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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地下工作的，那可绝不是和邦德一样的，在电影里那么潇洒地就把活干漂亮了，那可是在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眼皮底下呢。
杨棒子跟着道清师傅，在城里忽悠鬼子糊弄汉奸的，这都是没太大危险的事，说白了鬼子汉奸也是心虚，才疑神疑鬼地寻个精神上的寄托的，而我党那些真正的地下工作者们，那可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和鬼子斗法的！
初八这天，保定的秘密交通站头一批送过封锁沟一百多人，张书记他们从根据地回保定。计划好的是先到宋家屯，等晚上王洛宝来接一起过封锁沟后，再回蛮子营。
走到宋家屯一带呢就碰上了区小队，张书记就和区小队联系，约定当晚和他们一起穿过封锁沟回蛮子营去。联系好后，护送队就驻扎在宋家屯。傍晚队员们分散在各家吃派饭，刚端起碗，忽然枪响了，日伪军突然就杀进村了。
区小队已经在村头那和伪军噼哩啪啦地交上了火。一时不明情况，护送队怎么办呢？张书记先把北平来的交通员藏在老乡家的粮食缸里，盖上盖儿，叮嘱他千万别出声。随后掏出手枪躲在门后面，听着外面情况的变化。
过一会儿枪声不响了，全村静悄悄的。张书记很快走到街上去了解情况，老百姓说没事了，是遭遇战，打跑了。区小队与一股日伪巡逻队遭遇了，黑灯瞎火的交手一阵，谁也不敢恋战。各自撤走了。
区小队向西边走了。这样一来护送队与区小队失去联系。怎么办呢？幸亏这一带的路张书记还比较熟悉。加上宋家屯的村干部给带路，就带着护送队连夜又回到蛮子营，过了几天才把北平来的交通员送上回去的火车。
在游击区、接敌区，敌我活动频繁，遭遇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当地军民警惕性都很高，弦绷得紧，有时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发生过不少误会。
比如保定的地下党组织在保定市南面于家庄、方顺桥两个小火车站建立新的交通线后，张书记呢决定自己走一趟，以了解沿途的情况。
这次他穿着北平来的交通员的北京大学黑色学生制服，戴着黑色制服帽。从方顺桥下车，刚进了东村的村口，迎面快步而来的村党支部书记慌忙地说：“哎呀，你怎么这身打扮呀？远远看上去活像个伪警察，民兵早在房上埋伏好了，拉开枪栓瞄着呢。要不是我认出来，他们就搂机子开火啦！”
还有一次他从北平返回根据地。身穿长衫，头戴礼帽。夜间跨越封锁线地带。黎明时分走到一个山坡间，被一位站岗的八路军战士拦住，盘查讯问，不准通行。一定要问清楚是干什么的。
张书记这身打扮一时也解释不清，只得说：“我什么也不跟你讲，只要见了你们首长，我就说实话。”这位战士就捆上他，押着他去了团部，正在吃早饭的第三团团长肖应棠见到张书记，哈哈大笑，说：“闹了半天原来是你呀！快坐下，一块吃饭吧。”
这些是小误会啥的，和在敌人的扫荡中遇到的危险比，那都是毛毛雨。
在咱八路军反扫荡的过程中，我党、政、后方机关、华北联大、剧团、报社分散隐蔽在小山庄，有的遭遇敌人包围，没能突出来，很多人就牺牲了。
在反扫荡一开始，41年秘密交通站还在筹建的时候，张书记和另外一位同志呢，正好在根据地，敌情紧急，他们就商量，应该从鬼子的包围圈呢跳出来，到敌后游击区活动，住在蛮子营一带，这样可以避开敌人的锋芒。
此外，还有两个好处，一是这里距离保定近，与城里联系方便，可以始终与城里保持联系。二是如果城里的人突然闯来了，也会告诉他敌人在扫荡，暂时不要去根据地了，避免城里的同志出问题。
9月，转了好几天才从鬼子的包围圈跳出来了。敌人进攻的第一阶段，算是安全地度过了。敌人进攻的第二阶段，10月中旬以后，敌人部队调头转向滹沱河、沙河和唐河沿岸产粮区，特别加强了对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清剿”，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实行突袭。
敌人突然之间包围村子，把全村男女老幼集中起来，挑着刺刀，架着机枪，牵着狼狗，威逼百姓，谁是**？谁是八路军？当场拷打逼问。区委不断向大家传达斗争形势。这些隐蔽战线的同志们每天都能听到各方面传来的消息，昨天敌人突袭了哪个村子，死了多少人；今天敌人突袭了哪个村子，死了多少人。
没办法，只能活动的也更加频繁，今天住这村，明天住那村；今天两人在一起，明天两人又分开，不断转移。张书记有时住在水碾头，有时住李家巷。白天不能活动，藏在老乡家，昼伏夜出，晚上转移，一到晚上就能听到各方面的消息。
非常艰苦，非常紧张，随时有可能与敌人遭遇。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两人投宿到蛮子营，一住下就听说最近敌人可能要向这一带偷袭，但是具体偷袭哪个村子也没个准儿。所以就商量，俩人不能住在一家，如果住在一家，一个是山西人，满口老西儿话，一个学生出身，满口北平腔，万一让敌人撞上不好解释，必须分开住，分散危险。
当晚那位同志去李家巷住在李洛常家，张书记就住在蛮子营杨森家。
这个杨森作为乡村的知识分子，有文化，性格憨厚，乐于助人，在村里有着很好的人缘。他家住在村东头，院子比较大，一溜大北房。西房养着牲口，房子的东面是一亩地的果园。种着梨树。有一个水井。家庭比较富庶。杨森的父亲熟识文墨。擅长诉讼文书，乡里谁家要打官司，都得求他书写诉状，因此他也算是一方圣明。杨森的姐姐杨淑蓉识文认字，也是我党党员。
杨森家救过张书记的命。1941年秋天，张书记患了疟疾，发烧打摆子。游击战争年代，医疗条件很差。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身体非常虚弱。有一天，在杨森家梨园的井边坐着聊天，有杨森和他姐姐。
张书记突然感觉自己头晕，全身无力。当时他想，我怎么刚参加革命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太早了太可惜了。想着想着就没有了知觉。等再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杨森姐姐家的炕上，他们找来农村的医生，又掐又治。喝了糖水。瞧着渐渐恢复了知觉，杨大姐说：“谢天谢地。快吓死人了！”
张书记说：“杨大姐，你们救了我一命啊！”
那一天住在杨森家，杨森全家时刻注意着村里的动静。第二天一大早，杨大姐出外倒尿盆，神色慌张地跑回来在张书记耳边儿说：“坏了，外边一片黄，都是日本鬼子！”
张书记立刻抽出手枪，问杨大姐：“你看有空儿能冲出去吗？”
她说：“不行啊，满满泱泱的，没空儿。”
看来冲是冲不出去了。杨大姐出主意说：“就在院里藏下吧。”
张书记就脱下八路军服装，换上城里的制服、皮鞋，戴上礼帽，把手枪藏在炕洞里，准备好北平的居住证。他说：“大姐，咱们按时做饭按时让烟囱冒烟，当做什么也不知道。根据情况，随机应变。”
杨大姐就动手烧火，张书记拉风箱她熬粥，摆上小炕桌，放上碗盛上粥，一个小碟盛着腌茄子，做出要吃饭的样子。平时都挺爱吃这饭菜，今天却一点没有胃口。
这时候，透过玻璃窗看到三五个伪军闯进来了。两人起身迎出房门。伪军见陌生人主动迎出来，先是一愣，接着哗啦搂响了枪栓，枪口冲着门口的人，神色紧张地问：“干什么的？”
能看出他们挺紧张，自己反倒不紧张了，张书记就微笑着回答：“我是从城里来的，基督教信徒，昨天刚到，来会教友的。”说着掏出北平居住证给他们检查。这几个伪军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也没找出破绽。
杨大姐从鸡窝里掏了几个鸡蛋捧给伪军，说：“老总，家里没什么好的，这个您就带着吧。”几个伪军互相瞧瞧，把鸡蛋揣兜里，背着枪走了。
两人返回屋里继续吃早饭。刚端起碗筷，透过玻璃窗，又看见两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闯进来。
又迎出房门。这回杨大姐先拿出一小竹篮鸡蛋给那两个鬼子。两鬼子把竹篮一拨拉，冲我举着刺刀哇啦哇啦乱叫。张书记在中学学过日语，这会儿跟鬼子怎么说他们也听不明白。就蹲在地上拿树枝又写又画，汉字、片假名，连比划带解释，他们总算明白个大概：这是个北平的学生，信仰基督教，来这里会教友。
两个鬼子似乎弄明白了，互相点点头，看来是相信了，抬腿开路，临走没忘了提走那篮鸡蛋。
进屋接着装做吃早饭。过一会儿，响起了枪声。事后得知，敌人把全村百姓押往村北头空地集中。村党支部书记王瑶（王洛宝的叔伯弟弟）乘敌人不注意，抽身钻了胡同。日本兵发现立即朝他开枪，王瑶不幸中弹，他带着枪伤继续往前跑，日本兵追到一个院子里，他坚决不屈服于敌人，日本兵用刺刀将他杀害，王瑶壮烈牺牲。
伪军把全村人集合起来，架着机枪，牵着狼狗，挥着刺刀，逼问谁是**，谁是八路军。村里很多人知道张书记此刻就在杨森家住着，他们却不约而同地严守秘密，始终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敌人在村子里折腾了一整天，闹得鸡飞狗跳。从各家抢来粮食牲畜，杀猪宰羊，架上大锅，又煮又烧，大吃大喝，直到傍黑才带着抢来的粮食和东西撤走。
那天敌人也突袭了李家巷。那位和张书记一起来的同志就住李洛广家，敌人进村后，李洛广家院墙根儿上戳着一垛一垛的高粱秸，李洛广就叫咱得同志藏身在高粱秸后边。敌人进院搜查，翻箱倒柜，用刺刀往高粱秸里乱戳了一通，赶巧刺刀都贴着他身边捅过去，居然没有伤及他。在李洛广一家的掩护下，这山西口音的同志也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就这样的惊心动魄的遭遇还有许多次，一直到12月底，反扫荡胜利结束，张书记他们才返回根据地的周庄。正赶上一分区召开反扫荡总结大会，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又得以相见，。回忆着几个月来惊心动魄的经历，感觉自己一下子成熟了许多。
地下工作绝不是什么电影里那样散着步的就把事情办了，那都是糊弄人的，每时每刻那都是在和死神擦肩而过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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