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丈夫年纪大了,孩子还小,不要花多少钱。平时种的菜也只够自家吃,并不想到县城卖。他们家里一直喂豢养鸡,也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生活开支。可因为去年非典,她家的豢养鸡全被卫生防疫站的人扔到火里烧死了,夫妻俩多日的起早贪黑全打了水漂。
说到这里,她叹了一口气:“去年豢养鸡被烧死后,损失了一大笔钱,今天也不敢再喂了。虽然吃饭不成问题,油盐钱还可以用以前的剩余。可还要买农药、化肥,粮食、青菜这么便宜,农药、化肥却越来越贵,不买又不行。再加上每年一百元多元的杂七杂八的税,就对付不过去了。仅杂七杂八的税,我家一家三口,要交三百多块钱呢。”
我瞪大了眼晴:“哪里还有什么税?农业税不是早就取消了吗?”
她苦笑道:“我也说不清楚,不过农业税倒是不多,每人每年也不过十几块钱。可杂七杂八的税多啊,每年都不低于九十块钱的,幸好今年还没开始收。”
我搞不清农业税和杂税的区别。不过从她口中我得知,就象她这样摆地摊卖自家的菜,一天都要交一块钱的地摊税的。从她的神色中,我感觉,一块钱似乎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除了口粮田,除了打工,除了养鸡养兔,普通农民似乎再没有别的收入了,我真替她难过。但她似乎倒不觉得什么,分别的时候,她依然是那句话:“又不是我们一家,大家还不都是这样过,反正能吃饱饭就行。”
听了这么伤感的话,我彻底无语了。现在的城市越来越漂亮了,尤其是政府大楼,越发地宏伟气派,政府广场也越发地广阔无边。而农村呢?我真不明白,现在还有很多地方,农民把吃饱饭当成最终目的,政府需要那么宏伟的大楼,那么广阔的广场是做什么用的呢?用于盖大楼、建广场的钱,可以解救多少吃不饱饭的农民、上不起学的孩子、看不起病的老弱残疾、住不起房的城市居民以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啊!
离家三年了,真的没想到农民还是这么苦!我想到自己在东莞,一月拿五、六百元还不知足,真感到羞愧。这时,天空己经开始刮风,我却郁闷得喘不过气来。
回到家,我一看到我妈就问:“现在还收农业税吗?除了农业税,还有别的什么乱七八糟杂税吗?”
我妈眼晴一瞪:“你这孩子,什么时候不收农业税了?我们家三口人,哪年不送出去六、七百块钱?农业税好象是不多,但杂税比以前多多了。这还不算,前两年上头强行让我们栽了桃树又换银杏树,不合时令不说,树苗差,土质又不好,最后还不是全都铲除了,这前前后后要花多少钱,还不都进当官的腰包里了。还有正在重新的村小学,去年就开始挨家挨户收钱了,每户三十元,少一个子儿都不行。你说村小学的房屋盖了不到十年,为什么要重建?既然重建是为了和邻村小学合并,那教室不够为什么还要合并?重建学校到底要多少钱?为什么要我们老百姓出钱?还有你以前读书的初中学校,原来的学校卖给曹菊,那20万是做什么用的?听说上级还拔了很大一笔钱,那钱又是做什么用的?”我妈越说越气,索性将正在切菜的刀把砧板上猛地一剁,怒气冲冲地望着我!
我无辜地说:“怎么这样瞪着我,我不过随便问问嘛,我还以为农业税全部取消了呢。”
我妈轻蔑地说:“不瞪你瞪谁,一提这事我就生气,你还哪壶不开提哪壶!难道读书真把你脑子读迂了!”
我最怕听她说我“读书把脑子读迂了”,赶忙把鱼把地上一扔,飞也似地逃回自己的房间。
气得我妈在后面大叫:“馋猫,回来杀鱼!”
我只好灰溜溜得又从屋内走出来。
今天正好是周未,海鸥回家看到桌上的鱼,笑得大大的眼晴都眯成了一条缝,不住地吸着鼻子。看到吃一顿鱼就让他这样高兴,我有些心酸。自我回家后,好多人看我的眼神怪怪的,话里话外含沙射影。但唯有海鸥,我亲爱的弟弟,他依然一如既往地爱我,那么地信赖与毫无保留。他越是这样,想起村人对我的指指点点,我越发感觉对不起他。我唯一能为他做的,就是赚足够的钱,让他去读大学,不要再走上打工这条路。
因为有了鱼,饭桌上的气氛明显活跃起来,我跟我妈说了“中兴”转租档口的事,我妈很高兴,但还是要求我:“去跟刘军说说,他也没有工作,要是你们也象丽娟二哥二嫂那样,刘军管进货你管卖衣服,那就更好了。”
我想想也是。过了几天,正好刘军约我到镇上逛街,这可是认识几个月以后,他第一次单独约我出去,我当然很高兴,也正好借机和他说说开服装店的事。他现在也没工作,开一个服装店马上就可以解决两个人的工作问题,我想他一定会高兴的。
镇上的街道除了一条并不宽敝的水泥路,其余还都是黄沙路。街道布局得倒还整洁,卖日用百货、卖农副产品、卖衣服、卖菜、小吃店等等都有专门的场所,摊位都很小,衣服的作用是保暖,并不时尚潮流。菜的价格也很便宜,几毛钱就可买一堆小青菜,却吃着放心。小吃店的门脸很小,店面也不整洁,但价格便宜,两块钱就可以吃得很饱。虽然所有这一切,并不象大城市那样繁华,但拥挤而热闹。行走在这热闹间,踩着坚定的土地,不时可以遇到熟悉的亲朋好友,一个个满面笑容地打着招呼,心里充实而满足。
我推着自行车,在人群中焦急地寻找着刘军的身影,恨不得早一点把开服装店的好消息告诉他。因为太过匆忙,自行车竟然不小心撞到一个卖香烟的小摊前。我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卖香烟的小贩抬起头,若有所思地望着我。这个小贩和我差不多年纪,穿着灰不溜秋的半旧夹克,脸色红黑,土头土脸的,一副标准的农村男青年形象。但他的脸却我感觉好面熟,蓦地,我脑海中很快闪现一张脸,惊喜地叫起来:“张大维!”
与此同时,他也“腾”地站起来,大喊一声:“杨海燕!”
我们同时笑起来,张大维初三时坐在我后排。别看他现在高高大大的,那个时候,他身材矮小,整天嘻皮笑脸,是班里数一数二的调皮鬼。他脑子极聪明,整天爱折腾什么发明,物理、化学常常满分,但英语从来不及格,平均下来,总分就只能在中游左右徘徊。有一段时间,他特别爱称自己为“老娘”。一个十五六男孩子,整天把自己称作“老娘”,听一两次还觉得有意思,次数多了,我就很不耐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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