西除了东京城之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词,那就是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是世界史上公认的一大奇迹,一个又小又穷,资源贫乏的封建国家,仅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便实现了社会、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脱胎换骨,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切,都和“明治”这个年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日本的资本主义,就是在明治维新后才迅速发展,完成帝国主义改造,并从此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
虽然明治天皇的确算是日本民族的大救星。是近代日本崛起的核心人物,但从实际来说,明治维新主要靠的不是明治天皇本人,而是围绕在明治天皇周围的一票维新志士,如坂本龙马等人。
正是因为有了那些眼光开阔,志向高远又勇于改革进取的维新志士。日本民族才在夹缝中获得了难得的崛起时机,至于明治天皇,只不过是联系这些人的一个纽带,或者是一种被供奉在神台之上的一种精神象征,真正实施明治维新,让日本走向崛起的,是那些维新志士。
所谓的维新志士,实际上是一个统称,虽然听起来很革命。但本质上还是以日本古老的地方封建藩主以及下级武士为主,而这些有着浓厚封建军事武装的势力,也就是所谓的藩阀势力,因此,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日本上层统治阶级的大洗牌。
换句话说,此时的日本,天皇只是表面上的至尊。是各方妥协后的产物,虽然身份尊贵。而且还开创了日本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制,但此时的明治天皇手中却没有多少实权,虽然不能说是个傀儡吧,但也绝对不是那种像中国古代皇帝那样,具备一言九鼎的权威,只能大玩权术与平衡。在各方势力中左右逢源,权力并不像老百姓想的那么大,因此,与其说明治天皇是个改革家,不如说他是个老道的权谋家。
为什么明治天皇主张少说多听。多做模棱两可的决策?不是他不想一言九鼎,而是模棱两可才有更多的退身之处,这样才能更好的维护天皇的利益,避免跟执政产生过多的冲突,从而在上方游刃有余,而这一切只有到了裕仁时期才彻底打破。
实际上,日本此时的国家大政,几乎都掌握在贵族元勋,也就是所谓元老的手中,这批人就是维新志士的核心主体,也就是所谓的倒幕派的地方藩阀,虽然这些人大都不在幕前,但掌握国家政权的内阁成员,却基本都是这些藩阀的代表。
也就是说,此时的日本,倒幕派的贵族元勋虽然逐渐凋零,开始走向黄昏,但依然把持着国家大政,所以此时还是藩阀掌权的时代,因此,明治维新时代,其实就是藩阀统治的时代,历史上,只有经过时间的陈酿,特别是大正天皇的民主时代之后,到了裕仁时期,军国主义发展到高峰,新势力强势崛起的时候,藩阀政治才逐渐走向没落。
此时的日本内阁,还是以桂太郎为首相内阁,桂太郎出身于长州藩,是日本的陆军长老山县有朋的掌门弟子,他的主张跟早已退休的山县有朋一致,那就是反对民主政治,主张藩阀统治,因此也叫山县派。
此时的桂太郎,正端坐在家中,穿着随意的和服便衣,在招待一位贵客,而这位贵客也不是一般人,他就是有着号称日本民主最后守护人,大正时代开创者之称的西园寺公望。
西园寺公望并非出身藩阀武士阶层,而是出自仅次于“五摄政”家的“九清华”家,所以也是出身豪门,属于官阀阶层,但实际上,他却是伊藤博文的弟子与信徒,思想上走的是资产阶级道路,主张民主政治,因此跟主张藩阀政治的山县派属于对立的阶层。出于政治以及权术的考虑,明治天皇让这两派轮流执政,所以这时期的日本是桂太郎跟西园寺公望轮流当首相的时期,也叫做桂园时代。所以说,此时坐在这里的西园寺公望跟桂太郎,就是日本此时的权力代表,他们两个的决策,基本也就决定了日本国的大政方针。
虽然西园寺公望跟桂太郎政见不合,但私下里,他俩人关系还不错,经常互相串门,并在私下里对一些大政方针做一些私人的辩论。
但是,此时西园寺公望的拜访,却绝对没有像平时那种串门子那么简单,他实际上是带有别的目的的,而这个目的对桂太郎来说,却绝对不能算是个好消息。
“这么说,你们都决定了?”桂太郎表情淡漠的看着西园寺公望,“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让我下台?”
“不是我迫不及待。”西园寺公望也淡漠的摇摇头。接着拿手指指了指上方,“实在是您上台后的所作所为,让上面跟元老们都大失所望,所以,他们已经失去耐心了,为了给大家一个交代。陛下才不得不如此。”
“大失所望?呵呵,看来那件事都怪在我的头上了。”桂太郎冷笑了下,“难道我镇压那些目无尊上的大逆不道分子也有错么?如果任由他们这么继续发展下去,别说我们大日本的国体了,恐怕你跟我,还有我们的的家族,也早晚要死无葬身之地!法国跟俄国的事情,还不够让我们警醒么?”
桂太郎口中的那件事,实际上说的是大逆事件。也叫幸德事件,是日本这时期相当著名的一个事件,正是这个事件导致了桂太郎内阁的倒台。
具体而言,这个事件是1910年5月下旬,日本长野县的明科锯木厂里,有一工人被查出携带了炸弹到厂。
工人带炸弹进厂,虽然情况恶劣,但这只能说是个个案。事情没查清楚之前,不宜过早下定论。然而,政府却一口咬定这是个社会主义分子,他的行为是要搞破坏,并以此为借口,镇压全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
也就是在1910年的6月,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当局开始对全国的社会主义者进行大肆逮捕,并封闭了所有的工会,禁止出版一切进步书刊。
之后,这件事逐渐开始失控,有了扩大化的迹象。从1910年底到1911年1月。政府对被捕的数百名社会主义者进行秘密审判,诬陷日本社会主义先驱幸德秋水等26人“大逆不道,图谋暗杀天皇,制造暴乱,犯了暗杀天皇未遂罪”。
很快,经大审院一审即终审的特别判决后,于1911年1月18日宣判幸德秋水等24人为死刑,另外两人为有期徒刑。
消息传出,立即引起日本国民和世界其他人民的愤慨。在巴黎、伦敦、旧金山、纽约等地,很多日本以及非日本籍的群众都召开了抗议集会,并向日本驻外使馆写信抗议,各国政府也在借机谴责日本。在日本人民和世界舆论的谴责和压力之下,大审院被迫以天皇的名义将死刑中的12人减为无期徒刑,但幸德秋水等另外12人却于1月24日被处以绞刑。
除去正义性不谈,在这件事情上,桂太郎的政府的确做的有些不够谨慎,行动太过粗糙。因为就算要找借口抓捕社会主义分子,打压社会主义力量,但你起码也要做的像样一点,怎么说也得把证据搞的漂亮一点,更有说服力一点,只是单凭一个带了炸弹的工人,单凭一个屈打成招的口供,很难有多少说服力。
与此同时,桂太郎政府对这件事的影响力也预估不足,他们只想着尽快打压社会主义分子,却没想到国内外舆论如此汹涌,让日本政府以及日本的形象都大受打击,而且政府也因为这件事,导致威信降低。
要知道,此时的日本还不像裕仁天皇时代那样,发展到军国主义的高峰,举国一体,全民皆醉。实际上这时期的日本还是政治气氛相当活跃的,相对比较民主的,一些报纸刊物也都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并不是真正的专政政体。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民间对这件事开始大肆报道,导致大量百姓都开始同情幸德秋水这些人,反而开始反感日本政府。
当然,日本老百姓反感日本政府这件事,并不是真的同情幸德秋水,而是借着这件事来发泄长期以来的不满罢了。
这时期的日本,还没有尝到一战的甜头,却刚刚经历了日俄战争,因此整个国家的财政贫乏,经济复苏乏力,加上天灾**,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低,比中国人好不到哪儿去。
可是呢,中国人普遍识字率很低,已经习惯了穷困,可偏偏日本人经过明治维新之后,识字率大大提升,老百姓对穷困的忍耐度比中国人要差不少,在没有其他方面的刺激,比如军事胜利等事件的时候,这种对生活的抱怨,就会逐渐演变成对政府的怨愤。日本的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在这个时期发展的那么好。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另外一个时空,日本是通过对外扩张,通过掠夺中国来缓解了这种国内矛盾,但在这个时空的这个时期,日本却还没有多少更好的办法与时间去解决这些麻烦。
因此,桂太郎搞的那些。实际上是正确的,正是因为他的雷厉风行,才严重打压了日本的社会主义力量,把这股革命的火苗重新压下去,但可惜,他做的事情对日本政府是有好处的,但对他自己却没有好处。
“您做的事情,我们都看在眼里。”西园寺公望叹了口气,“但很可惜。元老们……”
“不必说了。”桂太郎脸色严峻,举起手来摆了摆,“这件事我早已经有所觉悟,无非就是下台而已,正好,我最近也累了,可以趁此时机好好歇歇。”
很明显,桂太郎这是气话。毕竟桂太郎是个很眷恋权势的人,否则也不会成为日本有史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
实际上。在另外一个时空,桂太郎虽然因为这次事件下台,但在1912年明治天皇驾崩之后,他先是入宫当了内大臣,随意的摆弄毫无主见且患有脑瘫的大正天皇,后来又在1912年底重新组阁。可惜遭到内外强烈反对,他两次拿出天皇的诏书都无济于事,大家根本不认,于是终于在1913年2月被赶下台,史称护宪运动。
由此可见。桂太郎是个权力**很强的人,是不可能安心在家养老的,对此,对他了解甚深的好友兼对手西园寺公望也只是笑了笑:“首相大人何必说这等气话,国家还是很需要您出力的。”
“哼。”桂太郎哼了下,接着又看向西园寺公望,“其实,今天找你来,不是想说这个,我是想对您说点别的。”
“哦?您想说什么?”
“支那!”桂太郎眯了眯眼,“我想跟你说的,是支那的形势。”
“嗯,支那的形势怎么了?”
支那,自然就是中国了,此时的支那还不是个贬义词,相反,对此时的中国人以及日本人来说,这是个褒义词,这个词代表了传统的,汉族为主的中国,是西方的音译,是有别于清朝的词,只不过后来随着抗战爆发,才逐渐演变成贬义词,比如孙文等革命分子,此时就经常自称支那人。
“支那的形势不容乐观啊。”桂太郎叹了口气,“说实在的,幸德事件我并不是太担心,这件事的对错自有公论。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们的邻国,那里正在发生的一切,才是让我忧心重重啊。”
“支那怎么了?”西园寺公望皱了皱眉,“据我所知,虽然清朝被推翻了,但却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这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好事才对啊。”
西园寺公望虽然也是大佬,但由于这三年来他并非执政党,所以手中没有政府资源,也因此对中国的事情了解不多,只是从报纸上了解一些皮毛,知道谁谁谁的名字而已。他都这样了,就更不用说其他日本人了。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桂太郎摇摇头。
看到他这样子,熟知他的西园寺公望知道,他这是又开始卖起了关子,于是也不点破,而是立刻恭敬的问道:“愿闻其详。”
“你听说过李志高这个人吧?”桂太郎道。
“李志高?听说过。”西园寺公望点点头,“据说,他原本是个从美国归国的商人,因为能弄到很多奇巧之物,又很会投机取巧,结果勾结官府,当上了太平府的巡防营代统领。此后,他大肆经商,特别是倒卖那些别国所没有的特效药物,成为一方大贾。再后来,因为官府觊觎他的财产,他就率兵造反,伪装成了革命党,跟南京的第九镇起义官兵里应外合,一举灭掉南京的巡防营军,并攻下了南京,是为南京起义。”
“嗯,不错,还有呢?”桂太郎点点头。
“还有就是,这个人似乎很会抓时机,也很能打仗。”西园寺公望想了想道,“据说,拿下南京之后,他立刻就跟袁世凯私下谈判,最后清朝的讨伐军果然要求袁世凯复出。袁世凯成为讨伐军的统领后,养贼自重,故意放任李志高的军队不打,反而坐壁上观,坐看李志高率兵出南京,把整个浙江打了一圈,生生的把浙江的新军个打灭掉,让李志高吞掉了整个浙江。此后,安庆那边的清朝新军也起了哗变,跟李志高的军队里应外合,把清政府的西方讨伐军给灭掉,顺势让李志高得到了安徽与湖北。再然后,袁世凯逼迫清廷退位,他则跟袁世凯划江而治,成了掌握江南大片地区的一大军阀。”
“你知道的倒也不少了,可惜,都是流于表面。”桂太郎摇了摇头,“当然,那也不怪你,毕竟是隔了一个国度,消息流传不便,再加上我又刻意封锁了消息……算了,不说那个了。西园寺君,以你目前所知,你对李志高这个人怎么看?”
“很会抓时机的乱世枭雄。”西园寺公望道,“一个有野心的买卖人。”
“是啊,乱世枭雄,一个有野心的买卖人,你的点评倒也中肯。”桂太郎点点头,“可惜的是,他不仅仅是个会抓时机的买卖人,更是一个帝国最危险的敌人!”
“哦?为什么这么说?”西园寺公望问。
“你先看看这个。”桂太郎拿过一本小册子,轻轻的推过去,“看完这个,我们再说其他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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