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辰之后,多罗贝勒玄烨已经拉着朴氏的手,充满好奇的游逛在琉璃厂大街上,看上去就是大户人家的老保姆,领着自己的小少爷,带着一群家奴,出来闲逛玩耍的样子。
照例说,玄烨虽然贵为皇子,而且已经功封多罗贝勒,也算是当朝大臣、宗室显贵了,而且早就出午门祭太庙、收献俘,赴京畿阅八旗、定宣示,更远的都到了木兰围场去大战鳌拜,但那都是祖母提携、皇命在身,关键还有一群人左右护持。
现如今尚未成年的贝勒爷,完全不可能自己带几个随从,想出宫就出宫的,而且还是到这鱼龙混杂的闹市!但刚才朴氏表露犹豫之色的时候,弘毅也不再为难下人,当即起身去了慈宁宫。
半个时辰里,小玄烨在皇玛玛面前软硬兼施,一会儿孩童样哀求,一会儿成人般陈词,可皇太后就是不松口,左一个不准,右一个胡闹,铁定了心肠一般。
弘毅是在无计可施了,就转而望向苏麻喇,一脸哀求。
苏麻喇看在眼中,知道这位小爷绝不是贪玩胡闹的主儿,背后一定是大有文章。但他不明说,只能证明这件事情必须要微服私访才能做得。于是,苏麻喇回身去取了一杯参茶,轻轻走到皇太后面前,看似轻描淡写的说道:
“皇太后,奴婢和二爷这么大的时候,早就骑在马驹上去追野兔了。那时候,科尔沁草原上的天空真蓝呀,雏鹰也早已在半空中学着飞翔。也许,那时候的雏鹰有些时候比老母鸡飞的还要低,可,老母鸡却永远飞不到雄鹰那么高!”
皇太后端在嘴边的茶碗果真停住了,半天没有动作。
弘毅实在是对苏麻喇佩服的五体投地,这句话不正和一百多年之后俄国寓言作家克雷洛夫说的几乎一样吗?这位苏麻大姑姑,身居宫中,却有着深邃的思想呀!
《克雷洛夫寓言》中的关于这个寓言的大意是:鹰在高空飞翔之后落在低矮的烘谷房上歇息,然后又向另一个烘谷房飞去。一只凤头母鸡看到了就大发感慨,鹰凭什么备受尊重,如果我愿意,也能在烘谷房之间飞来飞去,以后我们别当傻瓜,认为老鹰有着比我们显贵的门第,它们和鸡飞得一样低。鸽子对此言颇为反感就回了一句:鹰有时确实没有鸡飞得高,但鸡永远也飞不上云端!克雷洛夫的结论是,“评论天才人物,别去寻找他们的不足,而要看到他们的优点,善于理解他们所达到的高度”。
用在今天这件事情上,皇太后就应该理解为:天降祥瑞的小玄烨,一年多以来从来没有肆意妄为,如今突然提出要出宫,一定是有所谋划。虽然情感上是愿意成全了,可要去的地方偏偏是汉人词臣集中的琉璃厂……
也就在皇太后有所松动、稍有犹豫的时候,还是苏麻喇一旁帮衬,说现如今的玄烨已经是多罗贝勒了,自是不能用单纯皇室幼童的标准来看待,早些见识见识宫外事物也是自然。再者这要去的地方还是琉璃厂,是外城汉族重臣聚居之地,是公认的“京都雅游之所”,想必安全也是没有问题。而早一些接触汉臣的日常生活,也可以防着日后那些个贰臣钻营心机。
心思缜密的苏麻喇继续进言道,可另派内监提前出宫,通知范承谟提前就位,迎候皇子。谁知玄烨却“不识时务”的一万个不愿意,说什么范师傅操劳政事,不能为这一点小事就让他亲往照佛,不如带一名慈宁宫侍卫就好,方便省事,有了危险还可以亮明身份、周身而退。
皇太后布木布泰听了也是认为有理。范承谟毕竟是汉臣,早就是玄烨的“龙兴圣迹日讲官”,每天除了那些个满洲旧事之外,其实早就是非正式给两位皇子启蒙开讲了。最近又要编写那部叫做《国学与西学》的书籍,更是与玄烨的东二所频繁进出,两人显得日间亲密,如果在平白让他带着皇二子外出游荡,那就愈发贴近了。作为一名汉臣,皇太后对他总是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信任。
最终经过一番折冲,皇太后还是下旨,派自己的贴身侍卫、慈宁宫三等侍卫、署甲喇额真[1]玛拉小心伺候、陪同前往。于是,弘毅带着朴氏、孙氏、小功子和玛拉,正好一行五人,拿着两面分别刻有“顺治元年制·西华门”和“奉旨开西华门”字样的阳文合符[2],这才乘轿辇自西华门出宫城。为何正好是五人,不多不少呢?原来,清初就对随从王公官员进出紫禁城的仆从人数做了相应的规定。顺治九年定例:亲王随从六人,世子、郡王五人,长子、贝勒四人,贝子三人,公二人。所以,小玄烨作为贝勒,可以带四人出行,回宫的时候,也要勘验人数。
弘毅一行出宫城入皇城,先向西出西安门,再折向南,沿着皇城墙根儿,经灰厂夹道[3],穿过兴隆街、大栅栏,才来到西长安街,再往东折返上“天街[4]”,于长安右门前拐向南,平行于御道,过大清门出皇城入内城,一直走到了正阳门箭楼下,才在城门洞子守军那里寄存了辇轿,转而骑在小功子的肩膀上出了内城入了外城,沿着西河沿儿,再折向西,过延寿街又向南,这才到了琉璃厂附近。一路走来,弘毅突然有些怀念后世的“和平门[5]”了,如果那时候就有的话,也不用这么穿梭往复了。
这一路下来,弘毅算是大开眼界了,也终于对后世那句著名的老北京顺口溜“内九外七皇城四[6]”有个更加深刻的体会,更是那位对于明清城墙的珍爱,迅速打消了要修造“和平门”的小小念头。听朴氏讲解,这天安门就是皇城的正南门,而大清门应该算作是皇城正门天安门的外门,又称“皇城第一门”。而且,当弘毅随口说道“皇城四门”时,朴氏有些出乎意料,犹豫一下才纠正说:“贝勒爷,奴婢怎么觉得这皇城,其门有七……”原来,皇城的南北东西各有一门,南曰天安,北曰地安,东曰东安,西曰西安。在天安门之正南有千步廊,千步廊之正南有大清门。在天安门的东西两侧还有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合起来皇城一共有七座城门。弘毅听完,才感觉自己后市在北京生活工作了这么久,对于这些历史积淀下来的历史,依旧是知之甚少!
一路上,弘毅的眼睛都不够用了,一直四处张望。从里向外,宫城庄严肃穆,皇城高贵气派,内城旗风淳厚,而外城才是一派繁华热络的景象。第一次涉足汉人为主的外城,弘毅切身体会到了清初皇权等级的森严、满汉分居内外城的分明。
“朴嬷嬷,我们为何舍近求远,自西华门直下玄武门不好吗,为何要绕行大清门呀?”弘毅表现的就像一个孩童一样求知欲极强,这是因为他确实不明白。
“回贝勒爷的话,这西华门出来之后,只有一直往西出西安门才能出皇城呢,假使我们出了西华门就直接在长街[7]上南下,到了最南头就是中街,可就到了皇城根儿了,是条死胡同,出不去呢。”朴氏笑呵呵的回道,毕竟眼前的小爷还是一个幼童,这四九城的街道,他还是毫无概念的!
“哦,玄烨知道了。”
“再者说了,即使长街能直下西长安街,这玄武门您也走不得,宣武门专走囚车,这正阳门才专走龙车呢!”朴氏跟在弘毅的身旁,也是毕恭毕敬回到道。
弘毅这才明白过来,确实不假,老北京这四九城,其实就是指皇城四门内城九门,而且九门功用不同,各司其职:
朝阳门——走粮车,所以,朝阳门的城门洞顶上,刻着一个谷穗儿。
崇文门——走酒车。
正阳门——走“龙车”。宣武门——走囚车,城门洞顶上刻着三个大字儿:“后悔迟”。
阜城门——走煤车。老阜城门的门洞顶上刻了一朵梅花,老干婆娑,颇有画意。梅与煤同音,这就表示这个地方走煤车的意思。
西直门——走水车。西直门的城门洞上面刻着水的波纹。
德胜门——走兵车。北方按星宿属玄武。玄武主刀兵,所以出兵打仗,一般从北门出城。之所以取名叫德胜门。
安定门——老说法是兵车回城走安定门。实际上压根儿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清朝在北京实行的是旗、民分城制,由八旗分立四角八方,那儿用得着收兵全走安定门啊。实际上,安定门走的是粪车,因为以前地坛附近是北京主要的粪场。之所以说成兵车回城,其实是一种名称的雅化,就跟将臭皮胡同改成受壁胡同,臭皮厂改成寿比胡同,牛蹄胡同改成留题胡同,粪厂大院改成奋章大院是一个意思。
东直门——走砖瓦、木材车等各种百姓车。最早的东直门大街其实是现在的东直门外小街,整条大街大概有三里多长,地上铺的是石板路,一共有一百五十多家买卖铺子,过了冰窖口,茶米油盐酱醋茶,只要是老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无论是吃的、用的,都可以在这条街上找到。
一路走一路聊,弘毅终于是从朴氏、孙氏和小功子的口中完全弄明白了这九座城门的专门用途。
“哦,应该是‘内九外七皇城七’才对呀!看来这‘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8]’的老话儿也是有所偏差呀……”弘毅喃喃自语,却不想被屁股底下的小功子听了个正着。
“爷,您这‘老话’奴才怎么没听说过呀,不过您说得的确在理,奴才这些下人一听就记住了,呵呵‘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好记,实在好记呢!这‘九门八点一口钟’是不是就是说城门上报时辰的?……应该就是……呵呵,‘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好记好记!……”梁功学着文化人摇头晃脑的在那里背诵起来,那滑稽的样子把朴氏孙氏都给逗乐了,却弘毅弄得哭笑不得——原来那时候这句老话儿还没有“普及”吗?难道是自己“首创”了这句老话儿?也罢,自己就给北京方言做点小小的贡献罢了……
[1]清代八旗甲喇额真(顺治十七年定名甲喇章京)职官的汉译名为参领,正三品。又为组织名。京旗每旗下分5参领。每参领下辖佐领若干。
[2]合符起自春秋战国,直至清朝末年,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合符制度是中国皇帝制度的组成部分,是皇权行使的方式之一,因而合符既是征信之物,又是权力的象征。清代,紫禁城作为大清的中枢、皇帝的居所,其禁卫非常严密。紫禁城各门每天黎明时开启,到了晚上,宫门必须按时上锁,钥匙统一交到司钥长那儿,再由司钥长率领护军依次验看,第二天天亮时由各门护军校来司钥长那儿领取钥匙开启大门,这是正常的宫门开启和关闭制度。但凡事多有例外,如果宫内有人夜间有急事需要外出,这就需有一种特殊的通行证,才能开启城门放人出去,这种特殊的证件称为合符,外出者必须持有合符方可开门放行。具体使用方法是这样的,合符由阴阳两块组成,阴文合符由负责把守城门的官员掌管,阳文合符藏于大内,如果夜间奉旨出行,或有紧急军务,或因公务需及时出门者,必须从大内取阳文合符到宫门口,由该门护军参领将两块合符合对,确认无误后,予以放行,并于次日奏明皇帝。
[3]灰厂夹道,即今日“府右街”。民国二年(1913)十月十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总统府设在中南海,将总统府西侧的灰厂夹道改名为府右街。清初,灰厂夹道无法直接抵达西长安街。
[4]天街,就是北京历史上有名的长安街,早在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永乐皇帝朱棣建都北京的时候,皇家就精心地在皇城的正前方安排了这样一条东西走向的横街。
[5]和平门是北京的一个新城门,建于民国时期(大概是1926年),位于前门和宣武门之间,它并非是北京的传统城门,而只是在城墙上开的两个拱形券洞,用来连通南新华街与北新华街。和平门初名“新华门”,1927年改名“和平门”,以区别于中南海新华门。张作霖时期此门曾改名为兴华门,后改回。门洞高13米,宽10米,各装两扇铁门。1958年将门洞拆除,改为豁口。
[6]“内九”指现在沿环线地铁的原九座城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崇文门、宣武门、德胜门、安定门、前门;“外七”是为老百姓进出外城用的:广渠门、广安门、左安门、右安门、东便门、西便门、永定门;“皇城四”是为城里的文武百官进出宫廷用的: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
[7]长街,即今日北长街。
[8]点:因与“嘡”谐音而作,具体说来就城门上敲击一种形状扁平的打击乐器,这种乐器发声如“嘡”。因此老北京有“九门八嘡(点)一口钟”的说法,同时老北京口语里常说的“钟点”大概也来源于此。“九门八点一口钟”是关于北京“城钟”的民间故事。“九门”是指老北京城最高大的城门正阳门及其左右的崇文门、宣武门,还有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按老规矩,这九个城门,都应悬挂一个报钟点的“点”,当听到城中心钟鼓楼“定更”(一更)和“亮更”(五更)的钟声时,各城门就打点关闭或开启城门(“定更”后惟有西直门不关闭,为皇家运送玉泉山泉水的通道)。可是到了后来,就变成了“九门八点一口钟”,有八个城门挂着点,崇文门却挂着一口“城钟”。相传龙生九子,各有所长,但都未成龙。龙子之一“蒲牢”善吼,但起初它却不分场合、地点,在北京城东南方乱吼乱叫。到了明朝,永乐皇帝朱棣派“军师”姚广孝来调教“蒲牢”。姚广孝法号“道衍”,是出将入相的“大和尚”,他知道“蒲牢”的来历和特长,认为还是把它铸在钟上最合适。以钟为书,钟以载道,姚广孝曾奉永乐皇帝旨意铸了一口遍身佛经的永乐大钟,那口大钟因为钟钮上都铸满了佛经,就没有再铸成龙形钟钮。这回正好,“蒲牢”不是在京城东南方闹腾吗,就把京城东南侧崇文门的点摘了下来,换上铸有“蒲牢”钟钮的这口“城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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