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能够掌握的人少之又少，导致张仲景的东西始终不大流行，医界学习者甚少。从而也造成了千年来的错误，仍然一犯再犯，一错再错。
借用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一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在这次援助武汉的过程中，让丁家宝对张仲景《伤寒论》的伟大之处，又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在他看来这种恶性外感传染病，不管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最终在人体的表现就是那几种常见的症状。
很多大夫束手无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学艺不精，没能领会《伤寒论》的精髓。
古人讲，走马看伤寒，意思是说，看伤寒病，得骑着马跑，因为变化太快了。因此这个病的治疗，是不能一方到底的，而是中途必须要转方。
开始怕冷、身疼，需要开治疗风寒的方，等怕冷身疼好了，就不能继续吃了，得换方吃治咳嗽、口干嗓子干的方子。
就是说，病是有病程的。医生开方，也必须要随着症状变化而变化。
在他参与救援的这二十多天里，丁家宝总共接触了上万个病人，开的方子没有一个脱离《伤寒论》的。
麻黄汤、大青龙、葛根汤、大小柴胡汤……翻来覆去就这几十个以及其合方，治疗效果也非常好。
有个别的重症患者，丁家宝还给用了针灸混合疗法，总之都是根据患者个体差异选择不同的治法。
虽然这次的疫情，全国调集了最优秀的医疗人才和设备，但是还是没能阻止病毒的快速蔓延。
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就算是丁家宝这种体力超强的人，在连续工作了二十多天后，也有些精力不济。
他始终坚守一个信念就是，大疫之后必出大医。纵观古今中外历史，瘟疫从未停止过。
每次大疫，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同样每次大疫，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大医”，为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可以说中医的发展史，就是与瘟疫的抗争史。东汉末年“伤寒病”的流行，才有了张仲景和中医方书之祖《伤寒论》的问世。
南宋末期“大头瘟”的爆发，才有了李东垣和“普济消毒饮”这个千古名方的流传千古。
清末民初，一场霍乱在上海流行，才促使王孟英重新审视恶性传染疾病，在预防方面的重要性。
提出了许多与现代防疫概念相同的理论，认为水源、空气污染是霍乱流行的主要因素，应“疏浚河道，毋使积污”还提出了在水中放置药物，房屋要通风等防疫概念。
再后来的伍连德与鼠疫，蒲辅周与流脑，无一不是大疫之后涌现出的大医。
丁家宝相信古人能做到的，现代人一定也能做到。从武汉回到京城后，他就和几个驰援武汉的专家一起，在隔离期间研究能够适应大多数症状的中药方剂。
但是鉴于中医治病的特殊性，任何方剂都不是放任四海而皆准的，始终不能脱离辨证论治的宗旨。
所以虽然他们在使用这些方剂时治疗效果很好，治愈率几乎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远远高过西医的治疗效果。
等到他们将这些方剂在全国普及使用时，治愈率却降低到了百分之六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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