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得好了，穿得暖了，机关干部也多了，在很长时间里，洪梅和老冯他们都纳闷呢，原先那个开会就爱打瞌睡，一听报告就头疼的杨棒子，变了！大变样！42年的漫长的冬季里，在十一分区，杨棒子的爱开会和爱说话，真是有了名的啦！
十一分区这段时间里的许多会议，不管几百人的大会还是几个人的小会，杨棒子经常是既当会议的召集人，又当会议的主持人，当然还是会议的主要发言人。众所周知，每一次会议的末了，最后那个做总结的人还会是他。
战争年代，根据地老百姓传言：共产党会多。这是有了名的。十一分区开大会，不管是军人大会还是军民大会，会场上总是乱糟糟的。战争年代，大家平时不常见面，分散在各个部队，好不容易见面一次，还不要抓住机会好好问问谁不在了？谁又为什么没来？
十一分区机关驻扎在川口镇的时候，每逢开军民大会，会后照例的传统就是由分区的剧社上台演出，都是些宣传抗日的，军民团结的话剧啊，演唱啊，快板啊啥的，冬日漫长，一般都是四五个节目一个多小时。
所以每逢召开军民大会，川口镇周边的村庄，哪怕几里、十来里地远，老百姓都要成群结伙赶到这来来参加大会。当年，那些深夜中无数灯笼（照明用的火绳）从四面八方向川口镇汇集的场景，令许多十一分区老兵终生难忘。
会场上，老爷们比较矜持。坐在会场的周围。叼着呛人的旱烟袋不张口；而老娘们都比较开放。挤坐在会场的最中央。那些手拿着鞋底子参加大会的农村妇女们，更是一边干着手中的活、一边叽叽喳喳没有个完。但只要杨棒子一站起来，准备说话，大家都立即闭嘴，静听杨司令讲话。
只要杨司令开口讲话，不是高瞻远瞩，就是引经据典，俏皮话里还夹杂着从洪梅和老冯、高政委那现学来的学问。干部、战士、老百姓都很爱听。很长时间里，无论干部战士还有老乡们，相互说话都不由自主引用着杨司令的“语录”。
除了爱开会爱讲话，杨棒子还添了一个毛病。平时，没有鬼子扫荡，又没有仗可打的时候，杨成武喜欢在分区各科室乱串，找人聊天。他去得最多的，当然是宣传科。用杨棒子自己的话说：宣传科的秀才多，在秀才堆里混混。也能使自己沾上不少的书卷气。而爱去队训科串门可就是打着小算盘的。
42年组建各科室的时候，当十一分区各科室普遍还是红军干部当科长的时候。只有两个科是抗战干部当科长。一个是宣传科，前后的几任科长都是抗战干部，几乎全部都是从敌占区来的学生。另一个科就是训练科，科长是那个国军上尉，从设立到最后撤消这个科室，始终只有这一个科长。
1940年底，晋察冀军区系统曾设“训练科”作为训练部队的专职机构。“训练科”全称“作战训练科”，在司令部科室排序上，也称作“作战二科”（一科是作战科）。
但也有人称训练科为“司令部教育科”的。训练科的前身，是当时国民党部队普遍设置的“队训科”，即“部队训练科”。1942年以后，晋察冀实行“精兵简政”，作战训练科合并到作战科内。1944年晋察冀军区设四个二级军区后，作战科与作战训练科的合并科被称作“作战教育科”。1946年晋察冀军区机构整编，“作战教育科”不复存在，恢复“作战科”与“队训科”两个科室。
国军小上尉在下部队前，还就是在国军的队训科里干过半年多的，对这套业务熟悉，杨棒子就把他提拔上来了，也是有心的培养他，用不了多长时间，一出了成绩，就能介绍入党啥的。
十一分区作战训练科，原来并没有这个机构，杨棒子在军营镇一战和后面的几次战斗中，都吃足了没有像样地成系统的部队的苦头之后，1942年冬组建机关的时候，头一批就把训练科建立起来的。
训练科最初的名字叫“队训科”，是由分区司令部“队训股”升级的，出自晋察冀军区的统一部署，跟晋察冀军区的队训科业务接口。杨棒子对这个安排比较随意，有时称“训练科”为“教育科”，说道理都是一样的。以后解放军的各野战军主力部队，至少到解放初期的1950年开始，在各军的师一级的机构中还普遍要求都设有“队训科”这个机构。队训科的科长及参谋由接受过军校（包括国民党军校）训练或熟悉这方面的军事干部来担任。
当时，或者在后来，因为还有人干脆称训练科这个机构实际上就是司令部系统的“教育科”，断言历史上从未设置过“训练科”这个机构，这是个记忆误区。因为政治部系统当时已经有了“教育科”的设置，不会在司令部下面再设一个“教育科”。1944年9月，晋察冀军区改革体制，成立了四个二级军区，在这四个二级军区中的司令部系统，设置的第一科就是“作战教育科”。
毫无疑问，这个44年底成立的“作战教育科”，确实涵盖了过去作战科和作战训练科的基本职能和任务。所以很自然，有的人是误将后来的“作战教育科”当成了抗战期间的作战训练科了。
当时的理解，晋察冀要求各军分区训练科的成立，只是标志着将八路军从一个农民的军队逐步训练成一个正规合格军队的开始。因为当年训练的主要目标还不是士兵，而是连排基层干部。以后，一分区又增加了将那些从学生参加八路军的青年干部训练成有一定军事知识的基层干部。不致一到了战场上就很快送掉性命。
成立了训练科。主要分管训练科工作的不是司令员。也不是副司令，而是参谋长。所以，十一分区最初是老瞎子主抓训练科的工作，高政委还是高队长的那段时间，老瞎子被剥夺了管理分区军队全面工作的大权，他所剩下的唯一的工作，就是管理训练科的日常工作。
训练科成立之初，前国军上尉高玉峰就按照国民党正规军校的学员操作规程。制定了基层连排两级干部的训练计划，然后经杨司令批准，下发到分区主力团、还有隶属于地方的各区队、各县游击支队，参照执行训练计划。
需要落实检查的时候，高玉峰会跟着老瞎子，带着训练科的几个参谋一起下到各部队去。留在司令部不下去的时候，训练科会配合军分区教导队，对参加军训的基层干部进行系统的训练计划。
因为训练科的工作并非作战科、侦察情报科、机要科一样的必要工作，所以时常，训练科的参谋会被临时抓差。吩咐去干别的与训练不相干的什么工作。比如给副司令二秃龙当警卫参谋，出差到走马驿的卫生部、供给部去检查工作。有时也陪参谋长老瞎子出门。也许是下部队视察，也许干脆就是到某个地方，在某个富裕的地主家住几天，好吃好喝的改善几天，休息几天再回来。抗战年间，你要求首长有那么高的觉悟，一心总扑在工作上，不放松休息了，行吗？
精兵简政后的十一分区作战科，实际上涵盖作战、作训两个职能。不大懂“作战”，这是当时十一分区对这个科的公论。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第一：一分区指挥作战，从来是杨司令亲自而为，很少假手于他人，连参谋长老瞎子也很少“劳动”，只是执行杨司令的命令或指示。
第二：1942年，也包括随后的几年，一直是日本军队占据了不仅是十一分区、而且是整个晋察冀战场的主动权。每逢日本军队进山扫荡，到处寻找八路军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追着八路军主力决战。
八路军则避其锋芒，与其周旋，能躲就躲，不能躲就打它一下。遇到狭路相逢，躲不过去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八路军也会拼命打上一阵。但此时，1942年以后，八路军跟鬼子打的目的已经不是歼灭敌人了，而是恰恰相反，尽可能避免被敌人歼灭，所以打出一条道路之后接着再跑。在从抗战到今日的历史文献中，将这种八路军在鬼子大扫荡中艰难求生存的现象称之为“反扫荡”。
仔细察看1942年的十一分区作战训练科的编成，人数最少的时候，仅有一官一兵，官是科长高玉峰，兵是原来伪军里的一个连长。此外再无旁人。人数多的时候，也不过多了三个参谋，但是包括科长、参谋，都是清一色的军校出身。不管是黄埔军校分校、还是西北军或晋军的军校，总之，都是“科班”出来的，军校步兵科、炮兵科或工兵科出身。所以他们身为参谋，但被接受训练的基层干部尊称为“教官”。
训练科不过是分区进行部队基层干部培训的执行机构或行政机构，是分区司令部的几个职能机构的组成部分之一，直接负责的首长是十一分区参谋长老瞎子。作为对口衔接的部分，分区司令部另设一教导队，教导队设队长、政委等行政职务。所以，一分区作战训练科常常自己并不主要去做训练工作，更多的还是“督促、检查”各职能部门和部队的训练工作。
比如，当时晋察冀八路军普遍要重点抓的是部队干部战士的刺杀训练，这是优于射击、投弹的作战训练。有时训练科下到各部队，检查的重点就是刺杀训练的成果。以免将来上了战场，小鬼子一把刺刀对付我们一个班的战士，还占了上风。
司令部系统设“教官”一职，就像政治部系统设“文化教员”一样，可以充分发挥某些具有特长人士的专职作用。但因为“教官”好像是技术职称，同被训练者没有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所以训练中难免有松松垮垮的现象出现。在训练中缺乏“严格、认真”的精神，缺乏一股子“狠”劲，这也是中国军队普遍不如日本军队的地方。
对训练科的重要性，杨棒子是有个总结的，这小子说：“为什么要成立训练科？技不如人，打起仗来就要吃亏。军营镇，几乎上千人，围攻小鬼子不到百人，打到最后小鬼子就剩下几十个人了，但小鬼子仍然战斗力不减，最后还是跑了，因为啥？老子带了一帮子就会吵吵不会打仗的兵！”(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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