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年没有撒谎，她是二号的飞机，而他是一号的，早就在家里了。因为票买得急，赶上长假，并不好买。她只想早点回家，而偏偏火车票也只有二号的，于是又奢侈了一次，买了全额飞机票。
定好票的时候，她还想着或许她也挺能花钱的，只是以前没发觉而已。
放假的前一天，萋萋给她打电话了，得知她不去上海了，有点担心，问她是不是犯恐婚症了。
重年在电话里认真地说：“也许有点吧，有些事情我还没有想好，我需要时间好好想想。”
萋萋顿了一下，在那边“哧”地笑了：“姜重年，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你还怕他爸妈吃了你不成，只要他护着你就行了。你还想什么想啊，又不是小姑娘，磨蹭什么，这么久还不够你想啊，该想的你不是早就想过吗？”
“等我从家里来了再和你说吧，萋萋，你也别再找我了，给我点时间，我真要想想。”重年很混乱，不知怎么说，索性又做了一次缩头乌龟。
到家门口的时候，重年终于完全放松了下来，无论怎么样，她还有家，累了受伤了，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停留，舔舐伤口。
这世上这里永远都会收留她。
母亲来开门的时候，眼睛泛红，还在抹着眼睛。重年看了有点好笑：“妈，我前不久才回来过，你哭什么啊，高兴也不用这样。”
姜母欲言又止，接过她的东西，把她迎了进去。
重年午餐没有吃，到现在午后二点多是真的饿了，于是去洗了手就开始吃饭。扒着饭的时候，倒是记得问：“妈，我爸呢，跑车去了？什么时候回来？”
她不问还好，一问姜母的眼泪又开始在眼眶打转，本来想着女儿刚刚回来，等她吃完了饭再好好说的。她一个常年在家的妇道人家，出了事什么法子都没有，只能告诉女儿。
重年低头吃着饭，没有听见声音，口齿不清地催促：“妈，你听见我说话没有啊？”抬起头来就被母亲满脸的泪水惊到了，“妈，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重年读高中的时候，父亲曾经出过一次交通事故，伤了腿。这种跑长途货运的，难免偶尔会有疏忽，虽然那次不是大事故，只是躲一条突然出来的狗，刹车不灵，伤了自己，打石膏躺了一个月就好了，可还是给家里几个人留下重重的阴影，一颗心总提着。双年前不久还说：“等我回国工作了就让爸歇息下来，都忙了这么多年，以后就在家里过点清闲日子，和妈做个伴。”
重年是赞同的，从前是没办法，两个女儿都在读书，可现在眼看着双年都要挣钱了，没有必要去冒险了。父母的生活费她和双年两个人负担得起，小城的消费水平并不高。
没有得到回答，她越发心急，首先就想到是不是又出事了，忙问：“我爸呢？到底怎么了？”
姜母擦了擦眼泪，才说：“你爸现在在公安局……”慌乱中说话也没有理清头绪。
重年听到公安局，更急了：“怎么……怎么会跑到公安局去？”在她的观念里，只有撞伤人了或者是出了严重的交通事故才会和警察扯上关系。
姜母倒被她惊慌的声音弄得镇定了一点儿。从早上接到电话说丈夫被警察带走后，她就反反复复把整件事情都想了一遍。然而，哪里想得通，惊慌恐惧中没有个依靠的人，本来就要打电话对女儿说的，可是早先就接到了重年的电话，说今天要回家了，便只能在家干等着。于是慢慢把知道的情况讲了出来。
原来父亲前几天接到了一桩生意，是去隔壁省的一个城市拉一车家具回省城，去的一路上都很顺利，十几个小时便到了。休息了一晚，装车后，三十号回省城时却在高速公路的检查卡点上例行检查时被查出车上携带有毒品。
重年听到毒品脸色就变得煞白，纵然没有直接接触过具体的法律知识，有赖于国家高强度的扫毒宣传，也知道毒品事关重大，是碰不得的。可是父亲是绝对不会和毒品沾上关系的，他一个平日里连烟都很少抽的人，一辈子循规蹈矩，连只狗都不敢撞，见都没见过毒品，怎么会去运输毒品。
母亲并没有其他更多的消息，这些还是省城那边的家具商打来电话告知的，到现在公安局也没有给家里传来明确的通知。重年想了想，坐在家里不是办法，当机立断和母亲一起去趟省城弄清楚情况。
然而好不容易从家具商那里打听到父亲被拘留的公安局，却被告知案件尚处于初期刑事侦查阶段不允许家属探视，家属可以为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
重年此前根本没有一点这方面的经历，公安局都是第一次去，听了那身着制服面色严肃的警员一席话后，一颗心是越发提到了嗓子眼上，起初不免又急又恐惧，六神无主，只知道要去找律师。
可是在这个不甚熟悉的城市，一时又哪里知道去哪儿找律师。
在街上一阵乱撞后，幸好记起来了高中有几位同学大学学的是法律，于是向同学打探到了他们的电话，一个一个的打过去。虽然几乎都很久没联系了，他们接到电话还是很热心，问清楚事由后，纷纷提供意见出主意。其中一个也在外地工作的说他大学有同学在当地一家很著名的刑事律师事务所工作，给同学打了电话，介绍她过去了。
同学的同学叫杨于帆，他原本已经放长假了，还是回到所里很热情地接待了重年，了解完基本情况后，接下了案子，
过了一天，重年从杨律师那里得知父亲车上一共搜出毒品一百六十二克，其中海洛因八十六克，冰毒七十六克，是放在一只梨花木的床头柜抽屉里的，而发货方和这边的收货方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当初装车时并没有这只床头柜。
杨律师表情沉重，说：“现在情况对我们很不利，我询问过你父亲，他也说装货时没有这只床头柜，但是不知道怎么到了车上。这毒品来得莫名其妙，因为是在你父亲的车上查出来的，如果不能够找到有力的证据向警方作出合理解释你父亲完全不知情，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你父亲借长途运货之便，帮毒贩运输毒品。”
重年背心里凉飕飕，仓皇地说：“可是那毒品是和我爸爸无关的，不能因为在他的车上搜出了毒品就怀疑我爸运输毒品，连我爸自己都不清楚毒品怎么跑到了车里，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警察应该去查清是谁把毒品放到了我爸爸的车上……”这话到底有点幼稚，到了最后她自己也失了底气，竟然有一种百口莫辩的感觉。
杨律师见多了这样的场面，冷静地说：“姜小姐，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现在不是质疑警方办事方法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规章制度。我们当然希望警方能够去查清这毒品是怎么跑到车上去的，现在按照他们的说法是‘人赃俱获’，所以，目前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想办法找到证据证明车子上的毒品是和你父亲无关的。”
接下来的几天，重年把母亲安顿在了酒店里，和杨律师跑了一趟父亲收货的家具厂，可是一无所获。那位负责人的脸色很难看，说：“该说的我们都对警方的调查人员说了，我们是完全不知情的，姜轩寿这件事给我们的信誉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请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们。”
这边收货的家具商几乎是一样的态度：“我们当初缺司机叫人找了几个来帮着运货，哪知道会出这样的事……”只差没把他们轰出门了。
重年在仔细看了刑法涉及到毒品的条文，查阅了许多案例，搜集资料之后，渐渐却有了一种无力的感觉。明明事情不是这样的，可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她说出口的话，父亲说出口的话是没有任何用的，警方更是有理由怀疑。
法律竟然是这样的。
这世上有些事情就是这样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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