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桌上，三个人边吃，边进行着刚才的话题。
“是这样的，”林凤祥学着黄再兴的样子，夹起一个小辣椒，刚咬了一口，干辣干辣的辣椒就叫他连连倒吸着凉气，手不停地在嘴边儿扇动，“我的妈，这儿的辣椒可真辣啊。”
“赶紧吃两口饭，压压就好了。”黄再兴哈哈地笑着，得意地扬扬自己筷子上夹着的油炸小辣椒，“从云南、四川一路走来，林老总辣椒还是都吃不得，不怕日后见到殿下受挖苦啊？”
林凤祥紧扒拉了两口饭，大嚼着，又不死心地看看面前盘子里的大半个辣椒，筷子试探着伸了伸，最后还是缩了回来，眉头也不禁地轻轻皱了皱，“唉哟，真是什么都得慢慢地来哦，看来这个吃辣椒我是得抓紧练练了，外面可是有不少的人在说，一个不能吃辣椒的人，那可就不配做大西北的主人哩。”
“我说秦老弟，来，你别光顾了笑话我，你也得吃。”他望望正羡慕地盯着黄再兴大口就着米饭吃起辣椒的秦日纲，筷子一比划，咧嘴笑了笑。
“这个东西……呵呵……它怎么也不会比掉脑袋难受吧。”秦日纲痛快地夹起一只辣子，举到眼前仔细地端详着，嘴里咂吧了一会，又轻轻地把辣椒放进了自己的碗里。然后，他望着林凤祥笑了笑，“放心，保证最后消灭它。我说老哥啊，你接着说，黄老弟怎么好像是对陕甘*兄弟的起义有些担忧啊？”
“好，”林凤祥吃了口饭，接着开始了他的话题，“*兄弟能够起义配合我们，当然是件好事。不过，黄老弟在与锦发老弟在考察那些返回家乡，着手准备发动起义人员的时候，从了解到的情况里，就开始隐隐地感觉到了一种不好的苗头。再联系到我们刚刚收到的一些情报，问题就显得更复杂了。我大致地说些，你先听听，其他的还是由黄老弟来补充吧。”
林凤祥停下了手里的筷子，看着秦日纲，“西北这里*的实际情形可不完全同于云南的杜文秀兄弟他们啊。文秀兄弟虽然也是*兄弟，可他是秀才出身，自幼学习勤奋，不仅熟悉阿文，还精通汉文的经史。因此，他所发动的巍山起义，不单单是*兄弟自己，而是一场了汉、白、彝各族兄弟的大联合。作为当时的总统兵马大元帅，文秀兄弟不仅在一开始的《兴师檄文》中，就号召‘尊奉天朝，剪除贪官污吏，出民水火，废除苛捐杂税，恢复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安回安汉’，还明确指出了‘清朝挑拨回汉互斗，是贪官残暴于民；只有回汉同心，才能推翻清廷’的宗旨。”
“谁都清楚，当年发生在保山的那场满清政府极力挑拨下的回汉互斗事件中，受了满清官府蒙骗的汉民，曾经大肆残杀*兄弟，文秀兄弟的一家老少五口，也就是那次事件里惨遭杀害，仅他一人幸免于难。文秀兄弟堪称是个极其晓事理、明大义的大英雄。总督署里那副‘天生英雄，恢复中原世界；地出豪杰，戳破清朝乾坤’由文秀兄弟自做的对联大家都看到了，他是真心把一切生长在我们这块儿土地上的各民族兄弟都当作了一家人，把中华河山当成了他自己的家园。
所以才有云南一光复，他就立即一心扑在云南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商。他组织、计划、实施天朝土地法上，提供给百姓耕牛、种籽，筹划兴修水利、组织垦荒、开矿、煮盐、鼓励官、民结合的商队积极往来，计划修通各地的驿道、桥梁。还提出要从内地聘请技师发展云南的纺织业，争取早日实现布匹的完全自产。尤其是那个在澜沧江上架设‘飞龙桥’的计划，与安王殿下对云南的期望恰好是不谋而合，这样一来，即可以沟通滇西以至对缅甸国的贸易，也使边远的滇西地区经济一样能够繁荣起来。”
林凤祥吃了口秦日纲夹给他的菜，叹了口气，“与豁达、明事理的文秀兄弟相比，西北的*上层却是更热衷于建立起一个完全属于自己本民族的，政教合一的制度。尤其是还有一些人，对我们汉人还抱有着极大的仇视，把他们饱受满清政权压制的苦难，由满清官府挑拨起来的民族间的矛盾，一股脑的全都记在了汉民族的头上。”
“他娘的，真没想到，这里面还有如此多的蹊跷。”秦日纲恨恨地朝地上啐了一口，忽然，他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一直就有个担心，既然我们对西藏提出了民主区域自治的意向，那以后会不会也有别人要模仿？新疆、蒙古，还有这个陕甘的*们？想起这些，我都快晕了，要是真这样，那云南也要该自治了，我们的老家两广、还有四川、贵州……再他娘的加上满清鬼，都自治，那还要我们天朝政府干什么？”
林凤祥没有说话，而是看了看黄再兴。秦日纲随口而出的这一番疑问，他的确还没有更多地想到过，两广、云南、四川，它们凭什么自治？满清最终将被打倒，满族再自治那岂不是更成了笑话？
“天朝指示我们与西藏接触，提出西藏自治的问题，目的当然是为了争取西藏的早日和平，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嘛。不过，这种自治毕竟是建立在必须承认天朝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权，西藏是天朝领土的一部分基础上的。以前在东征闲暇的时候，就曾经听到安王殿下念叨过对西藏和新疆、蒙古的今后政策，其实我起初也还不是很理解这些，甚至感觉没有必要。”黄再兴笑着看看秦日纲，“不过，今天咱们还是谈谈西北*的问题，这是当务之急。”
接着，黄再兴凭着他超凡的记忆，给林凤祥、秦日纲讲述起了他由林海丰那里、从一些书籍及后来对某些人的调查了解中得到的东西里，自己所领会的西北伊斯兰教发展史：
伊斯兰教与佛教，还有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相比，有着一个很大的不同，它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信仰，同时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的表现形态。既然是社会形态，它自然就会有自己的社会权力，这个权力就是“教权”。他们的领袖，不仅仅是精神上的领袖，同时还是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听殿下讲，海外有个叫中东的地方，那里的许多穆斯林国的君主在登基的时候，都是要邀请最著名的“教主”为其加冕。伊斯兰教“教权”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国家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情形和外面不一样。西北伊斯兰教的产生，既不是被阿拉伯帝国武力征服的结果，也不是像当初极力想在我国进行传教的西方教会那样，由穆斯林传教士有计划地传教的后果。它只是当年西域的穆斯林人民一代代在这里留居、繁衍的结果。
殿下在以前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曾经笑着说过，伊斯兰教不是被“传进”我们这里的，而是被“带进”来的。所以，西北伊斯兰教的这个产生过程，也就决定了它在最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作为一种个人精神信仰而存在着的，像我们现在的佛教。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教权”，也就只能是局限于于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却不会对整个的社会产生影响。
但是，随着清初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哦，也就是一个叫苏非派教义的传人进入西北，并迅速的发展起来，这种情况也就随之而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苏非派教义传人使得我国伊斯兰教在西北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地特点的苏非派四大派别，即尕德忍耶、虎夫耶，还有，还有哲赫忍耶和库布忍耶。殿下讲，这个苏非派教义已经不仅仅只是一种讲求个人修行的方式了，它还主张建立一种政教合一的穆斯林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后来被称其为伊斯兰教的“门宦”制度。
在西北，伊斯兰教的门宦组织相当的严密，并且等级森严，几乎所有的门宦又都有他们自己的神化教主。他们的教主在门宦内无一例外地都会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并对普通教民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同时，门宦还对各自所属的底层教民们实行严密控制，有的还把他们编成军事性的组织。可以说，在门宦的组织形式下，西北的伊斯兰教也就出现了真正具有社会意义上的所谓“教权”。
这种“教权”发展到了这样，像什么呢？
这时，秦日纲低低声的咕哝了一句，“这和我们起初的拜上帝教倒是有些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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