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拍摄从室内转向了户外，那几位模特也是首次拍外景。彼此之间的配合有些生疏，拍得也比较吃力，直到夕阳完全落下才收工。等到我喊出那句收工之后，已经是累得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不过，也早就习惯了。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在没完没了的繁忙和疲惫中颠簸轮回。
对此，我甚至常常分辨不清，自己到底是在通过严肃认真地创作，实现一种灵魂的圣美，还是在熬着自己的心血，麻木地受着金钱物欲的驱使而无从抵抗和挣扎？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我做摄影师的那一天起，就从没停止过找寻。可十几年过去了，仍是给不了自己一个交代。
收了器材，返回公司。匆匆地换下拍摄装，助手拿给我一份平时爱吃的快餐：“趁热吃吧，时间还来得及。”
晚上我要参加朋友梁子的时装发布会。无论如何都一定去。梁子是京城服装界新近崛起的颇有影响力和代表性人物。在来京追求艺术渴望功成名就的北漂一族中，梁子经历了比常人更多难以言说的痛苦和磨难。正是凭着这份韧劲儿和执着，才熬出他今天的成就。虽然，他早已青春不再。
还是半年前，在一个当红影星的生日宴会上，我们恰好坐到一起。那一晚，所有人都疯狂到了极点，他却一直端坐不动，不言不语，只一个人在一旁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红酒。神情忧郁。
我注意到了他。朋友告诉我说，他是服装设计师，叫梁子，陕西人，十五年前就来京城闯荡，算得上是北漂族中的一名骨灰级人物。当年那些抱着理想和他一起来京的人，不是耐不住寂寞，就是受不了排挤，早都归乡，安享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天伦之乐去了。惟有他还一直在这个新人辈出的时尚前沿阵地异常艰难地挣扎着。但之所以发展的这么艰辛曲折，缺少的倒不是才华和灵气，而是机遇和人脉，而这对于一个想在文艺圈扎下根不断向上攀的新人来说，尤其重要。中国，别的不多，多的就是那些想出名，想赚大钱，整日梦着成星儿成腕儿的年轻人。但梁子却从不张扬，也从未主动去巴结过谁，一直是踏踏实实地，纯凭自己过人的才气和实力说话。这也许是黄土地上的人，身上所特有的务实品质吧。
当时听了朋友对他的介绍我就特感动，就冲他敢一个人只用实力说话并较真了这么多年却没趴下这一点，我也要结识结识他。于是主动走过去，找了个话题和他攀谈起来。没想这一谈还真谈出了感情和默契，彼此好象有说不完的话。宴会结束，我和他单独又去了酒吧，这一叙就到了天亮。
他说，他的家乡很贫穷，在他的家族中，他是唯一考上大学的人。方圆几百里的乡亲，都以他为荣。从来京城闯天下的那一天起，就没打算再回去。他说，自己就是那支被上了弦，射出去的箭，除了奋力向前直奔靶心外，没有回头的路了。
这些年，他就一直生活在一种极度的压抑和屈辱中，却从未因此而放弃坚持。非但没有放弃，反而越挫越勇。他说，人活着不单是为着一种理想，更是为了一种人的尊严。这尊严除了自己，谁都给不了。
正是他的这句话，让我把他视为朋友。我喜欢他这种不服输不低头的倔强性格。这一点，与我有点相似。
一个月前，他找到我，邀请我担任这场服装展示会的主拍。他说钱好商量，他不是以前的梁子了。我只跟他说了一句，谁要是跟我提钱，谁他妈的大姑娘养的！
来参加发布会的人很多，现场气氛非常热烈。梁子以含蓄又不失大胆前卫的时尚元素，将模特与服装完美结合，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
看着站在一群美女中央频频向观众鞠躬的梁子，我隐约看到了他写着沧桑的脸上挂满了泪水。我的眼睛也有些模糊，这一刻，不是成功的喜极而泣，而是对自己这些年所经历过的磨难和风浪的悲伤感怀。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北漂世界，才能未必就能成就理想，得到应有的荣耀；相反更多地时候却是在坚持和忍耐，甚至是羞辱和抗争。
梁子心中的痛，我能体味到，甚至刻骨铭心，不禁让我回望起自己这些年走过的路。身边有不少人曾说，羡慕我的职业，只要按按手里的快门，就有大把大把的钞票装进口袋，而且还有美女来免费养眼。天下的好事美事，简直是都被我一个人占齐了。可是又有谁能理解，我们背后的艰辛呢？
我忽然觉得T型台上站着的不是梁子，而是我，是十几年前那个倔强坚强且坚持不休的我。
我忘不了，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年，我已经在圈儿里混了三个年头，但始终没混出个名堂。每天奔波在各大影楼，给人家打临时短工拍婚纱专辑，或是到各大时尚杂志社游说推销自己的片子。心里一直梦想着一定要出作品专辑，否则，即使你再有思想，再有技术，没有名气永远都不会出人头地，永远只能做那颗陷落于泥沙之中被掩盖了光芒的珍珠。就这样，为了攒够钱能尽快出上专辑，我苦苦坚持着。
俗话说：山不转水转。没想到有一天，一仰头，还真接到了天上掉下的一张大馅饼。一位拍了不少知名电视剧的大牌女导演，开了一所影视学校，想给学生们一个实践并展示表演才能的舞台，拉到了赞助商准备拍一部青春剧，并确定她在戏剧学院读书的女儿做女一号。由于资金问题，她既想省钱，又想拍出品位，就想找到一个既不会收取太多报酬又能保证质量的摄像师。于是，有朋友力荐了我和东子。
见面的那晚，我们倾尽所有，在一家酒楼宴请刚离婚不久的她，从她看我们的眼神中，我们看出了一个寡女特有的饥渴旱情。我悄声对对东子说，有戏！是你先上？还是我先上？刚子看了她一眼，鼻孔里喘出一句：“按规矩出牌，您上！”丫的这时候想起按规矩出牌了，搁平时大街上路过个美女，他都会抢在我前面。我打心里鄙视这不讲道义的混蛋。
不久的一个深秋，我和东子随同剧组驻扎进了延庆山里外景地，开始了人生的一次决定性转折。我深知，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也许仅仅这一次，就足够决定和改变我们一生的命运轨迹。当年，不正是因为一部《黄土地》的摄像而成就了今日的张艺谋？
当时激动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辉煌灿烂的未来。
由于初涉影视圈，对一些具体的拍摄环节不是很清楚，所以对导演的话，我们一丝不苟地贯彻执行，这也让我们彼此刚开始的合作非常愉快。
拍了几集慢慢上了手，渐渐感觉这个所谓的大牌导演也不过如此，并不是想象中的多么具有艺术的超人视角，她所指导的镜头太没思想和艺术特性，简直就是让我们在拍一部无声纪录片。再加上她娇女儿的演技实在惨不忍睹，让我们对这位导演曾经图腾一样的神圣敬畏崇拜，很快消失殆尽，反而燃起了自己压抑心底已久坚持自我的桀骜性格。
拍完了前五集，我和东子利用两个机位只有一个监视器的机会，开始和导演玩起了捉谜藏，一部按她的思路拍，一部按自己的想法去做，致使合成时全乱了套，也不知是她的思想是对的，还是我们的灵魂表现力、唯美感召力是错的。总之，惹得那寡女导演很生气，常指责我们在浪费带子。
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我们只好收起尾巴，又变得安分守己。可是，没过多久，我和东子又开始了追求表现自己的浪漫艺术而脱离了组织纪律，严重损伤了导演的尊严。
一天下午，天空充塞着阴霾，压抑得很。碰到这种坏天气，剧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难于提起精神。当然，这种天气有时也仿佛是人情绪的一种信号，看到那层层堆积密布着褶皱的云层，就像看到一张凝结着阴暗的脸。
导演在进行章节合成时当即喊停，我这才算真正领教了什么叫老女人的厉害，绝对比那些山野村妇凶猛。她当着所有演职人员的面，指着我和东子的鼻子，用标准的京骂，歇斯底里地咆哮：“傻逼，丫挺的！你们以为自己是什么角儿吗？你们就是一叫花子！是老娘看你们可怜，才给你们一碗饭，妈的还想表现什么思想艺术灵魂？你们懂个屁！不想干就给我滚！”
屈辱面前，我和东子反倒都十分平静，无声无息地从摄像师专用轨道上走下来，两眼死死地盯住她，没有任何一句辨解。
她停止了咆哮，察觉出我浑身的肌肉在痉挛，手指关节在嘎嘎做响。她没有再嘶叫，两眼死盯住我们。就这样僵持了几十秒钟，她终于低下了头，不再看我们。
我转身从机位取下那台贵重的索尼摄像机，扬手扔了出去，东子把另一部机器连同沉重的三脚架一脚踹倒，用尽全身的力踩踏。我走过去拽起他，走出了片厂。
我们能感受到背后是怎么惊异和灼人的目光。但我们谁都没有回头。我甚至有些后悔没上了她再走，至少也能在床上折腾死她。
出了片场，两个山一样的汉子却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眼泪，任凭大行大行滚烫滚烫地眼泪悄无声息地倾泄而出。
一路上我们谁都没看谁，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乘车，就这样向着来时的方向摸索着赶了一夜的路，也流了一夜的泪水，好象这一生的眼泪都在那一晚流尽了。
这些年来我和东子一直背负着这份沉重却无法抹杀的记忆，苦着，累着，忍着，干着，找不到让自己停歇的理由。
现在回过头想想，如果她不是女人，而是男人，或者只要伸手扇我们一个耳光的话，也许第二天，京城各大报纸就会出现一篇惊天血案的头版头条。
幸运的，历史没有让我们用血的代价换来铭记，而是用男人的眼泪换来了深刻和沉稳。
自那天起，我真正地成熟起来。外表，变得越来越冷；可内心，却渐似柔软起来。学会了于隐忍中坚持，于风暴中坚挺；也更懂得宽容和善良对一个人成功的意义，它可以化解人心中的恶，让人归于平和，生活中真正的强者，不会大喜于形，更不会大怒于色。
我常想，感谢那些在人生道路上给予我们难堪或刻薄的人，甚至想要毁灭我们的人，他们让我们懂得了自立坚强和宽容仁慈的意义。
现在也能明白为什么事后剧组里的那些场记、灯光师以及那几位台湾造型师会和我成了好友，有的几年以后投奔了我的公司。
这个世界，没有人不喜欢英雄，不崇拜英雄。尤其是现在这种缺少英雄精神信仰失落的时代。
舞台上一阵高过一阵，潮水般的掌声传了过来，打断了我的回忆。我再细细看了一眼沧桑喜悦的梁子，把早就订好的花篮交给助手，让她代我送到后台。
我，悄悄地走出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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