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北京有所名牌大学，准备开设一个“阶级斗争系”，作为教育革命史上的一大壮举。其实这是见木不见林，小巫不见大巫。阶级斗争早就是一门全国性的普及专业，称之为“主课”，而且办学形式不拘一格，学习方法多种多样，学生年龄有老有少。平心而论，我们的千百万干部又有几位不是从这所专门学校培养、造就出来的，或者说是在这专门学校里严酷磨炼、痛苦反省、刻意自修过来的呢？
前些年，北京有位女首长，险些儿步吕雉、武则天、慈禧后尘登基当了皇帝。女首长在“批林批孔”前前后后，十分强调培养有棱有角的女接班人。她说：“你们男人有什么了不起？不就多了一条精虫？”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女首长恩泽施于四海，在各级三结合领导班子中体现出来。于是原公社书记李国香就升任为县委女书记。一个县委书记才多大一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设有数千个县市，各业各界这一级别的干部不下百十万。好些她这种年纪、学历的女同行，都当过地革委、省革委的大头头，名字常上电台广播，照片常登报纸呢。甚至有一位官拜副总理，在日本医学界朋友面前出过“李时珍同志从五七干校回来没有”的笑话呢。还不都是同一所专业学校培养、造就出来的？修的不都是同一门“主课”？革命的需要，能怪某一个人？李国香是因为没有进过紫禁城，所以谁也不能断定她就不是块副总理的材料。
不过话讲回来，李国香这些年来能够矮子上楼梯，也是颇为不容易的。几次大风大浪的历史转折关头，她都适应下来了，转变过来了。她已经正式结了婚，爱人是省里的一位“文化大革命”初期丧妻的中年有为的负责干部。他们暂时还分居着。李国香还想在基层锻炼两年，进步快些。“四人帮”倒台后，她在全县三级扩干大会上，对极左路线、帮派势力罪行的控诉、批判，使许多人落了泪。一个三十出头的女干部啊，公社女书记啊，竟然被揪了出来，黑牌加破鞋，投在五类分子、牛鬼蛇神的队伍里游街示众；在芙蓉河拱桥工地上搞重体力劳动，为了请求加三两糙米饭，在铜头皮带的威逼下不会跳“黑鬼舞”，就被勒令四脚走路，做狗爬……谁听了不怒火烧胸膛？丧尽天良的帮派体系黑爪牙们就是这样作践党的好干部、好女儿……当然，李国香的“左派整左派的误会”——帮派体系的“左”是打了引号的法西斯的极左，她的左是正统的革命的左，有着本质的不同。还有，李国香下令要用铁丝把新富农婆胡玉音的两只发育正常的乳房穿起来——这是对待当时的阶级敌人嘛，出于革命的义愤嘛，不能心慈手软嘛，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嘛。当然，这些她都不便在三级扩干会上控诉揭发。不值一提。跟“四人帮”帮派体系无关。而且在那种年头，谁又能没有一点过头的言论、过火的行为呢？连革命导师都是人，不是神，何况她李国香呢。她也是富有七情六欲的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后，县委常委分下工来，由她负责落实全县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右派分子改正，地富摘帽，改变成分。女同志总是细心些，适宜于做这项工作。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理所当然。为无辜死去的同志申张正义、恢复名誉，为存活下来的亲属子女安排生活、工作，义不容辞。一九五七年错划右派改正，这也不难理解，本来都是国家干部，讲了几句错话、写了点错文章也不是阶级敌人嘛，今后吸取教训、加强思想改造嘛，注意摆正和党组织的关系就行了嘛。搞“四化”，提倡科学文化，这些知识分子尚是可以利用之才，为何不用？
就是对于给农村的地、富摘帽，地富子女改变成分这一项，李国香怎么也想不通，接受不了。今后革命还有什么对象？拿谁来当活靶子、反面教员？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今后农村工作怎么搞？怎么在大会小会上做报告？讲些什么？阶级斗争是威力无穷的法宝啊，丢掉了这个法宝，就有如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丢失了手里的拐杖。难道真的到了四十几岁，在政治运动的大课堂里学到的一套套经验、办法，浑身的解数，过时了？报废了？还得像小学生那样去从头学起，去面壁苦吟，绞尽脑汁，苦思苦熬地啃书本，钻研农业技术，学习经济管理？对于这个问题，她连想都不愿意想，毫无兴趣，并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一个隐隐约约的可怕的念头钻进了她的脑子里：变了，修了，复辟了。她白天若无其事，不动声色，晚上却犯了睡觉磨牙齿的毛病，格格响。
李国香是从自身的经历、地位、利益来看待问题的。地委副书记兼县委第一书记杨民高，明察秋毫，及时发现了外甥女的不健康的思想动向，危险苗头。在一个深夜，做了一次高屋建瓴式的谈话：
“怎么？对党的路线、政策怀疑了？动摇了？这次就转不过弯来了？不行啊！根据我们党的路线斗争历来的教训，适应不了每次伟大的战略性转变的干部，必然为党、为时代所淘汰。这种例子，这种人，你还见少了？县委分工你主管落实政策，你不能个人意气，不能以个人感情代替党的政策，任何时候都要服从党的决议。我们是下级，是细胞，不是心脏、大脑。就是万一将来又说错了，也是错在心脏、大脑。我们离心脏、大脑远着哪。我们只是执行问题，责任不在我们。关于地富摘帽及其子女改变成分的问题，叫摘就摘，叫改就改嘛。万一将来又叫戴，就再给戴嘛。过去叫抓，是革命的需要。今天叫放，也是革命的需要嘛。我们生是党组织的人，死是党组织的鬼嘛……”
舅舅就是舅舅，水平就是水平。对斗争规律烂熟于心。只有学会了在政治湖泊里游泳的人，才有这种自由。要不然，舅舅怎能当上地委副书记兼县委第一书记？李国香就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还没有赢得这种自由，还是个“三成生、七成熟”的干部。所以她还只是个县委副书记。但她终归会完全成熟的，会学得一手在政治湖泊里自由游泳的好本领。
杨民高书记对李国香同志这次没能敏捷、及时地跟上形势、服从路线的转变，感到懊恼、担心。不识时务，不辨风向的死脑筋！作为上级，加上骨肉情分，他想得比较远，考虑也颇周全：县委机关里，对外甥女和王秋赦的暧昧关系，近来又有些风言风语。小李子和省里的丈夫继续分居下去，也不是长策。应当跟省里那位“外甥女婿”把利弊摆摆，上下一齐活动，通过组织部门先把小李子再提一下，调到省里去算个正处级。今后再到地、县来检查指导工作，见官大三级，何乐而不为？杨民高书记把自己这意思委婉地（因有个组织原则问题）和外甥女透了透，外甥女心有灵犀一点通，顿然领悟。
第二天一早上班，李国香从县公安局呈报上来的大叠等待批复的冤假错案里，首先抽出《关于一九五七年错划右派、在押犯人秦书田的改正材料》和《关于一九六四年错划新富农胡玉音的平反报告》两份呈文来。她觉得这两份材料沉甸甸的，像两块铅板，拿着十分吃力。她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迟疑不决。她转动着手里的铅笔，铅笔也很沉，像一根金属棒。力鼎千钧、断人生死的笔啊，为什么有时大气磅礴、字走龙蛇，有时却枯竭虚弱、万分艰涩？
摆弄了半天，李国香也没有批出一个字来。她决定先给芙蓉镇革委会王秋赦挂个电话，通个气。
“什么？给他们平反、改正？”谁想王秋赦这宝贝一听电话，就冲着话筒气汹汹地直叫喊，“我想不通！想不通！你们上头变一变，我们下边乱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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