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门山潜溪寺前，韩谦身穿素服袖手而立，眺望伊川河冰雪覆盖。
郭荣、冯缭、温暮桥、周惮、韩东虎、顾骞、朱珏忠、雷九渊、陈由桐、陈昆、沈鹏、郭却、王辙以及文瑞临等人站在他的身边。
数百侍卫骑兵身穿青黑色战甲，守卫潜溪寺内外。
虽然已经进入二月，江南已是早春时节，但河洛天气稍稍缓和了三五天，陡然间又寒风吹朔，滴水成冰，大雪犹纷纷扬扬，似为一代雄主朱裕的辞世而天地变色。
韩谦秘密进入洛阳城已经有十天，但其时朱裕已经陷入弥离，一直到五日之前才回光返照、清醒过来。
朱裕坚持身前就行禅让之礼，使雷九渊、顾骞、朱珏忠、荆浩等将吏在洛阳城中尊立韩谦为国主，而非他身故之后使韩谦在他柩前继位；朱裕也特地将自己降封武威公，降封朱贞诸子为侯。
而在快速完成禅让之礼后，朱裕又与韩谦乘车马游伊川河，停于潜溪寺，于昨日凌晨时分溘然辞世。
虽说照朱裕的遗愿，将他的灵柩停于潜溪寺，不举办大丧，但韩谦还以天子大丧之礼、谥朱裕为大梁武皇帝，他与诸将吏皆穿大丧素服。
初战淅川城下，初识江汉之畔，再见巢湖水岸，皆是匆匆，伊川河踏冰而行，得聚三日，但心间依旧怅然，韩谦这一刻心里也禁不住想，要是当初在龟山之中答应朱裕的邀请，此间的山河又将是何等的情景？
“君上……”
顾骞追随朱裕逾二十年，从壮志之年到两鬓生满华发，看着正值壮年的朱裕溘然辞世，他的心情比谁都不好受，但强敌环伺，与楚廷又有决裂之忧，此际绝非沉湎悲戚之时，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新奉之国主立时做出决断。
给降封宁北侯朱贞报丧的信使，昨日已经出发，双龙沟栈道赶往华阳、商洛，但朱贞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愿不愿意遵照朱裕的遗诏前来洛阳觐见新的国主，还是未知之数。
人心是最难揣测的。
虽然顾骞自幼教授朱贞蒙学、经义，但朱贞心里对其父朱裕如此安排，到底有没有怨恨，或者说即便有怨恨但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是顾骞乃至他的外祖父陈由桐，此时都无法预料的。
甚至朱裕身前坚持将朱贞留在商洛、不召回洛阳，以及坚持要韩谦北上之前，就派嫡系兵马进驻商洛，也是防备自己的儿子朱贞会有可能成为禅让的障碍。
顾骞不怀疑韩谦的胸怀以及善待朱氏宗室的诚意，但倘若朱贞坚决不接受这样的结果，韩谦必然也要用武力解除朱贞的兵权，确保关中南翼商洛一线保持平稳的过渡，不发生大的变故。
蒙兀人、东梁军肯定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再次举兵进攻河洛，而金陵诸人会不会接受这样的现实，会不会趁蒙兀人、东梁军大举进攻河洛之机出兵收复河西，此时也是未知数。
此外，遣使前往梁州及蜀中见李知诰、王邕，能否成功说服李知诰、王邕，也是最终决定金陵动向的主要因素，但这时候也还是未知数。
顾骞以及冯缭等人最初一度想着建议暂缓禅让甚至秘不发丧，想着以便能拖延三四个月的时间，但事实上乌素大石、萧衣卿并不是那么好欺骗的。
甚至在韩谦发出动员令，着孔熙荣在邓均两州大举扩编，以及周惮、冯宣等人率棠邑军精锐，走嵩南栈道进入河洛之际，占据雍州的蒙兀兵马以及占据荥汴的东梁军就随之动员起来。
大量的粮秣、精壮分作两路，一路从太原、上党、河中往雍州集结，一路从河朔、青淄、徐泗等地往汴荥、孟州集结。
此外，也有明确的消息证实萧衣卿此前已经进入雍州城，并频频派使者赶往岐州，秘密会见赵孟吉、王孝先二人，不排除赵孟吉、王孝先二人会先率部进攻商洛或华州、潼关。
除了南线各势力的紧急联络、谈判，除了河洛两翼的战事亟需安排，除了梁国故有将吏的人心慌乱亟需安抚外，还有一件事也需要马上做出决定。
十数万军民从汴京撤出之后，大梁已失国都，而短时间内也没有夺回汴京的希望，目前迫切需要确定新的国都所在。
之前数日，韩谦皆与朱裕在一起畅谈古往今来，顾骞、雷九渊他们与随韩谦北上洛阳的冯缭、郭荣、温暮桥、周惮等人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
洛阳除了三面环敌之外，朱裕身前也没有明确要将洛阳定为国都的意思。
而贾鲁河、沙颍河洪水滔滔，虎牢关以东的荥阳城还在东梁敌军的控制之下，河洛地区与许汝等地，仅仅依靠险陡、狭窄的嵩南栈道联络，大股人马与大宗物资的通过，都极其不便。
这诸多限制，决定着洛阳并不适合作为新的国都所在。
而即便不去考虑金陵诸人的感受，此时作为棠邑制置府的东湖（历阳）又太过偏南侧了一些——事实上河朔剧变之后，棠邑的军事重心全面北移，这两年韩谦留在历阳的时间都占不到三分之一。
考虑到河洛与棠邑的融合进程，考虑到楚廷可能会有的强烈反应，兼之考虑到要同时抵御蒙兀人及东梁军，顾骞、雷九渊与郭荣、冯缭等人私下讨论许久，都觉得新都定于寿春，更适合兼顾南北。
韩谦或许暂时还需要亲自留在洛阳督军，但中枢机构必须要立即在新都运转起来——还有一点，就是从汴京南撤的军民中，大部分乃是将吏家小、亲族，即便说得难听，将这些家小、亲族作为人质，迁到淮河以南的寿春安置，至少短时间内能保证守御河洛的六万梁军将卒的人心稳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投敌事件发生。
“定都寿春吗？”
听顾骞说及定都之事，韩谦喃喃自语，站在潜溪寺前眺望北面的川河冰雪。
他们所站的位置，距离洛阳城南城门仅十二里，甚至能眺望到从洛阳城西侧往西北而去、最后经偃师、巩县境内汇入禹河、此时为冰雪覆盖的河道。
韩谦半晌之后，缓缓说道，
“洛阳形胜，天下之中，北依黄河，南望嵩岳，西出崤山，东走虎牢，伊洛清波，邙山苍茫，我得之而不居之，不仅是暴殄天物，也有负朱裕兄对我的厚望——这个问题，你们都不要坚持了，我与朱裕兄这数日也有过讨论。虽然定都洛阳，暂时会有很大的困难要克服，但定都于此，除了我要向天下表明抵御胡虏，恢复大梁故土、河朔汉服的心志外，还有诸多我们所不能忽视的优势所在，也能最大限度的消弱金陵的敌意……”
这些年韩谦也是苦读地志史学，对天下雄镇之地的形胜地略，也都了熟于心，此时也是款款与众人说来。
两千前，西周代商，为控制东邑，于嵩岳之北、洛水河畔建造王城与成周城，是洛阳建城立都之始；周平王元年东迁洛邑，开启东周世代；秦庄襄王元年在洛阳置三川郡；汉王元年项羽封申阳为河南王，居洛阳；汉高祖五年，初都洛阳，后迁长安，改三川郡为河南郡；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定都洛阳，改洛阳为雒阳，更河南郡为河南尹，而到汉永和五年，河南尹便统计有户二十万八千四百八十六，有口一百零一万零八百二十七。
黄初元年，魏文帝曹丕定都洛阳，变雒阳为洛阳；泰始元年，西晋代魏，仍以洛阳为都；太和十八年，孝文帝迁都洛阳。
隋开皇元年，在洛阳置东京尚书省；大业元年，隋炀帝迁都洛阳。
前朝自高宗始仍以洛阳为都，称东都；天宝年间，改东都为东京；武则天光宅元年，改东都为神都。
前朝末年，洛阳毁于战火，民十不存一，而待朱裕初封洛阳，十年经营，梁重新设置河南府，辖河南、洛阳、偃师、卢氏、桃林、熊耳、渑池、新安、巩、伊川、嵩南、阳城等十三县，人丁繁盛之际，一度再度坐拥近百万丁口。
经历这几年的战事摧残，但并入华州、潼关等地，河洛之地除驻军之外，犹有七十万人丁。
除了人丁繁盛之外，地处黄河中游以及位于淆、嵩、邙、熊耳、伏牛诸山脉之间的河洛盆地，可耕种居住面积广达四千余平方里。
盆地内南北高，中间低，略呈槽形。北部为邙山黄土丘陵，中部是伊、洛河冲积平原，南部为万安山低山丘陵和山前洪积冲积坡地，土地肥沃，气候温暖，物产丰茂，能保证有足够的粮食产出，亦繁衍出如此密集的人口。
而四周相对封闭的地形，不仅有利于军事防卫，同时四周地形又是从高岭到低山再到平原呈三级地形缓降分布，其间溪河纵横，而水量充沛且落差均匀。
在有更选进的动力源之前，想要发展初级工业体系，离不开大规模可利用的水力资源。
韩谦早年将东湖作为棠邑重心打造，即便收复淮西之后，犹没有将制置府迁往地势更平坦、四周拥有更多农耕粮田的巢州城。
这除了东湖除了造堤围湖能开垦大量的粮田以及城市发展用地外，更主要的还是东湖南临须濡山、北据青苍山，沿坡修造堰坝，能开发大量的水力资源可供发生初级工业所用。
这是纯粹平原地区在新的动力源大规模推广之前，所不具备的优势。
这也是将定都洛阳，比定都寿春不容忽视的一个优势条件。
淆、嵩、邙、熊耳、伏牛诸岳，煤铁储藏也极丰裕。
虽说数年战事，令河洛农耕及匠工生产破坏极大，甚至大量的匠工都被梁师雄虏走，但诸多工坊的基础还在，韩谦只需要从淮西、叙州等地抽调数千成熟的匠师、匠工过来，就能很快恢复河洛地区早年在朱裕手里就初成规模的工造体系。
而事实上，第一批随韩谦北上的人马里，就有两千人马规模的匠师营，囊括目前棠邑所有工造类别的工师、匠师以及一部分从历阳学堂提前结业的学子，都可以随时安排下去……
新都定于洛阳，也是朱裕的遗愿，只可惜之前梁军残破，河洛诸城新陷，他便病入膏肓，还没有机会着手安排诸多事。
至于如何在即便爆发的战事之余安定人心、军心，韩谦也与朱裕身前这最后几日有过讨论。
他并不觉得将从汴京南撤的十数万民众进一步南迁到寿春为质，就真能安定住人心。
河洛与棠邑要全面融合，韩谦这些年在棠邑全面且深入推行的新制，与梁国旧制截然不同，这是谁都无法忽视的事实。
朱裕身前能众人迎立韩谦为新主，理法之事变得不甚重要。
而梁高祖朱温早年就是流民军将领出身，他与麾下将吏初期就极敌视清流士族，当年在白马驿，除大诛前朝宗室子弟，前朝士族也是人头滚滚落地，才会萧衣卿等衣冠士族北逃附胡。
顾骞、陈由桐、荆浩、荆振、陈昆以及韩元齐等人的出身都不高，并没有形成极其顽固的旧有理法观念，这点跟江淮，特别是江东的地方势力有着极大的区别。
废除奴婢贱籍，但允许雇佣役婢，以及废除嫡庶之制，当前也不会直接冲击到大梁将臣现有的利益。
当前河洛风雨飘摇不定，地方势力甚至都不愿子弟入仕，因此对废除恩荫之制以及新的取仕、将官升授之制，也不甚在意。
然而涉及到土地，却是绕不开的问题。
这不仅是河洛地方势力的根本，也是棠邑新制与梁国旧制的根本区别所在。
顾骞、陈由桐、荆浩、荆振、陈昆等一大批人，包括沈鹏、文瑞临、赵慈等承天司的悍吏以及早年编入玄甲都、之后遍布大梁禁军的武官将领，作为嫡系，大多数人都主要是朱裕经营河洛时期追随其左右的。
他们即便有相当多的人在后期，举家迁入汴京，但家族都还扎根在河洛，可以说是河洛地方势力的代表。
他们作为梁国的新贵，出身不高，但受千百年来根植于人心深处的思想影响，求田问舍几成本能；而梁高祖朱温在世，更多时候也都以田宅赏赐有功将吏。
朱裕登基继位后，即便认识到棠邑新制优势，但忙于南征北战，一时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点。
除了顾骞、陈由桐、荆浩、陈昆等家在河洛地区都占有大量的田宅，乃是河洛的土地新贵外，以韩元齐为首的蔡州军将吏，则又与蔡汝及颍陈等州的地方新贵势力纠缠极深。
清丈田亩、摊丁入亩等事反倒好执行。
这两年为筹措军资及赈济灾民的粮谷，朱裕对河洛、颍蔡等地不得不加征极高的田赋丁税，对田亩的清算就极严格，照棠邑的相关新政执行，甚至会使得地方新贵势力所承受的赋税有所减轻。
最大的问题是棠邑的限田令以及军卒配田。
目前棠邑诸州县，旧有的地方势力几乎都被摧毁——洗向杨等叙州大姓早期也在彻底的军事失败后，就被韩谦彻底拆散掉，洗寻樵、冯璋等人都顺理成章的接受了新政；棠邑军中，无论基层武官胥史还是中高级将臣，限田标准与普通军卒一样，按户占田都不得超过三十亩。
照这个标准，梁军之中队率一级的基层武官，可能大多数人都要超了。
早年梁军照首级功授勋赐田，这决定以军功提拔上来的基层武官，仅军功赐田直接成为中小地主，更不要说后期几成本能的兼并，更不要说梁军之中的中高级将吏了。
即便不说从龙拥立之功，韩谦要依托顾骞、荆浩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弟、族人以及各级武官将领守御河洛、抵御胡虏，依托他们推进两军的融合，甚至要让新制在河洛地区扎根下去，就不能直接而粗暴的剥夺他们已有的、并且已经经营一两代人的田宅。
然而，韩谦早年在组织赤山军时，曾宣称要使天下人耕者有其地、居者有其屋，这也是韩谦这些年在叙州、在淮西推动新制的根本，也是棠邑军战斗力的保障。
梁军现有的八万疲弱兵卒，一部分是奴婢以及无地贫民出身、被地方势力推出来以充兵役、徭役的乡兵，一部分是家小从汴京南逃、已失立足之地的原大梁禁军将卒。
可以说梁军现有的八万疲弱将卒，其家小绝大多数在河洛等地都无立足之地。
而连续多年的苦战，以及当前恶劣的形势，叫这些疲弱之卒士气低沉。
韩谦暂时可以不去管河洛境内的中下层贫民，甚至新旧制统一的事情都可以暂时做一些妥协，但要在当前这么复杂及凶险的局面下，将梁军现有的将卒战斗力及士气激扬起来，也必然要在河洛及蔡汝等地，拿出大量的田地分配给梁军将卒家小耕种。
面对这样的矛盾，韩谦思虑再三，也只有赎买之策能行，而且是先从梁军高级将吏那里进行赎买。
当然，韩谦现在是拿不出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缗的钱物去赎买这些田宅的，他能拿出来的，只有他私人在工造局、叙州官钱局以及赤山会所占的一部分股数。
此外，山泽之利及盐铁茶酒榷卖，传统上是隶属于内廷的私产，这使得朱裕早前在河洛等地所开采的矿场以及建成的工坊，也都归属官办。
韩谦也计划将这些以及这两年将计划兴建的矿场、工坊都折成股数，用以赎买梁军高级将吏及家族手里的耕地，先行分配给梁军最底层的无地兵卒。
国都定于洛阳，并从高级将吏及家旋手里赎买耕地，分配给梁军底层将卒，并使梁军底层将卒扎根于河洛，这不仅有利于安定将卒之心，也要避免河洛乃至蔡许等州的地方势力心思不定、首鼠两端，也就此解决梁军将吏对新旧制融合的猜疑。
听韩谦说及这些，顾骞、朱珏忠、陈由桐、荆浩、陈昆等人皆深表赞同，不得不承认韩谦的考虑，要比他们更深入。
棠邑以工矿之利，夺江淮近半积余，以及这些年乔陈等与韩氏有姻亲关系的宣歙世族，也都主要是以入股官钱局的形式，融入棠邑，他们心里都是清楚的。
顾骞等人很清楚当前的局势有多危急，也清楚一旦地失人亡，什么都将化为泡影、乌有，他们这样的人物，怎么自然不会这些事情上纠结太多？
他们甚至也知道朱裕在世时就曾考虑直接征没一两百万的亩田宅，用以安置将卒家小，而朱裕不会考虑赎卖，也没有条件去搞什么赎买，只会利用他在军中的威信，直接压制反对的声音推行此策；他们甚至对此也是支持的。
熬过眼前的难关，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他们数人有这样的认识，并不代表河洛之间所有的梁国新贵势力以及整个中下层将吏群体都有这样的觉悟，更不代表河洛间心思不定的其他地方势力，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
韩谦在梁军将卒以及河洛地方势力之中，暂时显然是没有朱裕的声望跟威势，他们相信现在韩谦提出赎买、定都、配田诸策，能较好的解决很多问题。
他们相信据此能更好的说服家人、族人，更好的去安抚部属以及地方势力担忧以及躁动的心思，避免更大的混乱发生。
当然了，十数万军民，包括顾骞等人的家小亲族，从汴京成功撤出，就是三个月之前发生的事情，再薄情寡义，也很少有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彻底忘却棠邑不遗余力出手相援的恩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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