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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十多岁的大柱子喜欢听大鼓书，跟着大人东庄听到西庄，西庄听到东庄，而且每次都听到散场子为止，只要哪个书场上还有一个人，那这个人一定是大柱子。大柱子当时听书，那简直是走火入魔，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一天到晚听得咪咪糊糊，甚至睡梦里都在学着说书的呓语。这些，现在的小青年也许不理解，可是那个时代确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上个世纪60至80年代的时候，听大鼓书，虽然不能说是农民的唯一的娱乐方式，但也可以说是一种主要的娱乐方式。能够请得起戏班子的大队生产队毕竟很少。这说大鼓书的比较简单，一个人，有时是两个人，报酬也很少，有钱的生产队唱一场子给个二块三块的，没有钱的，唱一场子给个十斤二十斤粮食，也就行了。更有甚者，有些混穷的说书的，或者是技艺差一点的说书人，什么也不要，给口饭吃就行，所以哪一个生产队都能唱得起。有些比较富裕的人家遇到什么红白喜事，也有请说书的来捧场的。
收清麦子，打清场，除了秋田管理之外，没有其它的活儿干，每个村子都要请说大鼓书的艺人，到村庄上做场子，一部书一说就是十天半个月的，有的甚至要说上一个多月，一本书接着一本书的说。许多人惊讶，那些说大鼓书的人，记性怎么这么好，肚子里怎么这么能够盛货？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实际上这些说书的，所说的书大都是程式化，公式化和格式化，每一个故事，除了故事的人名地名和主要情节的不同，其他大都是大同小异的，特别是那些唱段，在这个故事里是这样，在那个故事里还是这样。例如，观战篇，行军篇，夸美女篇，贬低人篇，都是一样的，因此只有记住个故事的大纲，主要人名和地名，把这些一组合，就能够唱十天半个月，听书的人，大都是听个热闹，也没有谁去认真研究。
那些说大鼓书的艺人，很会抓住人心，一回紧接一回，故事一个套着一个，听得许多孩子入了迷，就像现在好多的孩子迷恋网吧游戏一样。大柱子就是这些迷恋听书的孩子中的一个。一些黄花大闺女，听书听得入了迷，跟着外乡的说大鼓书的艺人跑了的，也大有人在。旮旯村先后就有两个大姑娘，长的十分的抢眼，跟着苏北的说大鼓书的艺人跑掉了。这个村的何半仙曾经说过，“我们旮旯村最美的两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那两个说书的，三斤半的鸭子，二斤半的嘴，论体力不如大柱子，论智力，不如大黑子，可以说是文不能卖油条，武不能挑水，我们旮旯村那两个姑娘，骨是二郎山的石头做的，肉是桃花坞的桃花做的，那可是足斤足两的美人儿，若是生在东周列国时期，不亚于褒姒，若是生在唐朝，造成安史之乱的恐怕不是杨玉环，这两个姑娘，可惜呀，实在可惜。凭着她们的长相，找个城里吃粮票的，完全没有问题。这两个小子，光屁股跌在大闺女身上，该屌走时呀。”通过这个小小的事情，可见说大鼓书的，当时在人们心目中是很有份量的。
农村人对大鼓书的迷恋，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电影的普及和电视的出现，以及各类县乡文艺团体的活跃，人们的娱乐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人们的娱乐渠道，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倾向，这说大鼓书的才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
人们对于说书的偏好，在农村持续了好几百年，可以说从明清市民文学兴起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说唱文艺一直占领着农村文化市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刘兰芳说《杨家将》时候，还是倾倒了全国人民。那时，每当广播里、收音机里到了播送刘兰芳说《杨家将》、《岳飞传》的时辰，农村的、城里的大喇叭底下，都聚集了好多人，都伸长脖子，聚精会神的听。特别是在农村，每当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是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生产队劳动歇息的时间，往往也都安排在这个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如果队长还不安排歇息，那活儿也就没有人干了，大家都拄着锄把子，眼直勾勾的朝村头的大喇叭望着。要是不等刘兰芳说书说到“且听下回分解”时候，就叫社员们干活，那这个队长就是不识时务的，会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毫不夸张的说，刘兰芳那时候在广播里说评书，就像现在的高考指挥棒一灵验，不亚于现在的人们，对世界杯的迷恋程度。那一阶段的收音机非常畅销，你要问他买收音机干啥？回答要么是听天气预报，要么就是听刘兰芳说大鼓书。当初，儿女们孝敬父母的方式，不是买脑白金，不是买黄金搭档，而是买一台收音机，送给父母听刘兰芳说书，可见说书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很有魅力的。
大柱子学说书，完全是被生活逼出来了，1963年他的父亲虽然做牢回来了，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又被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和地、富、反、右并列成了五类分子。这五类分子在当时就是阶级敌人，是被专政的对象。
就是这样的背景，望子成龙的大柱子爹，他宁可让比较聪明的、已经上了小学三年级的大兰子退学，还是叫笨的不能行的大柱子去上学。
他和大柱子妈共同的的理论：女孩迟早是人家的人，读个一二年级，能够分清男女厕所，到城里能够找到厕所拉屎撒尿，能够认得钱，认得工分就行了，女孩子不做生意，不做买卖的，认得那么字有什么用？那字里也长不出葱花油盐来。
可是有心栽花花不发，这个大柱子实在笨得可以，连上了三个一年级，三年各门功课加起来不到100分，本来上学就晚，又蹲了几年，到第三年一年级的时候，大柱子已经人高马大的了，按照农村人的话说，是个半拉橛子小伙子了，比教他的老师还高，他自己在教室里坐着，也感到丑，又跟不上班，经常逃学，去听大鼓书，鉴于这多种因素，老师把他撵回家。大柱子爹找到学校，“我虽然是个坏分子，可我们家的出身还是贫农，不管怎么说，大柱子也还算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吧，你们怎么把他撵回家去呢？”校长苦笑着说，“实话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这孩子，是因为你头上有个帽子，我们才叫他退学的，这个孩子用孔老夫子的一句话说，叫做“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涂也。小板凳的料怎么都不能做成大桌子，你还是叫他学点出苦力的手艺吧，让他上学，我看呀，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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