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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挺好用，但是一旦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其不利于集中群众力量防灾抗灾的缺陷就会完全暴露出来（注1），偏偏三年之后就有一次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在那里
后世被冯小刚拍摄成影片《1942》的1942年大旱灾在历史上影响到了河南、山东、安徽、河北、山西五省之地，其中河南更是全省受灾，加之大旱之后又起蝗灾，令河南的农田几乎全部绝收，造成了解放前最严重的一次大饥荒，光是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以上。
想来想去，胡卫东最后只能暂时采取折中的办法，一方面将所有粮田（注2）全都按户（自留地则被取消），以保证工分制度下不可避免的磨洋工至少不会影响到至关重要的农业产量；另一方面，每年收获的粮食当中农户只能自留三分之一到一半。剩下的则都要交给村集体通过工分的方式进行二次分配，另外公粮上交和化肥农药（未来还有种子）的领取也都由村集体出面。这样一来农户就不敢只顾着自己家的收成而不参加集体劳动。
另外，胡卫东还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民国时期的村子大小差别很大，人多的可以有几百户乃至上千户人，少的只有几十户甚至十几户人，可这些大小不一的村子各自的村委会编制却相差无几，这些村干部基本都是脱产的，这样一来。那些较小的村子毫无疑问负担要比较大的村子重得多，而那些过大的村子又因为干部偏少而常常管理不善。除了有正式编制的村干部，农村里的文员（文书、会计、保管、农技员之类）、民兵、军烈属、干属（注3）、五保户大多也不参加劳动，年末村委会统计工分的时候，会计把全村实际干活挣的工分加在一块，按劳力人数去除求出平均分，然后按平均工分偏高的分数再补给上述人员。称为“补助工分”，有些村子吃补助工分的人甚至比实际干活的人数还要多
对此胡卫东十分不满，缺乏劳动能力的五保户和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干部和文员也就罢了，民兵和军烈属zhèngfǔ已经给了相应的优待，除了脱产程度相对较高的基干民兵和某些没有劳动能力的军烈属，其他的人有什么理由可以在集体劳动中偷懒呢？至于所谓的“干属”不参加劳动就更是混账。家人在城里当干部与他们留在农村的家属有什么关系？无非是村干部为了巴结讨好那些城里的干部、而对他们家属的偷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灵域
这些基本都调查清楚之后，胡卫东专门主持制定了新的监督制度，规定农村一切有劳动能力的村民都必须参加力所能及的集体劳动，如果村干部舞弊纵容。不但村干部会被降职甚至免职，他们的包庇对象也讨不了好。民兵和军烈属享受的待遇会被削减甚至取消，家人遭到包庇的干部更会受到牵连而遭到纪律处分，考虑到目前绝大多数农民都没本事写“人民来信”，胡卫东还多次派人下去暗访，甚至一度还让康部长负责此事，来个以毒攻毒，果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而考虑到各村大小悬殊的现状，胡卫东一方面在现实允许的前提下，将那些过大的自然村拆分，将那些过小的自然村合并，另一方面则捡起了后来的生产队概念，每个生产队一百多人，一个村可以下辖一个或多个生产队，这样较大的村子干部与文员不够用的情况就得到了缓解。同时考虑到农村工作的特殊xìng，胡卫东特别培养了一批适用于生产队的“万能型”文员，他们普遍只有小学或者初中的文化程度，却能够胜任生产队专业要求不高的记账、书面总结和汇报等基本工作，也能看得懂化肥农药的说明书，并配合上面派来的专业农技员推广各种农业科技成果，这样一个生产队就只有生产队长、基干民兵和文员各一个，有时其中还有一人身兼两职甚至三职的情况，从而大大jīng简了农村的干部队伍，相应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此外，随着中原解放区工业建设的飞速发展，取消农业税这件开中国两千年先河的大事，也被胡卫东提上了议事rì程
注1：历史上76年直到96年大洪灾的这二十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灾害最少的时期，其间没有任何后人铭记的大灾，而96年之后中国的国力已经起来了，即使遇到大灾，光靠国家力量也足以应付。要是运气差一点，早在80年代就又遇到类似唐山大地震、河南大洪水这样的大灾或者是这几年来rì益频繁的自然灾害，再想想“911”恰到好处地及时出现，即使连笔者这个无神论者也不禁隐隐有种“天佑中华”的感觉
注2：对于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村子，各项制度要相对灵活得多，尤其蔬菜生产基地都在城郊，胡卫东随时能够了解下面的具体情况，zìyóu度更是明显比真正的“乡下”大得多。
注3：指在外有正式工作的干部的家属，历史上新中国前二十年因为工人地位较高，就连有家人在城里做工的也能获得优待，但在这个时空，因为中原解放区乃至将来新中国的工人数量相对较多，就没那么值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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