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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陈子善在《一九四五至四九年间的张爱玲——文坛盛名招致“女汉奸”恶名》一文中，就指出：“……可以想见，给张爱玲安上‘女汉奸’的罪名，泰半是因了胡兰成的缘故。《女汉奸丑史》和《女汉奸脸谱》中关于张爱玲的章节，连标题都如出一辙，前者为《无耻之尤张爱玲愿为汉奸妾》，后者为《“传奇”人物张爱玲愿为“胡逆”第三妾》。两文均言词尖刻轻佻，属于人身攻击，无稽谩骂。”【陈子善《1945至49年间的张爱玲——文坛盛名招致“女汉奸”恶名》，香港《明报月刊》，2006年12月】
除了这种未署名的小册子的恶意攻讦外，那时上海的大刊小报，类似的“揭发批判”更是不少。陈子善先生在同文又指出，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上海《海派》周刊就发表一篇署名“爱读”的《张爱玲做吉普女郎》的耸动报道：“……前些时日，有人看见张爱玲浓妆艳抹，坐在吉普车上。也有人看见她挽住一个美国军官，在大光明看电影。不知真相的人，一定以为她也做吉普女郎了。其实，像她那么英文流利的人有一二个美国军官做朋友有什么稀奇呢？”
另外还有一本署名“司马文侦”的《文化汉奸罪恶史》，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的。在作者的《几句闲话》后，先有《三年来上海文化界怪现状》《“和平文化”的“大本营”》、《沐猴而冠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等综述，接着就是对于“文化汉奸们”的“个别的叙述”，张爱玲在书中被两次“点名”，一是在揭发《伪政论家胡兰成》时被提到，另一次则是被单列一章——《“红帮裁缝”张爱玲：“贵族血液”也加检验》。司马文侦在书中指责“文化界的汉奸，正是文坛妖怪，这些妖怪把文坛闹得乌烟瘴气，有着三头六臂的魔王，有着打扮妖艳的女鬼”。他主张对这些所谓“文奸”【包括张爱玲在内】采取“有所处置”的行动。
对于将张爱玲与胡兰成绑在一起的做法，晚近的学者张泉在《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析》一文中，就指出：“胡兰成是胡兰成，张爱玲是张爱玲，不能因两人曾有感情纠葛而在政治身份的界定上实行封建制的株连原则。”
《文化汉奸罪恶史》将张爱玲和张资平、关露、潘予且、苏青、谭正璧等另外十六个作家列为“文化汉奸”，书中列数张爱玲的“卖国行为”、“罪恶事例”，指责她在《杂志》《天地》《古今》等“汉奸”刊物上发表文章，还参加一些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像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由《新中国报》主办的“纳凉会”等等。
我们知道张爱玲在走红的两年间，作品主要发表于《新中国报》系统的《杂志》月刊、《新中国报》副刊“学艺”，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月刊、周黎庵主编的《古今》半月刊、周班公主编的《小天地》月刊和由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创刊，后来编辑部移到上海的《新东方》月刊及由胡兰成创办的《苦竹》月刊等九大刊物中。其中除了《紫罗兰》及《万象》外，几乎都是与日伪有染的文学期刊，其中《新东方》是由曾任汪伪政治局局长的苏成德负责的，张爱玲投稿该刊可说是胡兰成牵的线，而《苦竹》更是由胡兰成所创办的。因此若从这点指责她投稿于汉奸主办的刊物上，显然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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