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昏君更能对民族国家造成伤害的是没有原则的执政团队和官僚群体，比这种群体更具破坏性的是愚昧保守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治国思想，比意识形态更能拖后腿的是愚民教育和闭关。因此总指挥一上台就搞解放思想、恢复高考、到处宣传改革开放。
我们掌握安多路就是实施改革的机会，只要在安多路树立一个成功的样板，我们在朝堂上的支持者就会大大的增加。东亚范围内没有一块地区比这里更落后更贫穷了，只要创造三年翻一番的GDP增速，我们就能有足够的奇迹宣传资源。朝堂上党争的局面就可以被引导到符合我们利益的改革讨论上来。”赵守忠拿出写满心得的笔记本指出未来的重点。
“行啊！你小子研究文选的时间不比我少啊。这么高超的手段都被你学会了，搁置争议，共同把蛋糕做大的手段不是一般人能学以致用的。我们现在即使有这个先进手段，也没有这个先进的实力。新旧党争是导致君子政治消失的根本原因，大宋帝国最后的希望就在这个世纪的末尾被党争消耗光了。这不是一般的权力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未来千年命运的权力斗争。我们要站在能够站到的最高层级去看待、影响、改变这种斗争。我们需要一个拥有至少站到帝国决策层达到绝对多数的执政团队来推进我们的计划。否则不具备足够的政治资源来推动改革，或者不能占据绝对优势的改革团队就会有拖后腿的，党争把改革成本提高到国家不能承受的天价，甚至直接毁灭国家。
只要我们占据优势就能大大的降低改革成本，至少是降低制度创新的成本。只要没有人故意拖后腿，实现全球霸主的目标可能用不了三十年。要知道大宋帝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根据研究，北宋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65.5亿美元，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60%，而清朝在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2,286亿美元，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32.9%。显示北宋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世界比重的最高峰。要知道清朝比北宋面积大四倍，人口也是北宋的四倍，技术水平先进800年，国民生产总值按说至少应该是北宋的20倍以上，但是仅仅只有8倍。
北宋时中国人均生产总值为2,280美元，西欧人口人均生产总值则为427美元，而1820年，清朝人均生产总值为600美元，当时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均生产总值为1,250美元。当然数据我们要存疑，但是也足以说明国民财富的充足足以推动工业革命了。我们并不需要对外暴力殖民获取滴血的原始资本积累。
文化就不说了，相信各位在教育和培养技术工人的过程中有足够的体会，没有文盲的社会简直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
要是列宁来过北宋，他就不会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內,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須先教他們识字。不識字就不能有政治,不識字只能有流言蜚語、传闻偏見,而没有政治。劳动者渴求知識,因为知识是他們获得胜利所必需的。十分之九的劳动群众已经懂。’之类的话了。
就是那些最不符合文盲定义的顶级知识分子担当的高官们领导这个国家输给了文盲领导的游牧帝国。就是那些政客为了打击政敌不惜掉光节操，利用拖后退让敌国胜利来获得证明对手无能或失职的证据。可见毛主席说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定义多么一针见血。‘如果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听过没？这才是研究历史的结晶啊！”李基将未来直至靖康之役的历史中那些具有伪小人特点的宰辅事迹举了几个例子。
“你的意思是没有足够强大的现代化执政团队和基层官员，就不能成功的消灭党争吗？”钱进问道。
“不是的，商鞅变法为什么成功，因为秦王和历代皇帝支持其中的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核心宗旨，古代改革成功的重点是拥有有利于最具实力的统治阶层的强化自己力量的宗旨。成功的改革是因为改革维护的是最有实力的王族和皇帝的利益，失败的改革是因为和相对皇帝更有实力的世家、官僚、大地主、大贵族等社会金字塔次一级的统治阶层利益产生矛盾。并不是因为执行力或人才不足这种表面原因决定变法失败或成功的转折点，而是受益于改革的阶层的实力决定成败。”
李基点出关键，然后又说道“执行力和人才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但是是决定改革成本的关键。再好的善政也要人来执行和推进，没有人才就应验了列宁的那句‘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內,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
“安多地区就是一块没有开发过的处女地，就是一张任由我们描绘的白纸，只要搞好这块试验田，我们就能锻炼一批执行力强大的人才。就算后年的科举，我们也有十足的把握让我们的人百分之百的占据所有安多的名额。”
“老赵，你这不是废话吗？安多地区有几个不是文盲啊！识字的都是汉人，只有我们的人才有资格参加科举，得不到全部名额，你就要脸面全无了，还敢在这找死？”王能调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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